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有害健康”：运动、观念与政治

刘文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纸烟引起肺癌和其他心血管疾病被严谨的医学研究证实，烟草控制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然而，有趣的是，在没有确凿医学证据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数次不吸纸烟运动。这些运动背后超越吸烟行为本身的政治和文化机制，也许会对我们今天理解控烟政策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有所启发借鉴。

纸烟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但不符合中国本土固有的吸烟习惯，一直销路不广。二十世纪初义和团失败后，清廷的保守派势力被削弱，朝野上下都锐意西化改革，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纸烟才迅速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流行。尤其是一九零五年清廷明令禁止鸦片后，各国烟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宣传纸烟为机器制造，卫生纯洁，不上瘾，是鸦片最佳的替代品。中国的纸烟消费数量从一九零零年的三点五亿支，迅速飙升到一九一零年的七十五亿支。然而，相比起一九二八年纸烟年销量高达八百七十亿支，二十世纪初纸烟还只是刚刚成为时髦而已。那时中国纸烟工业刚刚起步，纸烟大部分靠进口，消费者多为社会中上层。

在中国，反对纸烟的言论，跟纸烟本身一样，最初也是从美国传来的。此时西方化学家已从烟草中提取出尼古丁，还知道尼古丁有剧毒，医生也观察到一些吸烟有害身体各器官的现象，从医学角度论证“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论据。然而，根据卡桑德拉·泰特（Cassandra Tate）的研究，美国反对吸烟的运动并不是受医学知识驱动，而是受当时“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社会改良思潮和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节制观念影响。他们认为吸烟有害身心，使人道德堕落，尤其毒害青少年。知名大企业家如福特和爱迪生也热心鼓吹，担心吸烟降低工人的生产力。美国反对吸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有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与喜欢嚼烟、抽雪茄的美国人不同，这些新移民大多有吸纸烟的习惯，因此反对吸烟又多了一层排斥移民、贬低其生活习惯的心态。

二十世纪最初几年，这些美国言论通过《通学报》、《青年》杂志等基督教出版物传入了中国，但只是基本照搬翻译英语原文，影响力有限。一九一零年末，天津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丁义华，他宣扬不吸纸烟运动的方式则与此不同。一九零零年前，丁义华曾在广州传教十年，希望把中国整体改造成更适合传教的环境，提高传教的效率，所以一直热心于中国的社会改良。此次他再次来到中国，是受美国一个叫“万国改良会”的民间组织委托，到中国来宣传鸦片之害。而到了天津后，丁义华发现纸烟正在成为新的流行，便把宣传的焦点转为纸烟之害。

出于基督教的节制观念，丁义华将纸烟与鸦片、洋酒并列为危害中国人的三大害。但在宣传中，他尤其强调“不吸纸烟”与中国改良进步的关系，以打动中国听众。他指责吸卷烟亡国、败家、伤身、丧德，还把吸烟问题与二十世纪初高涨的立宪运动联系起来，强调吸烟会损伤人的身体和心智，使人无法成为合格的“立宪国民”。在吸烟有害道德的观点上，他也很少提到基督教的节制观念，反而强调儒家伦理，以及“立宪国民”的公德和私德。他还将纸烟与鸦片类比，引用海关统计数字说明进口纸烟引起的贸易逆差会损害中国经济，因此爱国的立宪国民应该戒烟。换言之，丁义华把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移植到中国立宪运动的土壤中来了，增加纸烟问题在中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讽刺的是，一方面纸烟公司号称纸烟是鸦片的无害替代品，使纸烟销量大增，另一方面丁义华又将纸烟类比成鸦片，以说服人民戒吸纸烟。这些关于纸烟的矛盾言论说明，纸烟这一新兴之物，在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还未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只能通过中国人已经熟悉的鸦片来获得其社会身份。更为讽刺的是，一九一零年底，中英就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争议，丁义华和天津的社会精英全力投入反对鸦片贸易的社会活动中，就基本不再讨论纸烟了。

不久之后的一九一一年春夏之交，上海酝酿着新一轮反对纸烟的运动。这次运动由伍廷芳主导。他是西化很深的法学家和外交家，曾以刑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清末的法律改革，此时刚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定居上海，随即在上海发起了慎食卫生会，吸引了一批上海社会名流，讨论养生和饮食问题。伍廷芳是天主教徒，在美期间受节制运动和自然疗法的影响，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养生理论，主张素食、戒除烟酒、适度运动、生活规律等。

一九一一年四月，伍廷芳提议在慎食卫生会中专门讨论烟草的危害。他原本只是对烟草危害健康有兴趣，但他在查阅了海关进口报告后，发现纸烟进口逐年上升，由此引发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出于对国家财政和对外贸易逆差的担忧，他特别提出反对吸纸烟，使健康卫生问题转变为经济和政治问题。六月四日，伍廷芳联合上海各界名流，包括陈润夫（上海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上海商团总办）、沈敦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在当时著名的公共集会场所张园，召开了一场不吸纸烟大会，并在会后动员四十多位上海地方名流组织了劝戒纸烟会。

与美国不吸纸烟运动宣扬“节制”和“健康”不同，上海不吸纸烟运动的根本动机是减少进口纸烟引进的贸易逆差。王尔敏曾讨论过晚清最后十几年中流行于开明士绅阶层的“商战”思想和对“漏卮”（即贸易逆差）的焦虑，上海的不吸纸烟运动也是脱胎于此思潮。因此，他们反对的是作为一种进口商品的纸烟，并不反对烟草消费本身。他们甚至提议改吸旱烟，以代替进口卷烟，一时上海旱烟生意大好。由此可见，上海的这次不吸纸烟运动，可谓后来国货运动的滥觞，只是因为当时纸烟主要靠进口，国内产量很小，所以只能用国产旱烟作为替代品，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产纸烟业勃兴，“不吸纸烟运动”就变成“不吸外国烟运动”了。

与天津的中国风俗改良会类似，上海的劝戒纸烟会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社团组织，也以舆论宣传为主要活动。他们的宣传资料来自前些年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翻译的反对纸烟言论。和丁义华一样，他们没有照搬这些西方观点，而是根据中国情况重新诠释。但是他们的言论宣传更为丰富，其最大特点是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戒烟理由。对社会精英和开明知识人的言论，比较专业，比如在《申报》和《时报》上发表的吸烟有害论，是受过西医训练的丁福保和俞凤宾翻译编辑的专业医学文章。而刊登在《时报》副刊《滑稽时报》上的内容，则针对广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以白话歌谣、小说、顺口溜、幽默笑话等通俗形式，把充满现代医学语汇的知识简化为老百姓能理解的信息─尽管往往并不科学，如纸烟有“火毒”，会引起“癫痫”、“烂喉痧”等。知识的传导在这个过程中变形了，但是观念的传导却并未削弱，甚至可能更有效，因为这是普通民众更为熟悉的知识系统。

纸烟引起贸易逆差是伍廷芳发起不吸纸烟运动的主要动机，他在不吸纸烟会内部反复强调。但是在《滑稽时报》上针对大众的宣传中，这点却很少提及，谈得最多的倒是吸烟会引起日常生活的种种不便，如引起火灾和各种事故、弄脏弄坏衣物、浪费金钱降低生活质量等等。还有漫画将吸纸烟与生活中的倒霉事联系起来，例如误燃胡子、烟灰烫了孩子、因为上茅房吸烟而将钱包掉进粪坑等。当时吸烟的主要是社会中上层那些买得起进口烟的人，针对这些人的心理，不吸纸烟宣传尤其贬低纸烟的社会价值，把吸烟者刻意描绘成妓女和乞丐。《时报》副刊上曾刊登一组漫画，描绘了一位穿长衫的“老爷”出门烟瘾犯了却忘了带火，不得不向街边乞丐的烟头上借火，嘲笑这位“老爷”因吸烟而体面尽失，以此劝导中上阶层的人自矜身份，不再吸烟。劝戒纸烟会里有几个专门写通俗文章编小曲的文人，他们能够把握民众心理需要，写出符合他们理解水平的言论。

上海的这次运动卓见成效，除了用言论来打动民众，更是因为寄生于既有的社会网络中，充分利用了上海活跃的社会环境。一方面，组织发起者都是当时上海的名流。这些名流在各行各业中的声望和号召力，使不吸纸烟运动通过同业公会、同乡会、各地商会等已有的社会组织广泛传播，有效地动员了更多参与者。另一方面，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发展迅速，《申报》、《时报》等报纸不仅刊登新闻，还是启蒙民众思想的重要渠道，张园、西园等公共空间则为不吸纸烟会提供了集会场所，以演讲、戏曲、歌谣的方式劝止吸烟，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受到影响。结果，上海不吸纸烟运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之前丁义华在天津的运动，不仅上海本地吸纸烟人数大减，还影响江浙各地，甚至北京、天津也有响应。不过，很快辛亥革命爆发，参与不吸纸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投身于国事，这场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民国建立后的十几年里，纸烟在全中国迅速流行。资本最雄厚的是英美烟草公司。同时，中国人自己的纸烟公司如南洋兄弟、华成等，也在历次抵制洋货的运动中发展壮大。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纸烟已经深入广泛地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时，又出现了一次颇具规模的不吸纸烟运动。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号召民众要过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新生活，从改良生活入手恢复固有道德，进而复兴民族。不吸纸烟也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新生活运动首重“清洁、规矩”，后来又提出“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口号，为何又会牵扯到吸烟问题呢？新生活运动作为一个官方运动，与之前的社会运动有本质区别，忽视说服和宣传，推行时基本以居高临下的权威心态，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不对就是不对，所以那些“新运”文件里除了简单命令民众“纸烟勿吸”，并未明白解释为何“勿吸”。这里只能根据指导文件中与纸烟相关的条文做一下分析。

首先，“纸烟勿吸”在《新生活须知》中与“鸦片摒绝”并列，蒋介石也在讲话中提到，一个学生如果吸烟，长大了也会吸鸦片。这个理由与之前丁义华的理由类似，将嗜好品一律视为败坏道德的诱因。正好蒋介石利用新生活运动的机会整治国内的鸦片和毒品市场，一方面禁毒，一方面实施国家公卖，于是纸烟又与鸦片成了同类，成了“陪打”的对象。其次，一九三五年提出的“生活生产化”，其中有“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酗酒”和“不以纸烟款客”的口号，这是从不浪费金钱的角度来批评吸烟。以上两条，在晚清的不吸纸烟运动中都曾提到过。最后一点比较特殊，《新生活须知》初稿的“规矩”这部分，要求“走路要靠左边走，走路不要争先，走路不要吸烟，走路不吃东西，走路不要大喊，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这里的重点不在吸烟，而在走路应遵守的规范。于是，新生活运动中纸烟就犯了三重罪：道德问题、经济问题和公共行为规范问题。

“纸烟勿吸”这一条虽然小，却反映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在缺陷。由国家来改良道德，改变民众生活习惯，是以国家权力干涉私人生活。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就质疑道，“人民家屋身体之自由有约法为之保障”，更指出新生活运动的要求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以国家权力推行，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蒋介石只好接受了汪精卫的建议，把新生活运动的范围定于国家权力可以涉及的领域，先从公共场所做起，从公务员、军人、学生做起，让他们作为榜样感化民众，不搞强制执行。但这些所谓的“榜样”本身就是与国家权力联系密切的群体，于是在实行中还是很难摆脱以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生活的模式。而且推行过程中只有行政命令式的指令，缺乏细致的说明劝导，也使“纸烟勿吸”的训诫难得民众共鸣。

在指导思想上的含糊其辞，还造成了实行中的分歧。在南京、上海、杭州这类大城市实施“纸烟勿吸”时，主要是制止行人在路上吸烟。而在一些小地方实行时，尺度就不好把握。有些地方出现了强行干涉民众吸烟的行为，比如“在浴室饭馆人民家居亦竟加制止，甚有勒令纸烟商店停业，焚毁纸烟”等情况发生。中央不得不特别下训令制止这样的过激行为。因此，就纸烟一事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不力，不仅是宣传上的无力，也是受到国家合法性权力本身的限制，无法对个人生活做强硬干涉。

新生活运动的含义和目标比较模糊，一旦推广到地方，就由地方官员来解释和执行，往往会超出蒋介石事先设想的范围，甚至引起中央内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民众等各方利益的争执。在新生活运动期间，浙江省各县蓬勃兴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就是最佳的例证。

一九三四年夏，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行的时候，正逢浙江省大旱，又因为前几年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使倚重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浙江经济濒临破产。而新生活运动最初开始推行时，其中大部分条例都是关于“规矩”、“清洁”，对于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浙江农村而言，这些条例很难推广实施。在新生活运动的条例中，只有“纸烟勿吸”一条，符合浙江地方的利益。浙江各地产烟草，供当地人抽旱烟用，但随着纸烟从上海流入，当地人便改吸纸烟，出产的烟草反成为沪上烟厂制造纸烟的原料。这一来一去的剪刀差，造成了农村现金流失。虽然浙江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并不在纸烟消费，但在浙江各县官员看来，禁吸纸烟无损地方利益（纸烟统税由国家财政直接从生产厂家抽取，地方财政无权收税），又可作为落实新生活运动的具体措施，于是浙江全省七十五个县，近三十个县展开了不吸纸烟运动。浙江各县的不吸纸烟运动主要由各县长、县党部、民众教育馆等政府机构发起组织，参与者有公务员、童子军、警察等，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这些运动与国家机器的密切关系，也造成了过激行为的发生，例如没收商店纸烟、烧烟、强制民众不吸烟等等。烟商受此打击，便上报给负责收统税的国家税务署，税务署则通过财政部上报给蒋介石。尤其受到抵制的是占有浙江大量市场份额的英美烟草公司，该公司还借其外资公司的身份通过英国驻华大使上报蒋介石，抗议地方的不吸纸烟运动。在这些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通过省政府和国民党执委会明令禁止强制性禁烟措施。然而，浙江地方政府在经济危机下，有推行不吸纸烟运动的内在需要，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他们表面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吸烟，也不制止民众自发禁烟，貌似使运动又回到社会运动的范畴中。但其实所谓民众自己制定保甲规约，共约不吸纸烟，也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授意下发生的。

从吸烟有害的观念到不吸纸烟的行动之间有一个隐而未言的环节。即使吸烟有害健康、浪费金钱、败坏道德，也是个人选择。吸烟是个人习惯，在当时又没有“被动吸烟”的说法，要进入社会改良的范畴需要更多理由，遑论国家权力的强行干涉了。因此，在“吸烟有害”这个观念以外，还必须再加上另一层观念，也即吸烟有害国家民族，把个人的吸烟行为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因此，这个隐而未言的环节就是：个人要对国家命运负责，要为了国家放弃个人的享受，要为了国家进行理性消费、爱护身体。这里的“国家”有两层意义。晚清由社会精英主导的不吸纸烟运动，并没有依靠国家权力，而是依赖社会动员的组织和技巧。其诉诸的“国家”是观念层面上的国家，灌输民众为国家服务的公民意识，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改良和革命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后来“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则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官方运动，虽然也强调在观念上培养公民责任感，但其依赖的主要还是实体国家以及从实体国家中派生出的组织和权力结构。正因为如此，实体国家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动员和政府行政常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都会投射到依附于其上的不吸纸烟运动中去，造成运动本身的复杂性。

将不吸纸烟运动置于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更会发现这些运动不单单是针对吸烟行为本身，而是针对吸烟行为派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意义，因此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都是依附于更大社会政治话语的次生性运动。这类次生性运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通常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不应忽视。这些貌似琐碎的运动从宏大话语中获取正当性，才得以开展进行，很难独立存在。然而，它们的存在为宏大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提供了渠道，让政治理念和社会变革不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和观念中，而是进入民众的日常实践，改变生活中具体的行为，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激烈的政治运动，就好像投入水中的石子，这些派生性运动则是周围的涟漪，正是通过这些涟漪，水面激荡的范围才会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