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跳出西方看中国

张洪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的研究。这次来华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余，这位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华帝国晚期史和20世纪中国史的“中国通”接受了记者专访。

19 8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还在读研，当时他虽然能阅读中文史料，但是很少了解中国的史家。

如今，他的学生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他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着什么，以及彼岸的同行在研究什么。不仅在思想上与中国的史学家交流，而且能够面对面切磋，“甚至在学术研讨之后还能一起出去喝杯酒”。

彭慕兰感慨，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年轻的中国史家能够对在中国发生的学术话题有着更好的整体把握。

谈起自己对于中国的兴趣，彭慕兰称，这始于一次“幸运的偶然”。19 58年出生的他，大学时代漫无目的地听了一些中国史的课程，因喜爱中国史专家高家龙教授的讲座而立志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后师从史学家史景迁。19 8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经济史、环境史学家，美国“加州学派”（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大量的阅读中，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观点引起了彭慕兰的思考。他认为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中国和英国的经济在18世纪如此相像，却在19世纪迥然有异。传统的解释是质问中国的发展哪里做得不对，而彭慕兰却希望换个思路去解释。

在对比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道路时，彭慕兰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直至工业革命以前，上海以南的中国沿海，大概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生活水平（1770年人口在3100万以上），可以和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及荷兰相媲美。”

在他的主要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彭慕兰通过研究中国18、19世纪的历史，将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分析东、西方在经历相似的发展后，欧洲何以在19世纪超越亚洲。

他认为，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被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因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此书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并分享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也许是一种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在研究中国史方面，彭慕兰一直怀有一种意愿，即向研究西方史的同事解释中国的重要性。

“若把历史发展比作一辆向前行驶的卡车，他们（西方）认为中国在过去坠车了，现在又重新搭上了车；而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乘坐的是另一辆车。中国模式并不是相对于西方的一般模式，它仅仅是不同的模式而已。”

加州学派历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中国。对于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理论，彭慕兰有着自己的解读。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使中国社会保持了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进步的机遇。

对此，彭慕兰认为，西方确实对中国造成了冲击，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一直有着相互的影响。如果认为中国在现代化之前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变革，这个观点有欠妥当。

彭慕兰表示，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外界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全球化关联也日益紧密。在回答“多中心的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的位置”时，彭慕兰表示，其实从过去几个星期就能看出端倪，中国股市下跌，对于澳大利亚、智利等国股票市场都有很大的影响。

谈到欧洲中心主义，彭慕兰认为，有人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始于欧洲，强调的是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冲击和影响。

“其实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互影响的。”彭慕兰举例说，比如欧洲和美国，以银矿为例，它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彭慕兰认为，全球化有多种形式，不一定就是“融合”。需要研究的是全球化带来的“融合”能够走多远，会持续多久。

令彭慕兰担忧的是，经济学家看到的有时只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理性方案”，却经常忽视区域上的局限性。

他举例说，中国北方的供水就是一个区域性问题，中国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京津等北方地区供水不足。他认为，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中国北方缺水似乎可以通过减少北方地区的农业来解决，而中国北方的粮食问题则可改为进口，或是在国外租借土地种粮。

彭慕兰表示，有关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性背景下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中国真的进口粮食，外界可能会担心此举会推高国际粮价；而中国租借土地种粮也会令外界有种种疑虑。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南水北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

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彭慕兰强调，“地方经济必须放在全球背景中去了解，而地方经济和地方体制的差异又构成了全球环境，这两点密不可分。”

他表示，他非常喜欢美国学者弗兰克·库伯的一句话。库伯说，他不喜欢Globalization一词，第一不喜欢Globali（全球），第二不喜欢zation（化）这种使用。彭慕兰认为，这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使用这个词感觉想当然全球化最终的结局是融合到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他强调，“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过去30年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同样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