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这样写？

黄燎宇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国著名的费舍尔出版社推出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以下简称《1913》），作者是资深文艺撰稿人弗洛里安·伊利斯。该书上市不到两个月就荣登堪称德国读书指南的《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随后又一直排行前五名。据德国《焦点》杂志统计，该书销量已过百万大关。

《1913》是一部按时间顺序编纂而成的年度新闻和故事集锦，由国际年度大事和欧美文化名人的年度逸事组成。前者与后者的篇幅约为三七开，可见《1913》首先是一部名人八卦。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尤其是德奥文化名人在此几乎悉数登场。这里有作家、学者、艺术家（当时知名的画家、雕刻家更是一个不少），如卡夫卡和卡尔·施密特，如柯克西卡和贝恩，如里尔克和托马斯·曼，如特拉克尔和格奥尔格，如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这里讲述了他们的情事和艳事：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如何给菲丽丝·鲍尔写一封又一封热得发烫却又神经兮兮的情书和求婚书，卡尔·施密特如何堕入情网，被来历不明的慕尼黑舞女所蒙骗，热恋阿尔玛·马勒的柯克西卡如何被爱情之火温暖，又如何受嫉妒之火炙烤，有鲜明德意志种族特征的贝恩和有明显的东方特色的犹太女诗人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如何“像一列德国快车和一列东方快车相向疾驰，撞得彼此血肉模糊、七扭八歪”，里尔克如何通过书信赢得女“粉丝”、女施主、女情人，又如何通过书信与她们进行周旋，等等。而且，不少爱情故事还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拉斯克-许勒、阿尔玛·马勒-韦费尔这三个天才的风流女性或者说坏女人（femme fatale）有关。与上述爱情故事相映成趣的，是黑塞、荣格、施尼茨勒、德布林、穆齐尔、凯特·柯勒惠支等人对婚姻的抵触、失望、无奈。

除了爱情和婚姻，《1913》还记录了其他的名人逸事，力图揭示人性的丰富和命运的无常。譬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成为爵士乐大师，是因为他在少不更事、调皮捣蛋的年代进了少管所（在此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绿原先生因为蒙冤入狱而学会了马克思的母语并成为德语翻译大师）。再如，现代音乐大师、十二音体系的发明者勋伯格对数字十三怀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在生活与创作中都刻意回避数字十三，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这种命运不得不令人长吁短叹。而读到下述逸事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结合作品的起源对作品的价值进行重新思考：斯宾格勒撰写《西方的没落》，多少与他个人的孤僻、悲观以及他对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过度象征化解读有关;亨利希·曼的《臣仆》旨在揭露德意志民族的劣根性，但是他写这本小说的原始冲动却来自他目睹威廉二世骑马路过菩提树下大街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据此我们可以追问他是否对名人崇拜做了过度阐释;柏林的批评大腕儿阿尔弗雷德·克尔对托马斯·曼其人其作一向大加挞伐，其根本原因却在于慕尼黑的名门闺秀卡佳·普林斯海姆嫁给了托马斯·曼而不是他;维也纳的批评霸主卡尔·克劳斯对韦费尔的诗歌从赞赏变为抨击，不是因为韦费尔的诗歌时好时坏，而是因为韦费尔讲卡尔·克劳斯的情人西多妮的坏话偶然传到他的耳朵里。

《1913》的中文版副标题是“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这表明，中文译者把握了该书的主旋律，看出该书讲的主要就是世纪初欧洲艺术圈和文人圈里的那些事。“浪荡子们”这几个字添加得非常传神、巧妙、贴切。但是我们不敢肯定中文版的副标题是否符合弗洛里安·伊利斯的心意。原因在于，尽管伊利斯是一位学艺术史出身的畅销书作家，尽管他深知他的德国读者对这些文化名人如何熟悉，如何好奇，深知他们如何喜欢高级花边，但他显然不想把他的书定格在欧洲文艺圈，更不希望人们把他的书视为文艺界八卦大全。他有更高的追求，更多的心思，更好的算盘。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1913》有绘制历史全景图的雄心壮志。我们看到，书中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家、阶层和领域，讲述的历史事件又杂又多，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社会万象。既搞新闻串串烧，又搞日记串串烧，轮番从飞鸟视角和锁眼儿视角看世界，由此描绘了一幅异常开阔、异常丰富而庞杂的年度历史图景。这样的图景，传记中没有，“专史”中没有，“通史”中也没有。《1913》无疑填补了一个市场空白。

其次，《1913》体现出作者的历史意识。该书试图让读者感受历史距离，看出时代和观念的变迁，看出我们与一九一三之间的确相隔一百年，所以它记录了一些令人恍如隔世的事情，如德国皇帝禁止现役军官跳探戈舞，如天主教会在福尔达召开主教会议讨论如何防止电影对青少年进行精神污染，如走投无路者如何报复社会。同样令今人不可思议的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可以身着便装、只身一人去度假胜地而不用担心有人将他认出来，德皇威廉二世不仅在一次狩猎中一人射杀了几百头野生动物，而且还想立碑纪念自己的精准枪法。

最后，《1913》有政治抱负，并且非常巧妙地搞了一点政治投机。它的标题就是如此—中国读者一般看不出来，欧洲读者则多半心领神会。对于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一九一三是一个惹眼的、能瞬间激活历史记忆的数字。看到一九一三，他们会联想到紧随其后的一九一四，会不由自主地去一九一三年寻找一九一四年的预兆。毕竟，一九一四年才是二十世纪最最重要的一年：这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炮火点燃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一战”的炮火同时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灭亡，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起埋下伏笔，德意志第三帝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则奠定了今天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而且，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如下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的第一场工业化、机械化、毒气化战争，创下人数逾千万的屠杀记录;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主宰地位，使非欧洲和非西欧大国如俄国、美国、日本迅速崛起;它使意识形态再度成为国际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立国之本的苏俄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仇视对象，后来的苏德战争及东西方冷战和局部热战都使人联想起久违的宗教战争或曰“唯心主义战争”，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如欧洲十八世纪的三十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列强的殖民战争都是缘于争霸和利益纷争，全都带有“唯物”特征。所以说，一九一四年才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分界线，才是近代历史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一九一四年远比一九零零年重要。

弗洛里安·伊利斯了解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了解欧洲读者尤其是德国读者的期待视阈，知道他们多半眼里看着一九一三心里想着一九一四，所以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一九一四年的历史—政治内涵，并因此大获成功。他不仅通过“世纪之夏”这一副标题来渲染燠热、焦躁、紧张的时代氛围（该书的英文译者看出其良苦用心，所以将副标题改为The Year Before the Storm—风暴来临的前一年），而且大讲几位世纪风云人物的年度活动与花边。所以，我们看到地下革命家斯大林从克拉科夫偷偷来到维也纳，然后偷偷回到俄罗斯，然后在圣彼得堡被捕，然后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看到斯大林如何跟列宁、跟托洛茨基互动，看到列宁致信高尔基谈论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与西欧革命的关系，我们还得知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与斯大林见过面，得知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日后都会吃斯大林的子弹。我们还听见希特勒发表“愤青”言论，听见他抱怨维也纳的捷克人怎么比布拉格多、维也纳的犹太人怎么比耶路撒冷多、维也纳的克罗地亚人比萨格勒布多。但除此之外，这几个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在一九一三年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或者崭露峥嵘的言行，我们也看不到刀光剑影，嗅不到血雨腥风。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些无关利害、无伤大雅的八卦和花边：列宁调侃斯大林是“格鲁吉亚帅哥”;斯大林在维也纳专心写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无论在维也纳还是慕尼黑，街头画家希特勒都过着规矩、简朴、接近苦行僧的生活（可惜书中没有明确交代希特勒是素食者）;风流倜傥的克罗地亚青年铁托在维也纳一边做试车员，一边做贵妇人的小情人等等。

对政治叙事和宏大叙事怀有期待的读者会觉得 《1913》虚张声势、虎头蛇尾。这一方面要归咎于作者在宣告短暂而可怕的二十世纪随着斯大林和希特勒在维也纳的出现而拉开序幕之后，并没有拿足够的材料来飨食读者。这些政治名人的故事和花边太少、太单薄，而且几乎全都集中在一九一三年的头两个月。如果和书中出现的文化名人相比，他们的确有些相形见绌。按理说，革命家、军事家、阴谋家的生活素材通常要比艺术家和学者丰富而精彩。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几位政治人物的年度生活本身就单调贫乏？还是因为作者敷衍了事或者力不从心？或者有其他考虑？另一方面，既然是“风暴来临的前一年”，这个一九一三年就应该布满“世界风云”乃至“战争风云”，就应该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在阅读《1913》的时候，我们很少见到这种场面，也几乎没有感觉到这种氛围。除了希特勒、布尔什维克和铁托的逸事和行踪，除了有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七月三日打响以及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年度军费开支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3.9%、4.8%的简短新闻，没有别的事情使人联想到一九一四年就要来到。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如何争霸，如何较量，如何磨刀霍霍，看不到各国的社会矛盾如何尖锐，民众如何焦虑不满，即便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也见不着卡珊德拉和社会地震仪—本来我们可以有这种期待。《1913》里所描写的作家、学者、艺术家，根本就不像生活在一九一四的前一年，不像生活在“灾难的前夜”。他们似乎个个都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世界和情感世界，都囿于小我和自己的小天地。对于逐渐逼近的一九一四，既没有清醒而理性的观察和预测，也没有来自直觉和本能的紧张和恐惧。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作者没有做事后孔明、没有做—用一个西式专业表达—面向过去的预言家的能力和意识？还是因为他信奉偶因论，不认为“一战”的爆发有其必然？或者他本来就想制造反差效果，就想揭示这些文化精英在灾难前夜的真实状态，就想把他们大难临头却浑然不觉的滑稽形象呈现给读者看？

如果我们拿通常对历史叙事和历史全景图的期待来衡量 《1913》，我们还会产生其他疑惑。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不多写点大国博弈如德意志帝国与英法俄的较量？为什么不写写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为什么不说说威廉帝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在干什么？这些人物和事件跟一九一四之间难道不是有更多的关联？交代西班牙人海梅·拉蒙·麦卡德·德尔里奥·埃尔南德斯出生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威利·勃兰特出生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这可以理解，因为前者奉斯大林之命刺杀了托洛茨基，后者通过其华沙之跪树立了一个忏悔民族的高大形象，可是，交代贝特霍尔德·拜兹、罗伯特·连布克、汉斯·费尔宾格生于一九一三年九月的依据是什么？他们是谁？还有，一九一三年的科学发明那么多，为什么单单提及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的合成？为什么要通报卓别林拍处女作 《谋生》每周可以拿一百五十美元的酬劳？为什么要说明“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保健格言产生于何时何地？它是如此的重要？其实，这十万个为什么都源于一个核心的问题：作者的选材依据是什么？他是否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否勾勒出“完整”的历史画面？不过，这既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吹毛求疵甚至不得要领的问题。因为：谁能通晓一年之内发生的天下事？谁能在五花八门、成千上万的历史事件中区分主次、区分偶然与必然？谁能看出它们彼此的关联、看出它们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洛里安·伊利斯也许做了一件最为聪明的事情，即承认历史是不解的迷思和谜团，承认历史图景必须私有化。有了这一认识，他自然海阔天空，自然免于问责。他既可以理直气壮地从其个人视角勾勒一九一三年历史全景图，也可以勾勒非个性化的、具有散点透视特征的历史图案，把自己信手拈来的或是捉摸不透的历史材料统统摆在读者面前，让高明的读者去寻找微言大义、寻找历史事件的横向和纵向关联。理论上，包括一九一三年在内的任何一个历史年份都存在无数的可能和无数的发现。

眼见《1913》大获成功，我们心里也可能蠢蠢欲动，自问写一本中国版的《1913》效果如何？蓦然回首，我们已错失良机。我们的一九一三，本来有的可写。但错过了中国版的《1913》，我们也许可以祈盼中国版的《1914》、 《1918》或者《1919》。但必须指出的是，写这么一部故事类历史年鉴，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不仅需要广阔的视野、翔实的资料、辛勤的付出，不仅需要叙事意识、叙事本领以及轻松幽默、深入浅出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要善于脚踏两只船，要一面向读者传达某种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乃至学术观，一面讲究留白艺术和字里行间，让读者去思考、去揣摩、去构建。同时，敏感的作家和学者还必须克服“影响的焦虑”—

谁让他弗洛里安·伊利斯做了撰写故事类历史年鉴的第一人！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德]弗洛里安·伊利斯著，续文译，译林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