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需要“刮骨疗毒”

李强

2014年，虽然铁矿石价格巨幅下降而使钢铁行业利润率有所回升，也仅仅只有0.74%。2015年第一季度，在铁矿石、煤焦等冶金原料价格深幅探底的有利市场环境里，反而出现了全行业总体亏损。深层次問题开始显现，减产升级迫在眉睫。根据过往经验，立足当今现实，“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应该成为我国钢铁产业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减产升级、实现产业再造以迎接“工业4.0”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低水平问题逐一凸显

在过去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大潮中，国有、民营钢铁企业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快速扩张，满足了经济建设的增长需求。但由于全国性项目集中审批机制失灵，一些重要钢铁项目久拖难批，有些地区钢铁产业布局偏少，有些则野蛮生产，产业分布错位严重。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各类建设处于饱和状态的华北地区钢铁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华北地区生产的钢材被迫面对传统远距离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的新难题，外销不畅加剧了产地市场的竞争难度。而之前困于没有足够钢铁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近年来钢铁基地建设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地区已经实现区域自足甚至局部过剩。如新疆在2014年出现了钢铁产量增速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阶段性严重过剩态势，不少新疆钢铁企业只好返回内地争夺市场。

继2012年出现钢铁企业养猪求生的新闻后，2013年全国钢铁行业销售利润率进一步降至0.4%。2014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出现了30年来首次下降，同比下降3.4%至7.38亿吨。据权威机构统计，我国粗钢产能已增长至11.6亿吨，产能闲置率高达30%。

近十年来，我国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大多数民营钢铁企业投资者主要着眼于中低端的钢坯、建材、板材、管材等过度竞争领域。不少华北民营钢厂只能冶炼钢坯，品种非常单一，不能连铸连轧。围绕钢坯冶炼高炉的轧钢企业数量庞大，但各家的设备及技术都十分有限，大多数厂家只能轧制标准不高、品种单一的中低端卷板及建材。

随着我国钢铁产销矛盾越来越大，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竞相降价频繁上演，钢价从2008年顶峰下降近70%，企业亏损不断增多，行业利润越来越低。自2013年以来，海鑫、川威等钢铁企业陆续陷入破产危机。还有一部分钢铁企业借助当地政府的临时性补贴等支持，才暂时幸免极端事件出现。

面对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在资金、成本等多重压力下，一些钢铁企业长期忽视或压减环保支出，甚至面对环保高压政策铤而走险。京津地区周边近2亿吨粗钢产量释放的废水、废气、粉尘等污染物，恶化了华北地区的水源、空气生态环境，导致大范围雾霾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

需求增长拉动有限

人均粗钢产量达到600公斤后就将进入五至十年的粗钢产量峰值平台期，然后下降到500公斤左右的稳定周期。我国人均粗钢产量从1950年的1.1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601公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601公斤的骄人数字不仅远远高出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当期水平，也超过欧美整体1973年出现的人均粗钢590公斤峰值，立即引发了国内粗钢表观消费量的首次大幅下降。

尽管一些国家对中国钢材长期实行反倾销，我国2014年的钢材出口仍然出现了历史性井喷，同比增长50.5%，高达9378万吨。钢材出口量爆发式增长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为了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促进产业升级，避免贸易摩擦，我国已从今年开始全面取消了占钢材出口量超三分之一的含硼钢的出口退税。综合汇率等影响因素，2015年的钢材出口量或将减少10%左右。

鉴于投资与出口都已显露疲态，增长潜力不再巨大，政府已经把经济稳增长的着力重点放在了消费拉动这架马车上。第三产业增长十分迅速，却不能有效拉动粗钢消费增加，国民经济增长对钢材的消费强度正在不断降低。经分析统计，2014年的万元GDP钢材消费强度只有110公斤左右，比2007年的174公斤大幅下降60%。根据测算，2020年前后或将进一步降至50公斤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的新常态，各级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大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一直强调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刺激性政策措施。

占据钢材消费量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周期，这两年陆续出台的房地产松绑政策并未扭转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的房价还在不断下跌。高铁及地铁等轨道交通以及核电等电力设施的建设投资明显加大，但钢材在项目建设投资中的成本占比十分小。经测算，1000亿元的铁路投资大致只能带动350万吨的直接钢材需求，主要拉动的还是技术标准高的优质特殊钢和不锈钢。

我国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国策已使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多年大幅度下降，有条件放开“二胎”生育鼓励政策的效应微弱，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趋势已经显露，人口自然增长带动钢铁需求增长的预期正在逆转。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粗钢表观需求量还将面临快速下降的自然推力。综合测算，我国粗钢产量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2020年前后进入以废钢冶炼为主的“废钢时代”，粗钢年产量也将逐步下降到6.5亿吨左右的合理规模。

减产升级迫在眉睫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2014年我国进口铁矿石9.33亿吨，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到78.5%。一方面是大量出口中低端钢材等初级产品，一方面是巨量进口铁矿、煤炭等初级原料以及高强中厚宽带、特厚板、汽车用热镀锌板等高技术、高质量的钢材品种。粗放型高速增长的我国钢铁产业遭遇了“未把利润留下却把污染留下”的尴尬。

我国钢铁产业已经到了必须进刮骨疗毒式减产升级的新时期，减产是近期首要阶段目标，升级是长期生存发展需要。目前看来，首先应立即关停环保意识淡漠、环保设施不全的钢铁企业，其次需要全面推行连铸连轧等先进生产工艺，分阶段加快淘汰750m3以下的冶炼高炉，同时应鼓励设备工艺先进、坚持技术创新、产能转移海外的钢铁企业发展升级。

尽管减产升级已经成为全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对钢铁集中产地，在经济形势不佳、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钢铁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没有多少推动企业减产升级的实在动力。鉴于钢铁企业对不少地区在经济、就业等方方面面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依赖钢铁企业的区域亟须配套完善的综合性的外来推力，才能真正出现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的坚实行动。

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国现有钢铁企业需要新增环保投资1000亿元左右才能达到新《环保法》要求，一些前期环保投入欠账过多的企业将不得不被市场推力淘汰。不少上市银行压缩了对钢铁产业的信贷规模，信贷资金流向改变将加速钢铁企业的减产升级行动。唐山市通过修改鼓励产业目录等方式，积极引导钢铁企业进行“非钢产业”转型，中国民生投资等民营企业已经看到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商机，并进行战略性布局。

新的《环保法》已经颁布实施超过100天，环保部也已约谈了五位市长，在临沂等地起到了明显的震慑作用。关停行动虽然在一些地方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最终能够坚持多久是摆在各方面前的现实客观难题。关停、改造、升级等措施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还涉及人员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各种棘手问题，需要科学的系统化的组合性配套方案才能逐一化解。

目前，不少钢铁企业立足内部挖潛，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设备升级改造，积极减产量、增质量。一些不锈钢企业实现了镍矿直接入炉冶炼的热装热送，以及后续工艺的连铸连轧。2013年以来，国家加大了支持钢铁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政策力度，河北钢铁集团已经开始谋划南非500万吨生产基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迅速推进，还会有更多钢铁企业将过剩产能转移海外。产能外移战略既可以顺应国内市场发展规律，规避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又可以拓展新兴海外大市场。

重视市场推力

我国对钢铁产业进行过多轮整顿和减产行动，之前采取的是“关、停、并、转”等方式强力推进，但总体效果却差强人意，一些计划和项目最后不了了之。回首分析，关键原因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作用。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经济形态及经济成分更加丰富多彩，钢铁产业涉及的经济因素和市场要素更加多种多样。沿用行政色彩浓郁的措施来推动减产升级，不仅成本非常高昂，而且容易重复过去的老路，最后或许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新一届中央政府注意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变化，大力推行简政放权，“能给市场做的要尽量还给市场”，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生产要素顺畅流通。我国钢铁产业的经济成分已经多样化，减产升级大变革不能再依赖行政措施。只有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把政策导向通过市场化手段传导为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压力倒逼下才能寻找研究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前瞻性举措。市场压力倒逼的改革推力，既可真正实现企业减产目标，又能充分赢得产业升级机遇，从而扎实推进全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为钢铁企业赢得未来的市场机遇打下坚实基础。

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定位不同，发挥作用各异，在经济层面无法互相越位代替。我国现有近3亿吨粗钢产能或因为落后或因为环保或因为市场都需要尽快淘汰，未来五至十年还有近2亿吨粗钢产能将在市场规律的推动下被陆续减除，减产与升级的压力同样巨大。

在惨烈的市场化减产升级过程中，不仅涉及企业投资方的利益得失，也关系到从业人员的生活生存，还影响到当地政府的经济收益。市场化推进的钢铁产业减产升级革命，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市场本身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或难题，还需要政府进行统筹协调甚至托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