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叙利亚难民们

李明波

2015年6月16日，在与叙利亚接壤的土耳其阿克恰卡莱边境口岸，大批叙利亚难民拥入土耳其。

3岁叙利亚幼童艾兰·库尔迪被海浪冲上土耳其沙滩，红色T恤、蓝色短裤的小身躯躺在沙滩上，这一幕刺痛全世界公众的心。小艾兰的悲剧，结束了世界对难民危机的冷漠，短短几日，联合国难民署等各大机构收到大批捐款。德国、奥地利等难民的“心属国”也开放边界，允许更多难民入境。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逆转，欧盟国家从最初的“圣母”范儿，迅速转变成张皇失措的老地主范儿。实际上，早在小艾兰悲剧曝光前，欧盟国家在此次难民危机中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蜂拥而至的难民们已经远远超过欧洲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进入欧盟28国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达62.6萬人，创1992年前南斯拉夫内战以来的新高。今年，拥入欧洲的难民更多。按照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仅第一季度，欧洲新增18万难民，同比增长86%;第二季度，新增21万难民，环比增长15%。尽管第三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欧洲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欧盟在小艾兰悲剧后推出的短暂宽松政策，更多的难民正在进入欧洲。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今年8月底的数据，在疯狂拥入欧洲的难民潮中，约51%的人口和艾兰·库尔迪一样，都是来自叙利亚。根据2012年的人口估算，叙利亚人口约为2200万，不过在4年多的内战中，截至今年8月有约408万人逃离叙利亚，沦为国际难民。此外，叙国内还有约760万居民流离失所。

南风窗特约记者近期赴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实地采访，不仅深入了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营，还进入了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重镇科巴尼，那里不时面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袭击。记者在这期间接触了大量的叙利亚难民，了解到他们的悲惨境遇。对绝望的他们来说，国内战争漫漫无期，如果不选择逃亡，等待他们的可能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艾兰·库尔迪一家的遭遇，可说是典型的叙利亚难民—哪里没有战火，他们就逃往哪里，直到死神追上他们……库尔迪一家原住首都大马士革，2012年在混乱的内战中，父亲阿卜杜拉一度被误抓，获释后便举家迁往妻子的娘家科巴尼。因为当时位于土叙边界的科巴尼远离叙利亚的政治中心，战火一度距离这里很遥远。

2014年9月，“伊斯兰国”突然围攻科巴尼，试图打通从其“首都”拉卡到土耳其边境线的交通要道，以方便更多的外国圣战者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在长达4个多月的科巴尼保卫战中，原本数10万人口的科巴尼，绝大部分住户选择逃亡到一街之隔的土耳其境内，其中就包括小库尔迪一家，也包括南风窗特约记者遇到的热尔扎一家人。

今年4月，随着科巴尼的局势逐步稳定，9岁的热尔扎和家人从土耳其难民营回到科巴尼。不过，她已经完全不认得战争废墟中的科巴尼，她甚至找不到去爷爷家的路了。80岁的爷爷也下落不明。热尔扎向很多人打听，但大家也没办法帮她找到去爷爷家的路。科巴尼临时政府内政部长达德利告诉南风窗特约记者，4个多月的科巴尼保卫战导致城里80%的房屋被炸毁，接近一半完全被夷为平地，尤其是城东一带。热尔扎的爷爷家恰好处于这一带。去年9月战事爆发后，热尔扎和父母一起去土耳其逃难，爷爷因为行动不便留在了科巴尼。

热尔扎父亲说，因为他们是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故意刁难他们。当初他们从科巴尼申请进入土耳其躲避战火时，也曾被土耳其政府故意拖延时间。即便进入了难民营，他们也根本吃不饱饭，而且还只能睡帐篷。他们觉得难民营不如自己的家，于是返回了叙利亚家中。然而，热尔扎一家回到科巴尼只有两个月，“伊斯兰国”武装突然偷袭了科巴尼，在两天的交火中，近400名科巴尼人被打死。热尔扎的父亲事后向记者回忆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的袭击，埋伏在街角制高点的“伊斯兰国”狙击手向满街奔跑的平民开枪，他感到身处地狱般的无助……

战前生活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的热尔扎的父亲说：“这场袭击让我坚定了再次离开叙利亚的信念，这里真的不适合再呆下去了，逃难的生活再苦也比留在这里莫名其妙地死去好。”眼下，热尔扎一家第二次经过科巴尼对面的土耳其口岸，进入了土耳其难民营。

在叙利亚紧靠土耳其的边境小城科巴尼，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岁小女孩叫萨拉，她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尽管因为缺水已好多天没洗头洗澡，但她脸上的灰尘掩盖不住一脸稚气。萨拉的家，原本紧邻科巴尼市政府，父亲萨拉丁原来经营一家商店，家底殷实，然而猝不及防的战争让他们失去了一切。去年年底的科巴尼保卫战中，萨拉丁家的周边成为“伊斯兰国”与库尔德民兵的主战场之一。他的家一度被“伊斯兰国”改造成临时野战医院，因此，在美军几次对“伊斯兰国”据点的定点轰炸中，萨拉丁家的三层小楼被美军精确制导炸弹夷为平地。

萨拉丁一家如今只能暂住在郊区的弟弟家。小萨拉也只能在家里哄着1岁的妹妹，抱着她在断壁残垣中翻找一些破旧的布娃娃玩。萨拉已到了上学的年龄，但眼下家里没有人照看1岁的妹妹，只好让她在家里帮忙。萨拉丁将南风窗特约记者带到家里的厨房，粮缸里只剩下一点点豆子。他说，这些粮食恐怕只够一大家人吃一周了。记者问，一周之后吃什么？萨拉丁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2015年9月8日，在塞尔维亚与匈牙利边境一个叫做霍尔果斯（Horgos）的小镇，难民躲在丛林中，等待机会过境匈牙利的勒斯凯（Roszke）村，再乘火车北上，这是许多难民会选择的一条路线。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少有的农业生产大国。战争爆发前，叙利亚能够种植小麦、豆类、蔬菜等，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能出口创汇。不过2011年开始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改变了这一切，战争导致农业生产荒废，很多人只能靠吃陈粮过日子，陈粮终有吃光的一天，就像萨拉丁一家人经历的那样。

萨拉丁说，他们家已经很少吃蔬菜了，因为集市上出售的少量蔬菜几乎都是从土耳其走私来的，比战前贵了将近五六倍。尽管如此，一旦集市上有了走私来的蔬菜，当地人还是会一抢而光，毕竟吃饭是人活着的第一要务。萨拉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最近一年来他没有任何收入，全家人的开支只能靠过去的存款。不过叙利亚镑的汇率在黑市上暴跌，1美元就能兑换到250叙利亚镑。记者2011年在叙利亚采访时，1美元在黑市上只能兑换50叙镑左右。短短4年多的时间，叙镑贬值了80%。

萨拉丁说，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过去几年内战期间，叙利亚人的主食大饼价格变化不大。遵循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叙利亚政府，专门设立了“大饼部”，长期统一管理国内大饼价格。2011年，记者在大马士革采访时，1公斤大饼的价格约为0.6美元。2015年，在科巴尼，同样重量的大饼价格大约是0.9美元。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大饼价格的相对稳定，叙利亚政府承受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叙政府失去控制的代尔祖尔省，1公斤大饼的价格今年已经涨到了8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的是，萨拉丁家和热尔扎家的人，眼下都没有偷渡到欧洲的打算。原因只有一个：囊中羞涩。萨拉丁说，他打听过，从土耳其坐船去希腊，然后再经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最终到达德国的偷渡路线是最便宜的，大约每个人要向蛇头支付5000～6000欧元。他和弟弟两家12口人（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高），约需6～7万欧元，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有一组数字或许能说明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公署今年9月的数据显示，抵达欧洲的地中海难民中，71%是成年男性。

再次逃到土耳其的热尔扎一家人说，他们也没有钱偷渡去欧洲，现在只能呆在土耳其，过一天是一天了。像热尔扎一家人一样，逃亡到周边邻国的叙利亚难民占到了该国境外难民数的一大半，远超欧洲国家接纳的难民。

叙利亚难民危机最大的受害国，其实并不是欧盟国家，而是叙利亚的邻国们，尤其是黎巴嫩这个与叙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特殊关系的中东小国。叙利亚内战的外溢效应，已经导致该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教派冲突。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今年8月29日的数据，408万叙利亚人成为国际难民。根据2015年4月数据，在接纳叙利亚难民的国家中，最多的是土耳其（约213万），其次是黎巴嫩（约119万），第三是约旦（约63万）。

在此次难民危机中被外界赞扬的德国政府，其实只接收了10万多叙利亚难民（2015年3月数据）。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3国，都与叙利亚接壤，即便是在上述3国关闭边境后，依然有大量的难民偷渡进入。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态度。土耳其是叙利亚难民的最大接收国，最早的叙利亚难民营也是土耳其建立的。不过，这一切是建立在土耳其政府预判大马士革政权快速倒台的前提下。随着叙利亚内战的长期化，土政府对叙难民的态度也在改變。尤其是针对叙利亚库尔德难民，土政府一直比较敏感，担心会壮大反对土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力量。

此次欧洲难民危机，来源并不仅限于叙利亚。相反，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只占从地中海偷渡来的难民总数的51%。欧盟的统计显示，这次难民危机的来源国主要是中东地区的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非洲的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和冈比亚，欧洲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和马其顿，以及亚洲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一直有大量来自上述国家的难民不断拥入欧洲大陆，只不过叙利亚内战在短时间内加剧了难民危机的严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