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大国的制度自觉

谢奕秋

时下在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和文体界频获世界性奖项的氛围中，“大国如何炼成”这个经典之问又启人深思。大国之大，非国土、人口、经济、军事、科技等单一所指，而透着一种有容乃大的襟怀和垂范世界的气度。

大国之大，更是责任之大，需要承担为世界立规则、守规则的责任。为了防止决策偏误，需要秉持全方位开放的原则，从制度自觉的高度不断完善自己，进而谋求与其他大国尽可能多地达成一致，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大国们在得到中小国家支持的世界体系中自觉协作，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将因此平添助力。

大国之大，历史上的疆土攘夺、民族征服和融合是免不了的，美国也是这样—从当初大西洋西岸一长条，到横跨美洲大陆，再到消化阿拉斯加、夏威夷—如今濒临破产的波多黎各，还巴望着成为合众国第51州。虽然在列强当中，美国的“文明记录”较好，却也有驱杀印第安人、征用黑奴、向墨西哥和西班牙开战，以及殖民菲律宾等劣迹。

但时代总在进步，并淘洗那些“刻舟求剑”者。当那位写出《我的奋斗》的奥地利画匠在20世纪40年代追逐一种19世纪式的帝国蓝图，甚至为之打上日耳曼种族至上和排犹的反动印记，他以及第三帝国的必然失败，直到70年后的今天仍然适足充当大国争锋的反面教材。

帝国是典型的封闭型治理形态。哪怕大英帝国19世纪率先禁止奴隶贸易，后来又鼓励殖民地对外自由贸易，但它对“日不落”领地的孜孜追求，还是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嫉妒和跟风，最终不免与后起的德国两度兵戎相见，涂炭了无数生灵。直到二战后摘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开启非殖民化潮流的那一刻，联合王国才配称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

“瓜分殖民地”和“闭关锁国”自然是千夫所指，可是在某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上，针对列强的“开放”也未必优于保护主义的“封闭”。19世纪的美国，从门罗主义宣示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到“门户开放”诡称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机会平等”，历史又进步了多少呢？

这种“相对论”还可以延伸到国际组织领域。当战后东欧国家聚首“华约”和“经互会”旗下，它们在组织内部互相开放，对外则显示为集体封闭。而当冷战中期法国退出北约军事机构时，它在表面上孤立了，其实国际交往面更广了，并为构建“欧洲人的欧洲”预留了伏笔。今天英国犹豫要不要退出欧盟，也与全球化与欧洲化的方向之争有关，反映了开放的多层次性。

鉴于“开放”的相对性，所谓“开放型大国”应该是指面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开放的大国;其开放也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非法移民、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应予以限制外，各类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均不应受到本质上的歧视;进而言之，其社会形态应该是多孔性的，谙合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全球参照系下的“制度自觉”和领导人的理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君子自省、见贤思齐，而对于国家来说，“制度自觉”就是要不违世界潮流，在实践中反思与自我革新相关制度，同时自信地恪守其适用的部分。正如习近平所言，“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开放型大国往往足够制度自信，美国就抱着它那部220多年前的宪法不放，但在大萧条、麦卡锡主义、越战、伊战、金融危机等恶果出来后，美国上下也都反省了好一阵。而反省的充分与否，又与世界舆论的风向紧密关联。深度开放带来的制度自觉，有助于收敛霸权心态，不管是通过民主改选机制还是民主协商机制。

中国作为未来可能的头号经济体，争取国际社会认同的法宝正是“改革开放”。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既是一种对外承诺，也是一种制度自觉。问题是，13亿多人口的经济体量放在哪里，都会引起侧目。看着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而且国力节节上升，美国人的焦虑也很正常。这也是美国“进攻现实主义学说”奠基人米尔斯海默渲染“权力”决定论的一个背景。

不过，中国毕竟受儒家人本主义传统影响，更无意步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后尘，不太可能为了霸权而挑战美国。正如习近平2009年在接见墨西哥华侨时所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在最近的9·3阅兵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中美如何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念兹在兹的。去年7月在钓鱼台国宾馆，习近平主席当着多位美国政要的面强调：“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同年11月奥巴马来访时，习近平又郑重表示“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并特别提到“要构建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还宣示中方提出的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积极参与”。

上述思路如何内化为“制度自觉”？基辛格在新书《世界秩序》中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这其实比较难操作，笔者倒推崇郑永年的一个提法，即中国要克制自己，不和其他国家结成同盟。郑永年认为，一旦军事同盟形成，就会走上战争的不归路，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形式;历史上的重大战争，都是在两个同盟之间展开。中国应当坚持开放型的“伙伴”战略，而避免封闭型的结盟战略。

不管大国是否彼此惺惺相惜，都要提防“霸权的陷阱”，比如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或追求超越国际法的特权。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按IMF数据，去年美国GDP占全球22.5%（中国是13.4%），而在布什主义最嚣张的2001年，美国这个占比是31.8%（中国是4.2%）。相隔13年，美中的GDP占比之和，竟都是36%，也就是说两国此消彼长之外，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并未稍损，当初制约霸权的客观因素今天依然存在。

大国栽在小国身上，往往是因为低估了小国。在这个问题是，苏联和美国都有过深刻教训。1979年苏联贸然卷入阿富汗内战，在这个“中世纪的准国家”滞留了10年，最终因不堪游击滋扰而撤出。相对于美国后期输入的“毒刺”导弹，阿富汗的山地不适合苏军武器作战，对胜负影响更大。而当初，超级大国苏联何曾料到眼皮底下一个穷国会如此棘手？

从实践看，国际法保障大小国家主权平等，本身即是对大国的一种制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初的诞生，也是为了约束美国这样的海上强权，可惜美国到现在都没有签署这个条约。如果说小国因担心被制裁而敬畏国际法的话，美俄由于安理会特权或国内腾挪空间大，对国际法没那么重视也是事实，但“倚大卖大”就不对了。

相对于“小国欺负大国”，大国四面出击引发小国抱团的情况更为常见。小国间的联盟平时内部各持己见，似一盘散沙，可一旦就某个议题达成一致，则会变成足以吞没霸权的流沙坑。

即便像斐济、瓦努阿图这样的袖珍小国，也是一种不容忽略的地理-民族的别样存在，在依托于联大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中，会给大国决策带来有益的外部参考。至于中等国家，已有的G20机制还不能很好地照应到，它们自己也有组团的趋势，如韩国牵头的所谓“中等强国合作体”。这些都需要大国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