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难民危机

眼下迫近德國和东欧过境国的难民潮，严格来说并非一场孤立的欧洲或欧盟的难民危机，而是持续多年的大中东难民危机的外溢。尤其近4年多来，随着不少阿拉伯国家陷入混乱，该地区的流离失所者上升到逾千万之众，占比超过全球广义难民存量的1/5。这还不算已经定居化的近500万巴勒斯坦难民。

今年以来，有关难民问题的矛盾尖锐化，一大背景是“伊斯兰国”催生了更多难民，而土耳其、黎巴嫩、约旦接收难民的能力趋于饱和;有点钱的叙利亚难民遂从土耳其坐船偷渡到希腊，再北上穿过马其顿、塞尔维亚等非欧盟国家，与科索沃、阿富汗等地难民一道，试图混入欧盟“中转国”匈牙利（备选克罗地亚），之后再经奥地利到德国。但随着匈牙利加强边境管制，变数陡增。

这时候，9月2日库尔德难童尸体在土耳其海滩被发现，一下子戳中了全球舆论的泪点，勾起了德国人关于大量东德难民迂回从匈牙利逃往西德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乎上演了一周的“大开闸”以及随后无奈的反转剧。

现实表明，单纯从道义出发，按接待能力大小来分配难民数额，在主权国家之间很难行得通。政治诉求、经济盘算、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乃至距离远近，都会影响接收的规模和成效。以政治诉求为例，叙利亚内战初期，土耳其主动吸纳叙利亚难民，为的是瓦解巴沙尔政权;德国现在抢镜头，体现了它的大国雄心;冷战期间，西方不遗余力地安置上百万越战难民，为的是获取对抗苏联的道义基础;而对于二战前的犹太难民，由于事不关己，欧美国家就推三阻四。

对叙利亚难民来说，更大的人道灾难显然就发生在本国国内，而这最终要靠在叙境内建“安全区”来阻止。美国姗姗来迟的军事介入若能亡羊补牢，其意义应该不小于德国一时的大发善心。

实际上，免费午餐终究有限。当逃出战乱国的难民因再迁徙的边际成本低，而试图一劳永逸地奔向那些“难民友好国”时，舆论反转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有着100多万邻国打工者的南非，今年就爆发了排外骚乱。沙特甚至把穆斯林难民遣返回了索马里。就算是宽宏的德国社会，也存在着结构性的压抑。

追问难民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机理，可以超越公共讨论中“比惨”、“晒无情”的程式，而着力审视全球治理的失效环节，探究难民救援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