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三幅手迹

何建平 刁福久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它留在我记忆里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许多年以后，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1938年，聂荣臻带领部队在五台山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这一时期，聂荣臻留下了三幅极具代表性的手迹，展现了那段烽火岁月的苦难与光荣。

屹立五台   誓死保国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是聂荣臻于1938年1月31日发表在《抗敌报》上的抗战誓言，笔力雄浑，字字遒劲，让人仿佛感受到聂荣臻紧攥的拳头、坚毅的目光。

“此时此刻，聂荣臻感到压在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聂荣臻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革命者，面对混乱的形势和重重困难，他在五台山寺院昏暗的油灯下，奋笔写下了自己的钢铁誓言：‘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是刘绳在回忆文章《聂荣臻在晋察冀》中的描述。

1937年9月24日，毛泽东根据华北战场形势发展，明确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筹备成立晋察冀军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0月22日，115师主力随总部离开五台山南下。聂荣臻和留下来的不足3000人的队伍，从此被隔绝在敌后。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山石嘴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月13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聂荣臻发布了晋察冀军区成立4个军分区的命令。

这一时期，聂荣臻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认为，兵力太少、干部稀缺是最大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

早在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确立了八路军抗战的战略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聂荣臻在会上发言，对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坚决支持。发动群众，是聂荣臻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们的共识。

在聂荣臻的领导和推动下，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隆重开幕。晋东北、冀西、察南、冀中、冀东等地区的39个县的149名代表，来此共商抗日大计。聂荣臻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的团体和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代表一起热烈地讨论。在6天的会议中，成立了敌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事前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3月20日，边区政府宣布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这在日后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晋察冀初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过去的2个月里，刚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在120师、129师配合下，粉碎了2万多日军的“八路围攻”，歼敌2千余人。因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武装力量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根据地稳步推进的势头让日军感到不安，日军甚至发出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然而，晋察冀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混乱局面的矫正尚需时日。

1月31日，正值农历大年初一，聂荣臻在五台山挥笔写下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铮铮誓言，成为团结人民抗战到底的最生动的新年宣言。

创建模范   收拾山河

1939年夏，平西军民在反“扫荡”战斗中截获了大量胜利品，在曲阳沟里镇展出时，聂荣臻有感而发，写下了“还我河山”这幅气冲霄汉的题词。行草之间，驱逐日寇之决心、爱我河山之深情溢于言表。

在起初的一年多时间里，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民模范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改造杂色武装，晋察冀军区持续开展整风、整训、整军运动，强化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权威，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反“八路围攻”，三次出击平汉路，反“25路围攻”……根据地在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壮大。至1938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拥有3省72县、1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的广大区域。

1938年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其中着重叙述了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让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补充后的报告计10万余字。

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3月2日，他在序言中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115师、120师、129师等部队：“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盛大。”

朱德在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作序时写到：“此书之作，以忠实的报道，以亲自的经历，来阐明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发展与巩固……其目的在于向全中国军民与全世界人士面前宣告：我们要胜利，我们一定能胜利。”

1939年5月，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重庆、延安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面对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充分肯定，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聂荣臻头脑十分清醒。他认为还必须加强一系列工作，才能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得起更加残酷的考验。但此时的聂荣臻已没有根据地初创时的忧虑，面对抗日军民缴获的大量战利品，他信心百倍，油然而生出与抗金英雄岳飞一样的情怀。“还我河山”的豪迈题词，正体现了聂荣臻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充足底气和坚定的信念。

放眼华夏   家国情深

“我们屹立在五台山、太行山、恒山、燕山，旌旗指向长白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滦河，凯歌高奏鸭绿江。”这副气壮山河的对联，是聂荣臻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题词。

1943年1月，在阜平温塘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期间，这副对联就悬挂在会场的两侧。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晋察冀边区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参议会期间聂荣臻代表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给代表们的汇报一样：5年来我军作战1.4万多次，歼日伪军17万多人，内有俘虏投诚的伪军3.9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他指出：八路军的胜利是在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下取得的。

这是聂荣臻领导敌后抗战，创建巩固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真切体会。回想1937年10月的那个夜晚，当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找到聂荣臻，告之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他率领3000人留守五台山创建敌后根据地，聂荣臻深感任务艰巨和形势严峻。

1938年，晋察冀军区3次大规模出击平汉、平绥等敌后交通线，开辟冀中根据地，以及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日军感受到极大的威胁，决心分兵围剿，开始“犁庭扫穴”行动。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根据大本营“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共5万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四面八方向五台山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聂荣臻一边率领军区机关转移，一边指挥全边区反“扫荡”斗争。5万多敌军压境，陆续侵占了边区重要城镇，情况空前严重。9月30日，聂荣臻一天内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两份电文，如实反应困难局面和要求：“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而以三万之众束缚于大荒山地，无食无住，且不能周旋。”“五台很有可能失守，请速令129师及120师徐旅给我配合，若五台失守仍须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与敌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在阜平东西庄大战中，一、三分区主力和冀中独立旅共10个团与敌人血战。直至10月下旬，在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关心指导下，在120师358旅、359旅的配合下，逐步扭转了危局。11月7日，历时48天的反25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毙伤日军5200多人，日军“北围五台”的幻梦彻底破灭。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1941年夏，刚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调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日军及部分伪军共7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并制定了以“铁壁合围”为核心，以所谓的“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各种“扫荡”形式相结合的战役计划。他还规定，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为了牵制敌人，以便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能够跳过外线，自由打击敌人，聂荣臻和他的司令部一直坚持在中心区指挥全局。直至8月底，日军主力指向中心区时，他才率军区机关转移。不料，转移途中未能突围的北岳区党委、晋察冀分局以及边区政府机关的队伍陆续加入进来，队伍一下扩大到近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非武装人员。聂荣臻命令关闭已被敌人监测的电台，并命令司令部侦查科长罗文坊率领小分队，带着军区的一部电台和呼号，异地诱使敌人上钩，他率领队伍几经转折进入一条狭长隐蔽的山沟，来到了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常家渠。

延安的电台联系不上聂荣臻，加之敌台造谣他已阵亡，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都很着急。此时的聂荣臻，在危急中冷静地分析敌情，上演了“三进三出常家渠”的惊险传奇。9月7日晚上，他率领大家第三次走出常家渠，在朦胧的月光中，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2年是晋察冀边区形势最困难、最严峻的一年。北岳区大旱，加上敌人封锁和掠夺，人们只能用草根和树叶度荒。与此同时，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巨大压力，作垂死挣扎的日军加紧对华北占领区的统治，对根据地的“封锁”“扫荡”“蚕食”“掠夺”更为疯狂，日军的堡垒线向根据地内部步步推进，致使冀中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量锐减。

面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聂荣臻作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战略部署。各主力部队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分散组成几十人或100人左右的精干队伍，越过封锁沟，深入到敌人后方，在当地群众和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大展拳脚，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进入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捷报频传。春末夏初，北岳区各军分区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5月，冀中区恢复村政权达3500个;3月，冀东军分区扩大为冀热边区，下辖5个专署……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就是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聂荣臻和宋劭文批准修建了专门的大礼堂。会前，聂荣臻邀请288名参会代表观看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典礼，让参会代表大开眼界，异常振奋。

7天的参议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参议长、副参议长，选举了政府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法院院长;通过了边区行政委员会5年来的工作报告，以及《双十纲领》《政府组织法》《参议会组织法》《租佃债息条例》《统一累进税则》《婚姻条例》《抗战勤务条例》等14项重要的法令和法规。

有幸被邀请列席边区参议会，目睹了敌后盛会全过程的外国友人班威廉夫妇和林迈可夫妇惊叹：“在晋察冀的群山之中已经造成了一个奇迹……这个功绩可以说是在近代史中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一个前所未见的极重大的试验。”

此时的聂荣臻更是豪情满怀，他以战略家的眼光，不仅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更看到了新中国灿烂美好的前景。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