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海盗样本”

孔志国

对照世俗社会，王朝更迭、疆域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动力，说来说去，也无非是该“堵”该“疏”，怎样“堵”怎样“疏”的选择，取决于统治阶层是否像罗伯茨之流一样，有正视矛盾的勇气和消弭矛盾于无形的智慧。

1682年出生于英国的威尔士巴塞罗缪·罗伯茨，海盗生涯“战绩”辉煌，抢掠战船、商船累计逾400只，金银财宝无以计数。奇葩的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大鳄，生活中没点 “男人味”，不嗜烈酒、不近女色，闲暇喜欢品赏安静的乐队表演，不折不扣的“三好叔叔”。

但是，如若罗伯茨的海盗生涯也能冠以“伟大”二字，关键之处却是，他不但进一步完善了亨利·摩根修撰后的《海盗法典》，为同时代的海盗和后辈争相援用，更严格遵守贯彻，成为其率领手下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样的作为，不但是有力的 “海盗有道”的社会学佐证，更是规则与人类关系的一个代表性缩影。

仔细观察罗伯茨完善后的《海盗法典》文本，有人性有纪律，有规矩有福利，有引导有惩罚，称得上“实用而超越”。

说其实用，缘于各项规定都从海盗们集体生活的实际出发，做到了有的放矢，量体裁衣。比如，晚上8点以后熄灭烛光、灯光和大炮、手枪、战刀保持清洁可用的要求，均是战备需要。前者可以防止船舰夜晚被敌人轻易发现，后者有利于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战斗。此类规定，不消细说。

说其超越，缘于相关规定，是从活生生的人性出发，逻辑具有适用于一切人类组织管理的扩展性。

例如，赌博和随意玩弄女人的禁令，主要是因为，赌性大发和男女之欢的心神恍惚，往往会抵消人的理性，海盗自然也不例外。如不加禁止，利令智昏、争风吃醋，就会成为队伍散掉、垮掉的撒手锏。古今中外，所有战斗力非凡的军事组织，整肃军纪时，都同样把这两项当作重要内容，道理大致相同。

再如，只能在陆地上决斗不能在船上打架斗殴的条文，也蕴含深意。

海盗们非神非圣，有了抵牾、误会、分歧怎么办？“堵”显非解决之道，封闭的海盗生活本就会养就海盗们暴戾偏执的性格，长此以往，且不说火气是不是搂得住，还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严重精神疾患。冲突立见立“疏”，允许船上打架斗殴，也不是办法。因为每个海盗都会有几个好朋友，好朋友又有自己的好朋友，稍作推演，两个海盗间的剑拔弩张，很容易就变成大规模的械斗内讧。

相比之下，陆地“决斗”就是个好途径。首先，时间是矛盾的缓冲剂，一般而言，从海上停靠到陆地都要费些时日，很可能船靠岸了，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决斗便顺理成章的虎头蛇尾。假使冲突者之间的疙瘩实在无法化解，刀对刀、枪对枪的结果，亦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不至于让矛盾发酵和扩大。

对照世俗社会，王朝更迭、疆域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动力，说来说去，也无非是该“堵”该“疏”，怎样“堵”怎样“疏”的选择，取决于统治阶层是否像罗伯茨之流一样，有正视矛盾的勇气和消弭矛盾于无形的智慧。

其他的条文，则更让人们不由自主与世俗社会联系在一起。

“船长和军需长分两份，炮手、厨师、医生、水手长分1.5份，其他有职人员分1.25份，普通水手分1份”。战利品分配条文，体现按劳取酬的差别性激励的同时，也显示了对攀比和收入差距消极作用的考量。而公平与效率的对立，今天仍是各国头疼不已的难题。

“重大事项，大家集体投票决定”的条文，当然是针对海盗们知情权、议事权而言，可是換作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和现代公司治理的语境，是不是一样很应景？而因公致残，根据伤残情况对等补偿，以及“人人有同等权利”得到新鲜食物和酒精饮料的条文，也许会引发大家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定位。和海盗相比，科学性如何的思考。

至于允诺乐手们“每逢星期天都可以休息”，又要求他们其余日子“须奏乐供船员们消遣”，试图同时兼顾乐手、海盗劳逸均衡的条文，以及晚8点后，兼顾“宵禁”和海盗们唠嗑的需求，要求大家喝酒“必须到甲板上去”的条文，则无疑是“传神之笔”。差异化关照不同被规制者的利益诉求，不要“少数人的暴政”，也不要“多数人的暴政”，听起来，与如今滥觞于世界的后现代民主机理，何其吻合？

实用的功效，让罗伯茨的《海盗法典》甫一出炉便在当时的海盗世界广受欢迎，绝大多数的海盗部落都参照实行。集体投票、民主选举船长，由此也成为那一阶段海盗断代史的胜景。罗伯茨本人、亨利·艾弗里、杰克·巴拉姆、詹姆斯·米松等，都是通过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胆识，经由船员们一致认可，走上海盗船长之路的。

而超越的品质，却给予罗伯茨的《海盗法典》更大的张力，以至于迄至今日，许多人还在研究，它编撰的动机是什么，在海盗史上有什么地位？其实，这样的视角仍然低估了它的意义，因为，如前所述，其规则勃发的不受时空局限的生命力，对当下备受热议的法治，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什么是法治？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两条定律：已颁示法律是“良法”;已颁示法律获得普遍服从。

约翰·罗尔斯给出了3项原则：每个人都有公平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对自由的限制是为了自由本身;一切规定都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不管根据亚里士多德“二定律”还是罗尔斯“三原则”来检视，罗伯茨的《海盗法典》都到处折射着“法治的光辉”。实用且超越的文本，因是海盗生存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不经意间就可做到，已把实施成本压至最低，“普遍服从”的局面水到渠成;因是社会性的表达，能引起人类平衡民主和限制自由的共鸣，亦可流传后世。

这难免会让人对探讨法治时，仅与正统社会连接的进路表示质疑。

论及法治，国人常常师法欧美，今人常常溯至美利坚初建，有时仍显不够久远，甚而试图到中世纪的英国寻找真经。可是，无论美利坚的法治基因，抑或不列颠的法治初创，俱与我们的期待和想象反差甚大。多大程度上是因美好的初衷而成就，值得商榷。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发现，“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最初居民，不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家业、因为贫困和行为不轨而被赶出故乡，就是一些贪婪的投机家和骗子”。相对《论美国的民主》，威·斯蒂斯较早完成的《弗吉尼亚史》也写到，1607年，新英格兰“第一块殖民地”弗吉尼亚的新移民，大部分是家庭问题多多的青年，无依无靠的老年人，走私行骗的破产者，花天酒地的无业游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

这样临时“混搭”的社会，和风浪中的海盗船毫无二致，都由来自五湖四海、肤色不同、种族各异的人组成，需要出台一致认可的规则并依照行事，才能存在下去。唯此，我们才能够理解，继1607年、1620年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分别订立契约结成“政治社会”之后，为何1637年、1638年、1639年、1640年，纽黑文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普罗维登斯的英格兰移民，都先后采取同样的举动。

短短二三十年，新大陆到处飘荡着如下誓言：“我们，下面的签名人，……谨在上帝的面前，……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和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官员。”

纯粹的海盗，在其间的角色也引人瞩目，圣多明各，就是海盗们主导建立的。

18世纪初，英国海盗兼作家丹尼尔·笛福看不过其时同胞过于泛滥的傲慢和矫情，写过一首《地道的英国人》，揭英国的老底，讽刺正统的“英国种族”忘记了源自“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卑鄙的民族”：“饥饿、偷窃、劫掠带来了皮克特人、和花脸不列颠人和奸诈的苏格兰人挪威海盗、丹麦海盗的红发后裔弥漫四处，诺曼法国人再行加入，复合繁殖成为地道的英国人”。

这恰是《大宪章》酝酿时的真实景象。理想主义者大概不会想到，把《大宪章》看成王权与教权，国王与贵族，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博弈结果，固然没错。然而，虑及这些“当局者”错综复杂的出身，英国为奠定制度基础进行的斗争，又何尝不是血统不同的海盗后裔在掰手腕。

既然如此，谁敢保证，他们那点今人津津乐道的法治基因，不是从海盗祖先处继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