反腐聚焦党内“拉帮结派”

许春华

“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是2014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更严肃警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即立山头、搞宗派，就是编织圈子。其必然的结果，是“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污染政治生态，出现严重腐败，且往往是串案窝案，乃至“塌方式腐败”，“总有一天会出事”。

随着令计划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中央媒体对于党内“拉帮结派”现象的批判进入一个相当密集的阶段，其具体指向也十分明确。

大圈子和小圈子

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在现实中，往往都是以圈子的形式出现的。他们不会说自己立了个山头，是在搞宗派，然而，圈子却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当“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的人与“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的“有的领导干部”一拍即合时，腐败圈子“应运而生”。于是，便出现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一段时期以来，最触目惊心的便是已被强力拆毁的落马“大老虎”所编织的圈子。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往往缘于不同的因由，有同系统的，有同籍贯的，也有同学校的……

周永康被宣布开除党籍时，涉及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徐才厚案被移送司法后，军委领导也强调要彻底肃清徐才厚案的“组织”影响。目前中纪委宣布，周永康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通过媒体的披露，我们可以看到，“当家的”“大老虎”执掌哪个领域哪个地方，圈子便编织到哪里。圈里的人，要么踵其脚迹“转战”各地，要么“留守阵地”成其“桩脚”，当然，即便是“留守”，“当家的”对他们的“照拂”依旧是“无远弗届”。

2014年6月20日，令计划二哥令政策落马次日，新华社网文便毫不隐讳地称“有的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结成‘家族贪腐，互相庇护；有的人借籍贯，助自己升迁”，这两年的“山西剿腐记”中，已清晰可见“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12月10日，被判无期徒刑的刘铁男的“上位”，也被曝“得力”于这个圈子。

中央巡视组2014年巡视就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这种现象。多个巡视组均毫不留情指出，“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河北），“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一些领导干部一度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四川），“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广西）……凡此种种，就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

“剿腐”前的山西官场可谓典型。在中央纪委官网多次“批量”发布该省官员落马的消息中可以发现，太原、吕梁等地属于“重灾区”，这些地方，恰恰是多名落马省委常委主政过的。杜善学、聂春玉和白云三人都曾任职吕梁，他们落马后，当地包括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在内的多达12名市级官员应声落马；其他市县受到查处的不少官员，也多出自落马的省级官员此前主政过的地方。

新年打落的“首虎”、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同样如此。他也被媒体曝光一面想方设法进入大圈子，另一面又在当地与下属厅官编织小圈子。此前的谷俊山亦如是。

圈子“板结”成利益集团

编织圈子，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的就是人身依附。圈子内，上下级关系变成“当家的”与“门客、门宦、门附”的关系，“当家的”犹如“大树”，通过权力“触角”庇荫一众“门客、门宦、门附”，后者企望的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即上对下“关爱有加”、“义薄云天”，下对上“投怀送抱”、“忠心耿耿”。

当然，他们也会信奉“同荣共进”，出了问题，便订立攻守同盟，百般庇护，而对圈外人则极力排挤，甚至残酷打压。

如果到了这一步，圈子便“板结”成利益集团。

这种圈子里的“同进共荣”最显著地表现在选人用人上，实质则是“当家人”对“门客、门宦、门附”的利益输送，一方面这是“当家人”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或预投“期权”，冀望退下来后能继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势和一呼百应的地位，一方面又由“同荣共进”而使圈子的整体权势逐日“坐大”、地位“水涨船高”，从而攫取更大的个人和圈子利益。

中央组织部的调研印证了这一点。发表在2014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关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调研报告》指出，某些地方潜规则盛行，“有的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上搞相互照应；有的为所谓的‘聚人脉、‘拢人心，在选人用人上讲圈子、搞山头；有的为‘留后路，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

刘志军2003年3月走马上任便迫不及待网罗“人马”，拉拢、提拔了不少部属，并将他们安插到重要岗位。张曙光此前甚至已因犯事受到处理并被“发配”地方，刘志军不仅不正视问题，竟在年把时间里带病提拔，三迁其职，并在同年高调任命其为运输局局长兼副总工程师，使其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一众“兵丁”为其效劳，便于自己在铁路系统成为“土皇帝”。

这种以潜规则进行的选人用人，必然是助长歪风邪气，出现“逆淘汰”，更甚者，是出现所谓的“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等于进了班子”的怪现象。这种种，暴露出来的就是被污染了的政治生态，导致那些正派能干、清正廉洁的优秀人才被冷落被压制，寻圈子、混圈子的人得到提拔重用。

党内的这种山头和宗派，一旦形成和固化，便表现出顽固的独立性，致使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政令不畅。尤其是，那些企望以大圈子来藤蔓相连，网罗起“门客、门宦、门附”乃至“兵丁”，并以他们“报答恩惠”来获得“赤胆忠心”的“当家的”，其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目的就是在党内立起自己的山头，拉出自己的派系，然后自恃“能量”巨大，目空一切，甚至分庭抗礼。这就极大地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这是从政治上说的。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万变不离其宗”，还为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所以，除了党内“拉帮结派”，还往往会齐头并进地编织政商圈子，一些不法商人成为“座上宾”。中央巡视组也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一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一边“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黑龙江），“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江苏）。

政商之间，也是利益输送。比如，山西的聂春玉和杜善学这批人，通过所谓的资源整合、煤企改革，向张新明、邢利斌们实施利益输送，而后者在暴富后又成为聂春玉、杜善学们的“金主”，提供“金弹”，使前者能够进入更大的圈子，成为更大“山头”中的一座座“小山头”、更大派系中的一个个“小头目”。

如此，便出现“恶性循环”。有了“金主”的“后援”，这批人在党内立山头、拉宗派的“动静”便会闹腾得越发凶险。

拆毁圈子，“再使风俗淳”

中央纪委这两年采取“分围合击”，一个个大圈子、小圈子都土崩瓦解。这是最终的结局，也确实是必然的。

我们党深知传统社会的勾朋结党危害无穷，因此，始终坚决反对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延安整风运动，破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便是其中的主要目的。延安整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也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建国后，立山头、搞宗派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复活”，邓小平对此也严肃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他们既要“猎夺”政治利益，享权势、固地位，又要“围猎”经济利益，就是既想在政治上立起山头，拉起一派，又想以此聚敛财富，成为政治、经济“双豪门”。一言蔽之，谋的是个人和圈子的私利最大化。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当前，就是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敢于亮剑，打“虎”擒王、灭“蝇”扫群，强力拆毁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圈子，弘扬正派的官场风气，建立起德才兼备、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能够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同时建立起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体系，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从而铲除滋生腐败圈子的土壤。

当然，说到底，山头、圈子和团伙，无论垒得多高、编得多大、结得多多，终究属于“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侠客岛”回眸历史时说得好，“王敦、王恺、桓温、庾亮等人，搞腐败的搞腐败，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变的搞政变，祸国殃民，下场自然也惨”。观诸现实，那些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帮的，不是都“总有一天会出事”了吗？不是终究会“害死人”吗？因为“一荣俱荣”必定昙花一现，结局终将是“一损俱损”，“只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只有“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铲除山头和宗派，摈绝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才能净化和纯洁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营造出良好政治生态，“再使风俗淳”，实现清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