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对政府能力的更高要求

杨雪冬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再一次提出，在新一年的工作中，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下放权力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还强调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过程主要面临四个问题：

首先，一些官员对于如此激烈的权力配置调整认识不统一，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基于政绩竞争的激励机制，官员队伍也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更多显性的成绩，也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就有更大的权力行使自主空间。将权力下放给市场、社会以及下级，既是在削弱自己掌握的权力，也在改变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各项工作的方式。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在速度还是幅度上都超出了一些官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能力，滋生了观望等待、不作为的情绪和心态。

其次，权力下放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还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被具体化、明显化，造成了各类管制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典型的就是食品卫生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这种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的部门化格局造成了简政放权的不系统、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掣肘，你放我不放，先放后不放，看单项很美，看整体很凌乱。

第三，权力下放中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下放权力，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就近就便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和市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但是权力下放到最后的环节，往往会产生阻滞，或者是地方由于多轮机构改革，没有了明确的承接主体，或者是地方部门条件有限、能力不足，难以行使好下放的权力，或者是上级担心顾虑延迟下放权力，或者是相关信息的发布不及时、不透明、不普遍。当然，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还是相关部门的能力问题。

第四，权力下放中的能力建设。李克强是将简政放权与放管结合合在一起强调的，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事，必须接得住、管得好，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社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因为它们是国家职能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的末梢。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在权责下放的同时，也要辅以财政权力的下放，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不仅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组织的资金问题，还要加强人员的培训。

总之，在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简政放权是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个主体能动性的重要举措，对于各级政府职能定位、权力行使、能力建设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更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加工作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法治意识。这也是“大道至简”的深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