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眺望新型大国关系

梁强

2012年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期间，首次提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之后在2013年加州庄园会晤、2014年奥巴马访华，以及今年8月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18日会见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时，习近平主席均重申中国致力于与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的标志性术语之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和政策实质，已成为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热点。9月22日～25日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无疑是对这一术语最生动鲜明的阐述。

尽管仍有人习惯性地怀疑，由于奥巴马16个月后即将离任，此次访美意义是否足够重大，成果能否延续等等，但两国主流舆论都相信，习近平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访美。2015年的中国和美国，与习近平之前6次访美（1985、1992、1993、2006、2012、2013）的时空背景都有着较大不同。

目前，中美年贸易额已达到550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量的1/5，是世界最大的一对国家性贸易伙伴。双方每年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已有数百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止核扩散、维护中东稳定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两国也有日趋深入的合作。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利益的聚合趋同使得双方已不可能进行冷战年代下的零和竞争，虽然说不上一荣俱荣，但一损俱损是肯定的。华盛顿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表示，中美关系正接近“关键转折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双边性质，对地区和全球局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中方则坚定认为，此访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这对夯实两国关系和新时期国际格局作用重大，其意义甚至不亚于1979年邓小平访美—那次访问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美国六成，并提出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具有全球视野、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构想。北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中美关系不必受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而要以我为主，采取主动。换句话说，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

根据已披露的行程，习近平访美首站将是离加拿大温哥华不远的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在这个波音、微软、星巴克、亚马逊等公司总部扎堆的西部港口城市，习近平将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另一个重要行程是借纽约宝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潘基文出席9月3日中国阅兵式后，习近平受邀于9月26日～28日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有机会重申中国在战后体制确立中的贡献，并展望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此外，中美在投资、金融、气候变化上深入沟通乃至达成重大协议也是可预期的。6月在华盛顿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就两国商谈了6年的相互投资协定做足了预案。10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举行新一届执董会会议，讨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问题。IMF已宣称，只要中国奉行灵活外汇政策，该问题将得到积极解决。12月巴黎将举行世界气候大会领导人会议，中美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必定会充分协调以确保会上取得对两国有利的成果。

分歧也依然存在。比如，中国近年来一直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包括美俄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以“保卫的责任”“人道主义干涉”“民族自治”等理由威胁到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网络安全、经济间谍、南海、人权等敏感问题上，相信双方将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争吵和分歧在所难免，但双方具有相互共同利益的领域，还是要大于充满分歧的领域。

许多人将互信问题界定为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然而，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是权势如何分享。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开始接受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承认中国是“经济总量世界”和“贸易世界”里和美国一样的大国，但对中方之后提出的“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观点却未有积极回应。换言之，奥巴马政府尚不愿将中国当作“战略世界”里的大国对待，无论是在中国身处的地区还是全球层面。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型”很好理解，其主要特征是相互尊重，互利合作，避免冲突和对峙。历史上以对抗方式争取平等强国地位的，多数以失败告终或是付出惨重代价。美国与英国和平的海上霸权转移，是在二战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英国为了生存不得不同意“潜艇换基地”的协议。中国愿意从中汲取教训和经验。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与西方研究美英关系時提出的“搭车”战略相通，即在不与首席大国发生强烈硬对抗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强国地位。这也与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确立，并经新一代领导人明确阐释的“两个百年”的大战略目标相符。其核心表征是富民，即从小康水平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将视野放得更远一些，1449年明英宗亲率50万大军讨伐蒙古瓦剌部失败，遭受“土木堡”之变后，中国对外安全战略总体的内向性已成为一项经久不变的传统。虽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屈辱时期，激发了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的强烈反弹，出现过诸如“两个拳头打人”等激进政策，但都是昙花一现，没有对本土防御这一安全战略的根脉形成冲击。未来除非再次遭到类似的重大安全挑战，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这一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安全战略传统做出根本改变。冷战后中国海外利益多次遭遇危机，最后都是选择了抗议、撤侨等保守应对方式，就是最好的注脚。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大战略共同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治国方略都是“国内第一”，外交进取性的增强，军事力量的提升，都是从属于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属于两个百年的大战略目标，从属于中国的安全战略传统的。

当年苏联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强国地位不可谓不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且竭力避免这一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对抗和危机引发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最终仍然失败，原因有很多，易于被人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和平共处”为幌子，而实质上实行与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人为隔绝。这也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为了利益争吵，要远好于因为恐惧而隔离。对美外交实务中，应该坚定地保持接触，敢于主动开放，使两国不仅在贸易和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在其他诸多事务中也形成更加紧密的相互缠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最佳的制度安排。只有利益共享和安全确保，才能实现权势的平等分享。

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平等和权力分享，而权势政治乃是西方500年国际关系的精髓，也是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解决权势冲突的唯一办法是划分势力范围，历史上欧洲各国有之，美苏亦有之。

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已明确，就是约束俄中这两个最有可能与美国单独分享全球权势的国家，使其满足于成为区域性大国。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等俄美冲突，体现的就是双方对冷战后俄国势力范围的不同认知。中国自1990年代就明确“周边是首要”。“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和实施，使周边上升为中国大战略的聚焦之地，表现在：中俄美大三角共同构建的国际战略安全，中国与地区强国印度、日本、韩国、印尼等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东海、南海的领土领水争议，朝鲜核武、中亚反恐、台海稳定等热点问题，以及历史上朝贡体系所遗留的当下中国仍可资利用的制度文化。“周边”现在不仅是“首要”，而且是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在敢于声张自己大国地位和权力的同时，中国也要对自身力量的限度有一个明确和清醒的认识，从而有一个在策略上大致模糊、但在战略上明白无误的周边界限。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就是经由“一带一路”标识出的泛欧亚大陆国家。在经济学家眼里，它们被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线，在地缘政治学家眼中则是陆疆和海疆两大块。

中美关系近些年的风波和动荡很大部分出自海疆，如朝鲜半岛、日本、南海。台海虽然保持相对平静和稳定，但一旦有乱危害更大。冷战后的两次台海危机就是例证。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解决，或者说以更加有利于中国态势处理的就是海疆问题。海疆问题现在更加突出，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陆疆所牵涉的边疆安全对中国总体发展的影响毫不逊色于海疆，在时长上也堪称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考验。由于中国几代领导人持续为之的审慎政策，陆疆争端大多宣告解决，剩下的中印边界争议也有稳控机制，区外大国即便有意挑事，也很难引着大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陆疆就可以马放南山。相反，中国应抓住这一历史上少有的机遇期，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扩大在陆疆方向上的实质性影响力。这些年的周边外交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谁都不能指望，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传统势力范围不仅体现在地域上，在领域上也是如此。以俄罗斯为例，它虽然不再具有向美国争取全球性平等地位的资格，但在前苏联独立国家组成的欧亚地区，在核武器主导的国际战略平衡领域，仍然与美国分享权势。

总之，在认识到全面、根本性地与美国分享權势将是一个漫长和异常艰苦任务的同时，中国也要积极争取在本地区和优势领域的平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