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恒星、流星、闪电或流萤……

霍俊明

2013年溽暑，北京郊区顺义。少有的清凉中，诗刊社常务副主编商震和我说到明年正好是“青春诗会”举办整整三十届。他说诗刊社要做出一些大举动，其中包括编一部诗选。两个白羊座的男人在夜色微曛中走过正在盛开的荷花池塘。我知道，这是重新进入和叙述诗歌史的一个开始。

被称为“诗坛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最初的名称是“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1982、1983、1984年三届诗会改名为“青年诗作者改稿会”。因为从第一届开始，与会者的诗作在诗刊发表时都是冠以“青春诗会”总题，所以这一名称被沿用下来。

经过数次讨论，最终正式确定了编选的“大政方针”。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搜集网罗《诗刊》每届的“青春诗会”专号了。最初我把希望寄托在诗刊社，结果商震的一席话让我瞠目结舌、大失所望。他抱怨诗刊社以前的老刊物都不知道被什么人弄到哪里去了。在从蓝野那里找了不多的几本刊物后，我想到了刘福春老师和我的恩师吴思敬先生。我回到家里翻天覆地，找了一些相关材料。

编选整整30届（1980—2014）的青春诗会诗选，从四五百个入选诗人中再次遴选出一部分诗人，其难度可想而知，甚至会因为为何张三入选、李四没有入选而得罪人。既然是诗选，没有办法，一切从严。和诗刊社反复商量、讨论数次之后，终于决定了入选名单。看着这些诗人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青春。在青春时期写诗是多么令人激动莫名的事情。想想我自己都快40岁了，每每梦中醒来不知今夕何夕，已是感慨莫名。

入选的诗作都以最初发表在《诗刊》上的为准，包括标点（标点对于现代诗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字句、分行、分节排列都保持了最初的样貌。我保留了这些诗作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这样更能突出这些诗产生的现场感和历史环境。如此一来，读者以及当年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就能直接进入到当年的诗歌现场了。其中刊印时的一些错字予以必要的纠正。

我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其中很多诗作尤其是一些长诗、组诗在后来都有程度不同的修改。这种修改不只是字词和标点上的，甚至有的修改到了重写、改写甚至完全颠覆的程度。也就是说，最初刊登在《诗刊》上的诗与后来的诗歌在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移甚至龃龉或分裂。这些“不成熟”的诗作成了这些诗人日后闭口不谈的的痛痒处。这些最初发表的诗作甚至有一部分从来没有再公开发表，也没有进入这些诗人后来自印或公开出版的诗集、诗选。有的诗人甚至公开否定自己早期的诗作，每当有人夸赞他早期的诗时他就会不客气地指出自己的重要作品是后来的和现在的。换言之，这些诗人掩盖了自己的诗歌成长史。这是否正如鲁迅深刻批评的：“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而“幼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集外集·序言》）我知道也理解这些诗人的初衷和苦衷，他们只是想让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更成熟。这自然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青春期的诗歌特有的自然、真实甚至未定型状态是“成年状态”的诗所不具备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诗人在一些场合批评、否定甚至谩骂“青春诗会”。但一个真正不把“青春诗会”当回事的人是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的，只有那些怀着各种复杂心理的人才会有此举动。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完满的，任何活动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批评，只要不掺杂私心、恶念和狺狺的攻讦即可。能够入选“青春诗会”的诗人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时期青年诗人写作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段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因为种种原因一些“不合格”诗人的进入。但总体而言，中国诗坛关于青年诗人的相关活动还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抵得上“青春诗会”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力。光看看那些至今仍然在闪耀的诗歌星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些“青春诗人”报以真诚的致敬。历史已经证明，其中有少数一部分极其优异的诗人成了诗坛的恒星，而有一部分成了流星——曾经璀璨耀目一时但终究黯淡、泯灭；又有一部分诗人好似闪电，曾经也闪耀过，但其过程更为短暂倏忽。也有的诗人类似于茫茫暗夜里的一个小小的流萤，尽管微弱但那些光是从躯体和灵魂中生发出来的。尽管他们在诗坛上写诗的时间不长，甚至有的参加了“青春诗会”却再无好诗面世，但是当时他们写下的诗仍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诗歌个性。这就足够了。

其中有的诗人已经离世，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顾城（1956-1993）、骆一禾（1961-1989）、赵伟（1947-2004）、刘希全（1962-2010）、大平（1960-2010）……

而当年诗刊社的一些编辑以及邀请到会的指导教师有的已经作古，那一个个名字仍然无比亲切，令人感佩又倍感心痛，臧克家（1905-2004）、艾青（1910-1996）、田间（1916-1985）、邹荻帆（1917-1995）、袁可嘉（1921-2008）、蔡其矫（1918-2007）、张志民（1926-1998）、雷抒雁（1942-2013）、王燕生（1934-2011）、韩作荣（1947-2013）、雷霆（1937-2012）。

1980年王小妮接到《诗刊》编辑雷霆的一封信，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一个诗会。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并影响深远的首届“青春诗会”。而无论是对于南方诗人还是对于王小妮、徐敬亚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的。在徐敬亚的积极争取下，他以青年评论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离开长春前往北京。临行前，曲有源等诗人专门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桥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1980年7月20日，徐敬亚和王小妮到达北京车站，这时徐敬亚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年25岁的王小妮兴奋莫名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笑容灿烂。对于王小妮和徐敬亚而言，天安门广场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地方”（王小妮语）。

当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梅绍静、才树莲、王小妮、徐敬亚等17位“青年”诗人在北京和北戴河享受到秋日般丰硕和喜悦阳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能预知到这次青年诗人以诗歌名义相聚的意义。参加诗会的除了江河、顾城等北京诗人外，其他的都住在当时虎坊路甲15号的《诗刊》社里。这些低矮的平房却使得80年代的先锋诗歌达到了一个后来难以企及的高峰。其中有些诗人当时已经不再年轻，正是曾经畸形动荡的年代才让这些人以“青春”和“诗歌”的名义寻找到了青春岁月的尾声和曾经一度饥渴的精神寻找。在诗刊社所在的大院平房里，当顾城神情紧张地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分给诗人们吃的时候，不会有人想到这个腼腆而固执于“童话世界”的诗人在1993年必将发生的黑色寒冷的人生悲剧。当这些青年诗人怀着对诗歌的忐忑和朝圣之情与诗歌编辑和成名老诗人们谈论或倾听的时候，当他们在夏天的燥热中在木板床上吱吱呀呀反侧难眠的时候，当他们在北京偏僻胡同的巨大洋槐下喝着啤酒翻看相互的手抄或自印的诗歌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羡慕这些被诗歌眷顾的年轻人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也许只有诗歌还能让那个时代刚刚找到自由气息的人们仍然怀有理想的冲动和怀有难忘而莫名的美好记忆。1980年代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诗会的居住、开会和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在那个时代，诗歌是最重要的，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纪念碑一样高耸被人敬畏的事物。那时《诗刊》主编严辰还住在虎坊路办公室，诗会时腾出四间平房居住。吃饭是在与当时诗刊社隔两道院墙的北京京剧院，自己买饭票菜票。诗会期间，北岛和芒克、杨炼的到访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炸弹般的反响。徐敬亚和王小妮、舒婷还参加了北岛等人组织的沙龙活动以及谢冕、吴思敬和孙绍振在《诗探索》创刊前召集的青年诗歌会议。

1980年代是一个诗歌自信的理想年代，正如徐敬亚当时用东北话大声嚷嚷的，“这时代足以产生最伟大的诗篇”。黄永玉在讲课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在诗会中流传最广，“我像一只火鸡一样，瓦片碴、碎玻璃、烟头都吃。古代的、外国的，能吃的都吃，消化不了的，拉出来。”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江河希望自己写出“史诗”，而如今他早已停止诗歌写作，旅居异国。江河的妻子蝌蚪在1987年3月的一个夜晚割腿部动脉自杀，死时只有34岁。张学梦在房门上贴上一个纸条，上写“诗人难产病房”。梁小斌正在为是向“祖国”还是“中国”说出“我的钥匙丢了”而苦恼。梁小斌2013年因病重住院，他在参加诗会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多么深刻的哲理，都要以孩子的感觉和语言来说出。实际上，我已长大成人。”而顾城却永远都没有长大成人，不管是在诗坛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长久地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

晚上屋内炎热，很多诗人就跑到陶然亭公园。清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在慈悲庵西部构建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为亭命名。这些青年人在东湖、西湖、南湖和沿岸的小山上乘凉谈诗。离他们不远处是长眠于此的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这里还有赛金花墓遗址。

第六届和第七届的“青春诗会”是公认的“黄金诗会”，其阵容、诗人的齐整和高水平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1986年9月，《诗刊》社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太原召开。会议期间于坚和韩东二人之间展开了一次对话，谈话中被更多谈论的是北岛和“朦胧诗”。对话开头于坚的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

1987年《诗刊》社第7届“青春诗会”在北戴河召开。此时，住在面朝大海的一个宾馆里参会的西川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自己的好友海子会在离这里不远处的一段铁轨上完成一个时代的诗歌悲剧。这一届诗会的阵容强大，其中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杨克、郭力家、程宝林、张子选都在后来的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雄伟、壮阔却又无比沧桑、荒凉的山海关开启了这些青年诗人诗歌的闸门。面对着北戴河海边不远处的玉米地和苹果树，有诗人高喊“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王家新、西川等这些被诗歌的火焰烧烤的青年却冲向大海。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高举双手大喊“满天都是墨水啊！”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此时年轻的诗人海子却孤独地在昌平写作！当他得知好友西川参加此次青春诗会时，他既为好友高兴又感到难以排遣的失落。王家新从北戴河回来后不久收到了骆一禾的诗学文章《美神》。对于那时骆一禾和海子以及南方一些诗人的长诗甚至“大诗”，王家新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敏锐的王家新也注意到，正是80年代特有的诗歌氛围和理想情怀使得写作“大诗”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精神趋向，“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我的八十年代》）

而更为刺激的是1988年夏天。当海子准备和骆一禾一同远游西藏的时候，骆一禾接到了第8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受邀的诗人还有海男、林雪、程小蓓、萧开愚、南野、童蔚、王黎明等）。海子不得不只身远游，那种孤独和落寞比1987年西川参会时更甚。设想，如果海子和骆一禾同时参加青春诗会，或者二人一同远游西藏，也许就不会有1989年春天的那场悲剧。当然也是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的疼痛与悲剧“成就”了这位诗人。

在第8届诗会期间，年轻诗人谈论最多的是骆一禾《辽阔胸怀》中的诗句——“人生有许多事情妨碍人之博大 / 又使人对生活感恩”。“骆一禾生活在大都市，其人与诗却无浮躁之气。所谓‘玩’文学是别人的事，而他却使人们听到了来自灵魂的声音。他的创作，正是一种人生通向一个精神的王国的历程。诗友们在讨论时说他的诗‘高贵’，而这种高贵恰恰出自一个人在面对生活、艺术和信仰时的那样一种敬畏。”（雷霆、北新：《“它来到我们的中间寻找骑手”》）

对于当下正在兴起的娱乐圈的“选秀”浪潮，也有人认为“青春诗会”只不过是官方刊物维护自己地位以及各地文学利益分果果、占座次的炒作和没有意义的噱头。我却不这么认为。当我们回顾整整三十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带有“异议”色彩的诗人以及风格迥异的诗人（什么“个体”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被“青春诗会”所容纳的，所以从评选标准来看还是比较多元的。当然这三十届也并非次次都如人意，而无论是《诗刊》编辑还是参与者都一定程度上对每次的评选结果有微词和不满之声。这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保证每次入选的都会成为大师级的毫无争议的人物。当然评选是有起码的标准的，由于对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一些诗人未能最终进入评选视野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原因。那么，可能会有人说你是否在为《诗刊》和“青春诗会”辩护？我想说的是确实近年来随着文学生态的日益功利化以及刊物内部的一些原因，使得有些年的“青春诗会”在公布名单时总会因为有些入选诗人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而引起争议之声。此大跌眼镜之举也确实显现出评选中各种因素渗入所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结果。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有微词和不满之声，当我们放眼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场，还是否会发现任何相类似的活动能够取代34年来“青春诗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切都将继续！而我们唯能继续做的就是应该让诗歌以自身的成色来说话，而不是靠其他。2012年8月，当谢冕先生作为第28届青春诗会的评委（邀请《诗刊》之外的著名批评家和诗人作为评委这是很少见的，这无疑也是对评选公正性的一个保证）出现在京郊的一个水波荡漾的院落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出做任何事都是需要良知和真诚的。

关于“青春诗会”以及此次编选诗选的感受真的是太多了。在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的状态下，我不停翻看那些老杂志，敲下隔着几十年时光的诗行，那种感受怎么形容呢？在北京连日来的极度雾霾中我更想念蓝天白云的日子。在人近中年的当口，我对“青春”这个久违的字眼和几百个“青春诗人”又该说些什么呢？只能说这些诗人是幸福的，他们的名字和诗歌会因为诗刊社以及“青年诗会”而永远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