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与场

叶未央

七月的电影市场一派热火朝天，票房热得像这个季节的温度。不过其中大多数影片仅仅是凭借低级趣味或庸俗面貌来收割人民币的烂片，真正有灵魂与立场的佳作凤毛麟角。反观同时期北京的话剧舞台，虽然不像电影院里那么疯狂，却也有两部座无虚席的大戏——《生死场》和《戏台》格外抢眼。

田沁鑫根据萧红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生死场》这次是时隔十六年再次重演，韩童生、倪大红、李琳、张英、马书良等当年主演该剧的原班人马卷土重来，携十六年来不断锤炼而日臻化境的演技，推高了话剧《生死场》的表演境界。陈佩斯身兼出品人、导演和主演的原创话剧《戏台》则是初试啼声，而且这“啼声”还是京城第一家专门以喜剧演出为金字招牌的“北京喜剧院”的开张大戏，意义自然不同凡响。

当苍凉厚重的悲剧《生死场》和趣味横生的喜剧《戏台》共同撑起了七月北京话剧的“场”与“台”，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当下话剧创作中一些倾向与成败。

萧红完全不懂高等物理，她笔下《生死场》的“场”其实是中国农村里有形的“麦场”（这也是小说原来的名字），严格意义上讲应该读作《生死场（cháng）》；田沁鑫是精研佛学的，佛学的很多概念与高等物理中无形的“场（chǎng）”又是相通的。当萧红有形的“麦场（cháng）”和田沁鑫心中无形的“气场（chǎng）”碰撞到一起，其实应该爆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

事实上，在全剧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精神力量都压得观众喘不过气来。《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传世名篇，被收入鲁迅所编“奴隶丛书”成为之一，可见这是一部描述苦难生活状态并深入解析这种苦难中人性的悲剧以及对“生存还是死亡”进行思索的作品。所以，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称：“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小说的这部分内容，在舞台上同样焕发着夺目的光彩：苦难的中国农民，艰难的农耕生活，悲剧的民族性格，麻木的精神状态，扭曲的心灵世界，无奈的人生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潜藏在“赵三和二爷”、“二里半和赵三”、“二里半和家人”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中。看似农民领袖的赵三口口声声喊着要杀了地主二爷，到头来还不是为了二爷花大洋把他赎出监狱而感激涕零；日本鬼子轮奸了二里半的老婆，他不敢跟鬼子拼命却还迁怒于自己的老婆并扇了死去老婆一个耳光；骄横惯了的二爷面对鬼子倒是大义凛然，可那完全是一种义和团式的愚昧抗争；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凸显着中国农民的国民劣根性。

而小说的后半部，萧红的笔锋忽然从人性和人的生存死亡问题而转向了“革命”和抗战打鬼子。这貌似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味，也是此次时隔十六年后又被国家话剧院以“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名义重排复演《生死场》的意义所在。但是对于萧红创作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人性批判来说，未必是有助于提升的。就像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这一版话剧《生死场》的尾声部分，一直以愚昧、麻痹的精神面貌让观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一村子“丑陋的中国人”忽然间就大义凛然地觉醒了，被成业一“宣传”就立马变身“抗日英雄”了。从战争时期文艺需要发挥唤起民众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光明的尾巴”无疑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日本鬼子的威风，全场观众最后被调动起来的情绪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小说《生死场》能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本，恰恰是因为那“沉痛”的前半部分。萧红笔下那些“沉痛”的故事和“惨不忍睹”的人性展示，此番在话剧舞台上也构成了全剧的主体。同样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同样是一群蒙昧的中国农民，面对生活的苦难、面对自己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日本鬼子，话剧《生死场》和电影《鬼子来了》有很多神似之处，令我不由得对此二者产生联想。相比较电影《鬼子来了》，话剧《生死场》没有将这种国民性的批判进行到底。结尾照顾了观众的情绪，赢得了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却牺牲了批判性的最后一寸深度。

陈佩斯的喜剧《戏台》在结尾的处理上和话剧《生死场》有相似之处。沿袭着陈佩斯一贯喜剧风格的《戏台》，也是在全场绝大多数时间里通过精心设计的包袱讽刺了不懂戏的军阀洪大帅粗暴干涉艺术创作的行径。《戏台》在总体情节脉络上有些像侯宝林当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只是基于话剧的篇幅可以展开得更充分、更细致也更具有现实批判性，观众席间常常发出会心的笑声就是一个明证。在剧中那个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现实生活的逻辑不仅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枪杆子里面还要出艺术创作规律”，自以为内行的洪大帅干的是借公权力粗暴强奸艺术创作的外行事，所以看上去十分可笑。

然而洪大帅的这一场闹剧怎样收场呢？《戏台》的尾声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皆大欢喜式结局：让洪大帅被别的军阀打败，让以《霸王别姬》为代表的京剧艺术重新回到正轨。这样处理当然简单，也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却或多或少牺牲了《戏台》的批判性。下一个大帅就讲道理了吗？会不会变本加厉？这都是被“光明的尾巴”所忽略的问题。喜剧的最高境界并不是让观众自始至终没心没肺地傻笑，而是要在笑声里挖掘形形色色的社会病及其成因。如果洪大帅没有兵败，那么一直挥舞“枪杆子”的他会怎样糟蹋艺术呢？这才是艺术创作者最深刻的痛苦，一旦草率地用“意外”来“解决”这种痛苦，就失于肤浅了。对于这一点，爱好喜剧的观众只需要对比一下《戏台》和《喜剧的忧伤》就可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