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散文为诗歌加冕

刘金祥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经典哲学著作中写道：“天才之投生在某个时代，恰似彗星的运转窜进卫星的轨道，它的路线是完全不规则的。所以，天才不能参与那些只存在于眼前的、呆板的行政俗务;天才又像濒死的大将，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随身武器投向敌阵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投向遥远的将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恃才傲物的天才，其散文集《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也是一部“投向遥远的将来”的精湛完美之作。

作为一位声名“仅次于普希金”的俄罗斯伟大诗人，布罗茨基一生宗奉“语言高于一切”的艺术理念，始终倡导在文学艺术殿堂上，“诗歌占据着比散文更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如果一位诗人坠入散文的领地，无疑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艺术降格和审美退步，如同“疾驰变成了慢跑”。但正是这位对散文持不屑和贬抑态度的著名诗人，却写就了堪称经典的散文著作《小于一》，享誉二十世纪的一代诗歌大师以食言的形式放下傲慢的身姿。即便如此，布罗茨基在其中依然秉持诗人的情怀和气质，追求语言的纯度和文字的精致，将诗艺和音韵嵌入散文文本，使这部散文集在很大程度上呈具诗歌的品貌和器相。换言之，作者把散文当作诗歌来写，旨在以散文拱卫诗歌的尊严，意欲用散文为诗歌加冕。在这部口碑甚佳的文集中，散文的核心——精神性的连贯和稳定让位给了诗的核心——情绪性的统摄和跳跃，以致于阅读布罗茨基书中的行文表述，明显地感觉到一些篇章在某处甚至是关键部位出现了豁口乃至断裂，行文与前述在逻辑上毫不搭界，这不由不使得笔者联想到在诺贝尔奖的讲台上，布罗茨基发表的那篇文思不畅、前后矛盾的演讲稿。（看来他的诗歌意识、诗歌情结、诗歌思维几乎覆盖了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本，自己却浑然不觉并洋洋自得：“一个诗人无需求助于散文家，而散文家却能从诗人那里学到很多技巧和策略。”）

布罗茨基的祖国——俄罗斯是一个盛产诗人的国度，这主要得益于承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载体——俄语。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索绪尔在各自专著中均做过如下大体表述：俄语富于形态变化，每个句子里的词汇一般可以随意调整语序，特别是其密集的音韵和节律为创作诗歌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文集中，布罗茨基也坦承了俄语的另一特点：“语言（俄语）自身对矛盾性的认可为他们带来了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正是俄语的生成结构和运作肌理，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俄罗斯是一个善于抒情的民族，是一个善于用诗歌表达内心世界的民族，这个民族越是磨砺淬炼自己的语言，就越容易诞生更多更优秀的诗人。布罗茨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街头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作品有《悼约翰·邓》、《韵文与诗》、《山丘和其他》、《诗集》、《悼约翰·邓及其他》和《荒野中的停留》。从1965年起，布罗茨基的诗选陆续在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出版;流亡客居美国期间，布罗茨基又以十多种语言出版了选集，其中尤以《诗选》和《言语的一部分》影响最大。布罗茨基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1987年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成为继法国作家加缪之后，荣膺该世界性文学大奖的最年轻的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诗人，他与那套体制、那个时代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隙和龃龉，以致于二十四岁那年以“不劳而获的社会主义寄生虫”定罪，先是被捕入狱后被流放改造，经过众多文学艺术家的多次呼吁和反复请求，苏联政府被迫将其释放但驱离本土。无论是在狭小肮脏的监狱还是在苍凉空寂的流放地，布罗茨基倍罹专制的折磨和高压的摧残，在这本散文集中，布罗茨基表达了对集权的憎恶与愤懑（例如《论独裁》一文），但并未明显流露出对西方民主的褒扬和激赏，而是敏锐地洞察着西方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扼杀，本能地警觉着流亡作家的尴尬处境，原因也许很简单，许多流亡作家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发现摆脱压制之后自己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吊诡的现象遂成为该书中《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一文的写作初衷。笔者认为布罗茨基这种理性思考能力是很多流亡作家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布罗茨基比他们更睿智更伟大的原因之一。作为流亡者的布罗茨基，在流亡地和祖国之间寻找平衡点，在美学与伦理学之间寻觅中介点，这个平衡点和中介点就是他的母语——俄语，“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苏珊·桑塔格语），俄语“就像缠绕灵魂的旧日云朵”，不断地在布罗茨基的心头萦绕和盘桓，用俄语创作诗歌成为他人生的全部，这不是厄运而是宿命。布罗茨基曾直言自己的英语诗歌充其量是二流作品，是把玩游戏之作。他没有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诗人，是由于他察觉到英语与俄语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他认为英语是一种分析式语言，而俄语则是一种感性语言，谁熟练运用这两种语言，谁就会产生发疯似的感觉：“诗人，我重复一遍，是语言存在的手段，或者如伟大的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他固执地强调自己用英语创作诗歌很难达到俄语诗歌的水准，但是他用英语撰写的散文反而成就了他作家的名望，而这些散文又被西方文学评论家们看作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赓续，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

强大的诗人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在此过程中表达出对社会对生活对艺术的独到见解。深谙俄罗斯文学精髓、兼容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布罗茨基，在长期诗歌创作中孕育出纵横捭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历史想象力点绘出的每一篇散文都是一场充满激情的盛大演出。荣膺全美图书评论奖的《小于一》涵纳了两类散文随笔作品，一类属于文学批评，主要是诗歌批评，其中包括四篇专业性颇强的诗歌文本解读;另一类则主要由萍踪追忆、历史感怀和政治述评等回忆性文章组成——作这种内容上的甄别和划分仅仅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深层次而言，也许这种甄别和划分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一位卓越诗人来说，自身精神成长史的价值更为重要，无论是他的阅读感受、社会经历和政治经验，最终熔合而成的均是他精神自传的一部分。或许是受益于俄罗斯伟大诗歌传统的提醒和告诫，布罗茨基对展露个人痛苦没有多大兴致，而且认为这是不得体不合时宜的。因此，收录于书中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写得既克制又内敛，既冷静又平和，作者似乎像一个外科医生，运用解剖、观察、缝合尸体的方式来处理写作素材，从容练达，不动声色，如撒盐于水中，化有形于无形。尤其是书中大部分回忆文章表面上都被涂抹上一重客观而沉稳的语调，仿佛是在与彼得堡阴沉的天空遥相呼应，是在对单调乏味、万马齐喑的过往历史的深彻摹写。但正如一座冰山所包蕴的热能远远超出一丛燃烧的火柴一样，笔者更愿意相信，布罗茨基只是不愿把这些文章的基调置于较低的情感燃点之下——疾言厉色的抨击或自怨自艾的感伤，这与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也许毫不相干甚至南辕北辙。岁月，唯有岁月的流逝，和岁月流逝中的生命或许才是这些散文真正蕴涵的要义。书中几乎所有追缅性的文章都以非线性、复调式结构演进，在其中倏然闪动的陈年旧事，被置放在时间的河床上，作者和读者获得了一种临空鸟瞰的幻觉，好像在语言的变换和滑翔之间，岁月流逝的频率和剂量真的被调整了。而与这种主题内蕴相契合的是，在轻盈从容的叙述之下，诗人沉郁、敏感、细腻、饱满的抒情特质袒露无余。“你记忆的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在书的结尾，布罗茨基坦承，他所写的回忆性文章大都带有挽歌的色彩。如果联想到布罗茨基从1972年被遣送出国到1996年英年早逝，有生之年就再未返回故土，那么所有关于彼得堡关于故国的一切，无论是物象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都成为无法再现的过眼云烟，遂使这本书氤氲着凄凉和悲怆的气息。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这是布罗茨基终生恪奉的艺术信条，也是这本书中的阐释、评论和叙述的逻辑归宿。事实上，这本文集可以由布罗茨基的诗歌作品取代，因为作者从一开始就似乎接受并发展着这样一种审美对应关系，即散文只是对于诗歌中词与词之间所蕴涵之意义空间的拓展和补充，而这种拓展和补充的技术原则表现为厘定词语“为什么是这样”和“如何这样”。例如，书中的《文明的孩子》（评曼德尔施塔姆）、《哀泣的缪斯》（评阿赫玛托娃）、《诗人与散文》（评茨维塔耶娃）、《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四篇诗论，论述的都是布罗茨基青睐有加的前辈，其中前三位是苏联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尤其是阿赫玛托娃曾经是布罗茨基的密友兼导师，他们在文化血脉上与布罗茨基构成一种天然联系;而奥登则是布罗茨基推崇备至的英美诗人，他在布罗茨基亡命沦落美国时对其提供过实质性的关照和帮助。这四篇诗论总体上从“诗人之死”这一概念切入，陆续进驻每位诗人的诗歌腹地，深度探讨和精辟解析了词语与诗艺的微妙关系：“主题和概念，不管他们重要与否，都只是材料，如同词语，而它们总是在那里。”如果说对于词语与诗艺关系的分析，使布罗茨基的诗歌至上论获取了语言学的学理支撑，那么其关于四位诗人诗歌音韵音色的解读，则将其诗歌主张建立在一定的语音学基础之上。在阐释阿赫玛托娃诗歌的音乐性时，布罗茨基这样写道：“她的乐器法对她的主题产生的效果，类似于某个习惯于被迫面对墙壁的人，突然被迫面对地平线”，这句话似乎给人一种被某段交响乐震撼的感觉。在评骘曼德尔斯塔姆诗歌的音色时，布罗茨基指出：“回声的存在，是任何好音响的首要特征，而曼德尔施塔姆无非是为他的前辈们建造一个大穹顶罢了”，这仿佛赋予诗歌一种哥特建筑般的立体感。在揭橥茨维塔耶娃诗歌的音律时，布罗茨基如此表述：“她的声音极具特色，她的语言几乎总是在高八度音的另一端开始，以最高的音域，最上的极限，之后你可以设想的就只能是下降，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是稳定。然而，她声音的音质是如此悲剧性，以至它确保永远有某种上升感，不管那声音持续多久”，这段深远淹博、晓畅明快的文字将读者引入“云深不见千岩秀，水涨初闻万壑流”的审美境域。布罗茨基不厌其烦地对上述诗人诗歌中的声音、声响、韵律进行细致描摹和恰切回应，不遗余力地恪守“诗歌的音步本身是丝毫不能被替代的各种精神的尺度”的偏执观点，这是由于他一直坚信伦理学是附丽于美学的，但请读者诸君注意，在这里布罗茨基并未将伦理学和美学割裂开来，他虽然知晓象征派诗学的原理，但是对于象征派耽于形式游戏的通病他也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声音、声响、韵律的辨别和对于善恶的探讨构成《小于一》诗论文章飞翔的双翼，它们大都在不同的纸页上展开，却不期然地构成诗论文章的底色。当然，对于伦理学和美学实现终极的精巧结合或相互融入，布罗茨基绝不会放弃那份与生俱来的恒久期待，正如其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的精彩论述：“文学语言学会了呼吸抽象概念的稀薄空气，而抽象概念则获得了语音学和道德感的躯壳。”在一部散文集里，布罗茨基为建构自己的诗学理论，密集地铺陈着精彩绝伦的片段，一方面使我们目睹了这一伟大的诗人散文构成的阅读加速度，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切身感受到构成布罗茨基散文语言的正是他的诗歌语言。为了驳斥和回击对“诗歌是最高语言形式”这一命题的质疑和否定，布罗茨基在《在但丁的阴影下》一文中起笔切题，直抒胸臆，要“成为一个诗人，就意味着要与那些伟大的阴影辩论，也许这个过程中阴影足够巨大，把我们全都遮挡，也许我们能够打破阴影的诅咒，突围而出，但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与伟大的阴影搏斗”。作为虔诚的诗歌布道者，布罗茨基以敏感如发丝般的分析构筑着自己的诗学理论，以深邃而灵动的剖解审视他所关注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诗人，清理了各种以“主义”、“思潮”、“理论”、“方法”命名的陈词滥调，发出了超越世俗意义和形而上学界面上的声音，使其诗歌批评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美誉。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著名文学评论家J·M·库切曾经这样评价布罗茨基：曼德尔斯塔姆、哈代和布罗茨基论及的其他诗人们应该感到十分荣幸，因为他们绝对想象不到会有这样一位“更铁杆、更专注、不乏创造性的优秀读者”。谈论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可能不把他本人牵扯进来，就像昆德拉所说，诗人所写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与布罗茨基所持的诗歌是最高文体的观点相反，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一书中则完全扮演一个反诗主义者的角色，他几乎把所有诗人和诗的基础——抒情性“诋毁”和“痛骂”了一遍，这位斯拉夫小老头以小说家的身份，用小说的形式，对包括布罗茨基在内的自视甚高的诗人们给予了痛彻而有力的反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同样沦落异国他乡，昆德拉却没有布罗茨基那么幸运，就在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87年，昆德拉也首次进入了瑞典皇家学院诺奖评委的视野。从1987的布罗茨基到1997的达里奥·福，这十年时间里，真正有资格有实力与昆德拉文学成就相比肩的，恐怕也只有被昆德拉一再讥讽和嘲笑的布罗茨基了，至于在这期间诺奖评委们为何考虑其他人选，以致迄今也未把诺奖桂冠戴在昆德拉头上，这需要另文专述。

读书涵养着一个人的品格和境界，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正如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所说：“在我们种群的历史上，在智慧的历史上，书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性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智慧的用处，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读书对于提升我国国民整体素质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如果对这一时期我国文学阅读史进行粗略划分，大致可以划出四个不同阶段，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阅读诗歌的时代，九十年代是阅读散文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初期是阅读小说的时代，而后就进入快餐式功利性的多元化阅读时代。当互联网衍生出自媒体之后，阅读变得随意化碎片化粗鄙化，仔细阅读一本书成为一种文化奢侈。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小于一》作为一部谈论诗歌和叙述往事的小众作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竟然印刷四次，产生出乎意料的大众效应，这就需要从这部书的内在价值上寻找答案。该书的译者、香港著名诗人黄灿然先生在此书的“译后记”中写道：“布罗茨基这本《小于一》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随笔集，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批评家的随笔集。任何读者都可从这本书中获得很多东西，不仅可作为文学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参照系，而且可作为一个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写作的斤两。至少，受到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还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这可省去我们很多时间。”以这段话为视角和标尺来反观和裁量书中的篇什和内容，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时光发酵和冶炼的文字，能够复原一个伟大的灵魂，能够释放一种正面的能量，能够帮助读者在喧嚣纷扰的社会中清理杂乱的心绪、建立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说过：“当社会历史现象伸展到写作领域后，就产生一种介于政治家和思想者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形象，从后者获得了观念传播者的角色。”布罗茨基通过创作散文集《小于一》，成为池田大作设想中的“新型作者”。作为布罗茨基秘响旁通的思考档案，作为他行无辙迹的心绪承载，为读者奉献了启沃心智的精神食粮，为作家提供了怡养心性的思想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