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读懂父亲，晚了四十年

罗屿

谢飞说，自己到了七十几岁才真正“尽孝”。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年轻时他忙于教书、拍戏，从未真正了解过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八岁的年老的父亲。当自己也进入老年，他开始静下心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书信，在那些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渐渐读懂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谢飞常常自问，真的了解父亲么？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他和父亲年龄差了整整五十八岁。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时，碰上的却是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的家人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为父亲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同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儿子搀扶下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董老手书的挽联，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法制奠基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是外界予以谢觉哉的评述。作为儿子，1942年出生于硝烟弥漫的延安、乳名“延河”的谢飞，长久以来似乎从未真正且具体地了解过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后，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忙于教书、拍戏，开创事业，同样忽略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直到自己迈入晚年，生活节奏逐渐放缓的谢飞开始静下心，“读”自己的父亲——他读同为老红军的母亲王定国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组织人编写、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文集》；读父亲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在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里、在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第一次对父亲的生活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两年前，谢飞着手整理父亲日记、信件，从中选出与家人、友人的115封通信编辑成书，《谢觉哉家书》已于近日出版。

谢飞说，真正读懂父亲的足迹与悲欢，自己晚了四十年。

“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84年拍摄电影《湘女萧萧》时，谢飞第一次回到父亲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第一位夫人的照片，知道了她的名字——何敦秀。

谢觉哉与何敦秀的结合，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其父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幼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谢觉哉曾在何家附近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姻缘。结婚时谢觉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21年，育有四男三女。受进步思想影响，曾为前清秀才的谢觉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6岁的他应何叔衡之邀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揭露政治黑暗，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文字犀利辛辣，但因“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于1921年6月25日被迫停刊。同年，谢觉哉在毛泽东等人介绍下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长沙、洪湖、上海、江西苏区、长征、延安、解放等各个时期的长期离别家乡的革命生涯。

然而，远离故土的谢觉哉并没有忘记妻儿，《谢觉哉家书》中收录了他自1919年至1963年写给宁乡家人的二十二封书信。

谢飞正是在1984年回乡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何夫人的信，它们被复印贴在墙上。

敦秀：

你上回写的信，喊我做夫君大人，这次写的信，喊我做焕南老兄。大人两个人，我实在不敢当。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同每对感情笃深的夫妻一样，谢觉哉在信中向妻子“汇报”着生活起居：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吃中午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

除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1920年代，谢觉哉在家书中还会反复提及对子女亲人前程的考虑，比如：“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况且廉伯本是个宜于务农的人，不要替他打错了盘算……子谷（注：谢觉哉与何敦秀二儿子）下半年升学，暂时不能替他预算前程。琼英（注：谢觉哉与何敦秀大女儿）、佩玉（注：谢觉哉同父异母妹妹）再读下子，将来还是在乡里做个裁缝或织袜司务，书读得好一点，或者当个把小学教员……

除对子女晚辈的教诲，谢觉哉对家人的关注，还体现于生活细微之处。1921年4月，看到各地饥荒，他嘱家人“家中的谷总要留点”，“怕不免有逃荒的到我地方来”，“预备应急”。1922年前后，听闻家中收成不好，他告知家里“继母的猪即可杀去一只，我的猪也即可杀去一只。剩下的那一只，也不要喂米……我再限你们每家至多只准喂二只鸭，喂一只鸡……猪同鸡的消耗很多，一定要实行，并要写信告示我。”

1927年，谢觉哉因 “马日事变”遭通缉，离开湖南长沙，自此先后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其间，因国共对峙，家书无法寄送，谢觉哉与家人断绝音讯十年。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往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通信。

相隔十年，谢觉哉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是一首诗。“音书久断绝，生死不可踪。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遥知鬓发改，不复旧时容。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

自此封信后，谢觉哉与家乡亲人的通信再无中断。

1939年，谢觉哉接到孙子学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谢觉哉回信：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应该写一封。他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满满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有朋友来信，说你有丈夫气，其实，平凡的男子不一定比得你上，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可惜得很，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再过一十九年即是我俩结婚的六十周年纪念，老话叫‘重谐花烛’，要重新拜堂行礼。那时候，也许不要到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国安家泰，我能够告老还乡，重温夫妻旧梦。等着罢，这不是空想，而是可能达到的。”

谢觉哉在信中不忘嘱咐妻子“从满六十岁那天起，不要再‘斩猪草’、‘提猪食’，少管些事，安静过日子，心里放宽广些，吃得好一点，包你活得更长久。”

在谢飞看来，之所以能够将父亲的诸多家书整理成书，有赖于何夫人对父亲家信的珍视与保护。据谢觉哉与何敦秀四子谢放长女谢延仁回忆，每次收到爷爷家信，奶奶何敦秀总会将它们一层一层包好，放在阁楼干燥处。天气晴好时，奶奶会拿出那些被层层包裹的家书，晾晒、防虫。

何敦秀离世后，这些家书交由谢放保管。之后，这些家书又转交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儿子谢飞及兄长谢飘。

“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就在谢觉哉与何夫人保持通信的同时，1937年，离家十余年的谢觉哉，在遥远的西北，被“组织安排”与24岁的王定国结婚。

组织说服王定国的理由有两点：谢老年纪大，需要人照顾；谢老做统战工作，需要有人以夫人身份从旁协助。

谢飞说，母亲年老后曾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自己当时有过犹豫。“她在四方面军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直到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在谢飞看来，与有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同，父亲始终问候与帮助湖南家人的生活，并对何夫人讲“你永远是我的夫人”。

1951年9月7日，父亲给何敦秀写了最后一封亲笔信，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据谢延仁回忆，谢觉哉带王定国去看望。“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

谢觉哉于是带王定国上楼，此后，二人多次请何敦秀来家里，也多次去看望，并送生活费。何敦秀有一次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1967年，八十八岁的何敦秀去世，王定国亲自帮助料理后事。

在谢飞看来，自己父母虽然“先结婚、后恋爱”，但两人同样情谊深厚。

在《谢觉哉家书》中收入了一封“特别”的家书——1956年6月18日王定国第一次提笔给谢觉哉写信时，后者在信上做的文字修改。“……我的感冒（谢改‘冒’的笔画）已好一点，现有半个月时间，吃药也不（谢改‘不’字的笔画）行，就是全身都痛。余（谢改‘余’字笔画）人都好。谢七七有点不听话，每天把小龙打得哭。（谢左侧批：打小龙不对，责令改正）。”

这封信，可看作谢觉哉与王定国教与学的有趣例证。结婚前，王定国并不识字。婚后，谢觉哉有次让她帮忙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她难堪地向丈夫坦承自己不认字。谢觉哉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 此后，在他们相伴的三十四年中，王定国不仅脱了盲，还跟着谢觉哉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成为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1963年1月，王定国五十大寿，谢觉哉写诗赠与妻子：“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恋爱、后结婚’时代的现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欢嘲弄、调侃旧时代人们‘多妻、多婚’的婚姻情况，而不去了解我们的父辈，以至人类社会很长时期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谢飞说，仔细阅读父亲半个世纪中与两位夫人的通信，他具体地感知了百年来中国人生活形式与制度的复杂存在与变迁，更感受到中国人几千年的“相敬如宾、珍惜亲情”的美好民族传统。同时也可看出参与制定新中国《婚姻法》的父亲，理智、平和地处理了在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

既是家信，养育儿孙成了谢觉哉信中主要内容。进入1950年，谢觉哉在写给湖南的信中多次表示，子孙辈要安心农村生产，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49年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家乡，正值青壮年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1950年1月21日在给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的信中，谢觉哉写道：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注：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在信中对子女讲：“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同时表示“只有有志气，能自立的人，才有资格请人家帮助，人家也会乐意帮助你，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人。”

“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

对于北京家中这些学龄子女，谢觉哉在信中多是谈学习与品德教育。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考察时便和子女通信，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比如，他会在信中和孩子们谈“吃苦”——“苦与不苦是比较出来的。同样的物质条件，某一地区或一时代的人以为苦，而另外一时代或地区的人却以为甜。”当孩子们来信说“妈妈够累了”，他会回信“能认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当他看到谢飞在学校要求下种了蓖麻子却疏于照顾时，他会写“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当他听谢飘说自己演讲“两三句腹内就空了”后，写信告诉儿子“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你们的病就在这里。写字不肯费力气，作文、写信、记笔记不肯费力气”。此后，他在信中告诫幼时“绝顶顽皮绝顶娇”的谢飘，“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当看到谢飘来信字写得过小，谢觉哉剪下认不出的字，寄给儿子，要求改正。因为在他看来，“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

在谢飞看来，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对待他们，从不会生硬说教，而会从小事着眼，生发开来。

1963年，临近谢觉哉80大寿，彼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的他从扬州考察回京，看到子女们集体贺寿的册子非常开心，同时也表示“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大的小的都以同样的纸写文章……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有组织，要能够服从组织或为组织中的倡导者，要戒骄戒躁，克服不能团结人的毛病。”

除了写信，谢觉哉还会利用周末为北京的子女集体上课：让王定国讲述童养媳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孩子写毛笔字。

另外，当谢觉哉发现孩子们学完书法后没有收拾妥当，便又写信贴到墙上，表示毛笔要用清水洗，洗完插到笔帽里，不洗，毛笔就坏了。如此细节，他都会捕捉不放过。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除了与家人的通信，《谢觉哉家书》还收入他与家乡干部及友人的不少信件。

1954年，谢觉哉主动给比自己年小三四十岁的宁乡县县长写信，表示希望了解故乡建设的情况，并叮嘱“莫误会我是向你要报告”，“我说的是自由通信。”在信中，谢觉哉甚至要家乡干部告诉乡亲：“谢觉哉愿意和人通信。”“不管是工作人员或非工作人员，他们有所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随时提出商量。我虽眼花事忙，只要字写得大一些（四号字大）不潦草，我一定亲自阅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写复信”。

确如信中所说，自此谢觉哉开始与故乡几位县领导持续几年通信，直到1963年他因病无法提笔为止。信中，他和家乡干部讨论养猪、稻田养鱼、林木保护、豆腐店、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1957年、1960年、1961年谢觉哉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到流沙河（注：宁乡地名）主要是看鱼，有人吹得厉害，后来我对张县长说：“乘舟归去看蔬鱼”，不是看这样的鱼，这是摆样子的，应对参观者的……

此后，针对家乡亲人及干部的浮夸接待以及森林遭砍伐等问题，谢觉哉多次写信，表示“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除了批评，对待家乡的青年干部，谢觉哉更多是希望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人，总是由犯错误进到不犯或少犯错误的”。“为什么深入群众而又脱离群众，深入实际而又脱离实际，毛病在哪里？你自己必须也可以找出答案。”在谢觉哉看来，要注意两个字，一是听，二是想。“虚心听取各方的群众的意见，然后想他们是否说了真心话，为什么说这样话。”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叮嘱干部“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全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讲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近日，中宣部、中组部将《谢觉哉家书》列入推荐党员干部学习书目。在谢飞看来，父亲的这些书信，显示的是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家书之后，谢飞表示仍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日记。谢觉哉从14岁记日记，坚持七十多年，即使1963年中风后仍坚持用左手书写，留下大量珍贵史料。如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父亲说是“共产主义者”，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今，谢觉哉日记成为记录当年历史的唯一物证。

《谢觉哉家书》出版后，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销量很好，在读者中亦颇受好评，谢飞在各地参与多场分享会。在他看来，整理父亲的书信日记是一种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搞清楚自己的祖辈、父辈是怎么回事，因为人类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

虽然从小就被称作“高干子弟”，但谢飞兄弟姐妹，无人求官、无人经商。如今重读父亲当年写给他们的“思想上‘看过去，看别人’、‘对人宽，对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动手’、‘爱惜东西’”的文字，谢飞感慨儿女的淡泊与父亲的教诲密切相关。

在《谢觉哉家书》封底，谢飞特别选印谢觉哉当年写给家乡亲人的一封信，信中赋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家乡一老农）。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本文参考《谢觉哉家书》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简介）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 “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部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制定与推行了《选举条例》、《宪法草案》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曾出版著述《不惑集》、《谢觉哉杂文选》、《一得书》、《学语集锦》等；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谢觉哉诗集》等。

谢飞，谢觉哉之子，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副院长、教授，并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电影作品包括《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多次荣获国内外电影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