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在湄潭

汪敬羞

“新潮社”是湄潭浙江大学的一个进步学生社团。它从1945年初成立至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一直在浙江大学进步学运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曾受到国民党的重点打击。它的活动进程是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

1945年初，浙江大学刚从“黔南事变”的影响中初步安定下来，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读完二年级的同学（当时龙泉分校除师范学院外只办到二年级，三年级起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校部就读——作者注），经过艰难万险，越过湘桂战区，千里迢迢来到湄潭。战争的烽火虽已远去，但大多数同学的心情仍未平静，不少同学因为此次事件，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深深地为抗战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而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我和陈建新从龙泉分校来到湄潭，与原在湄潭的向协五、石开士等人发起，再联系黄世民、余叔文、薛希孟、李植燕、彭昌祐等人，共同组织了“新潮社”，准备出版《新潮》壁报。当时的分工是：向协五、陈建新负责学习，我和石开士负责壁报。我被推选为社长。后来陆续参加的还有何大堪、周尚汾、傅文吾、郦伯瑾、于子三、周学淳、赵致康、刘逸放等人。

第1期《新潮》壁报于1945年3月1日刊出，创刊号上发刊词的标题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

不久，浙江大学遵义学生自治会发表了痛斥国民党腐败黑暗、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的《国是宣言》。宣言在湄潭的进步、爱国和正直的同学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可是某些三青团员却大吵大嚷，表示反对。为此，湄潭的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进行公开辩论。会上，进步同学用大量的事实指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并指出，作为爱国学生，遵义同学们发表《国是宣言》完全是正当的行动。考虑到同一个浙江大学发表两个宣言不妥，进步同学便主张湄潭不再另发宣言，并最终获得通过。这场辩论，无论从性质上还是规模上，都是湄潭学运中前所未有的，它对于湄潭的同学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并且对后来的学生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其他社团的进步学生一样，“新潮社”的成员在这次辩论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潮》壁报

在开展了关于《国是宣言》的辩论之后，湄潭浙江大学的政治气氛逐渐浓厚，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增多了。以壁报为例，湄潭就有10余个。其中篇幅最大的是由“浙大剧团”主办的进步文艺性的《海鸥》，但出版期数不多。《新潮》壁报是小型综合性质的，特别是刊期短（先是半月刊，后改为周刊）和持续期长（一直出刊到迁校之前），刊出的期数比其他壁报多，且内容更新快、形式多样、文字活泼，深受广大同学的欢迎。每期《新潮》壁报张贴于财神庙（文庙隔壁）教室的显著位置，颇引人注意。

《新潮》壁报一般每期都有一篇社论，还有通讯和关于当前国内外大事的议论。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以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为主;而抗战胜利之后，则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为主。社论通常由社里几位主要成员集体讨论后命题起草。壁报都是在夜间张贴，曾经还几次发生壁报被撕的事件，但是我们每撕必补，即使全版被撕，我们也全版重抄贴出，从未中断。从1945年3月开始，到1946年4月迁校为止，《新潮》壁报共出了50期。这50期的稿子当时装订成册，并于1957年纪念于子三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和烈士的血衣及生前遗物等一并在杭州市青年会展出，可惜在“文革”中散失，现在已不知下落了。除《新潮》壁报外，“新潮社”还以《东南西北》为刊名出过简报和壁报。

“新潮社”有个成员的哥哥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时在美国留学，不时为《新潮》壁报写一些议论美国社会政治的通讯，我们就抄登在壁报上。有一篇通讯曾提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讲了几句他的好话。《明天》壁报马上写了一篇社论《历史的绊脚石》，说罗斯福是美国大资本家代表，是残酷镇压美国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可见当时的同学们以各个壁报为阵地，热烈讨论，并不局限于对国内时事形势的探讨。

读书讨论会

“新潮社”除出壁报外，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组织社员学习革命理论书刊和讨论时事形势。平时各人自学，常组织交流学习心得，也进行专题集中讨论。学习的书刊有：《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以及《群众》月刊和《新华日报》社论等。读书讨论会最开始是利用晚上在教室里或假日到郊外、江边举行，后来人数增多，活动日益频繁，便决定在湄潭城里，由石开士以个人名义租下城内一家居民楼上的一个小阁楼，作为活动的地点。阁楼约10平方米，楼梯很暗，只在临街一侧开有一小窗，内放一张小木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凳。我们还陆续把收集到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存放在这个小阁楼里，到1946年暑假迁校时，共有书刊100余册。除读书会以外，我们平常还在这里交流、讨论，每当收到《新华日报》或《群众》杂志后也到这里传阅，一般是边看边议，有了不同看法就展开讨论，搞得很活跃。同时，每个社员又以进步书刊来带动周围更多的同学学习，接受进步思想。

“新潮社”还在校内举办时事座谈会和专题讨论会。这类讨论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较公开、范围较广的时事座谈会，吸收较多的同学参加，一般都会借用教室，事先布置一番，把平时有联系的同学分别通知到会，座谈也较自由;另一种是小型、较为秘密的，个别邀请比较了解的进步同学参加，常在晚上借用僻静的教室，讨论内容多为《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也讨论过《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于子三就是这样在昆明“一二一惨案”后参加“新潮社”举办的一些讨论会的。有一次，我们得到了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于子三看了竟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通过这些活动联系了更多的同学，并从中吸收了社员。吸收社员没有规定手续，只是经过相处了解，大家认可，几个负责的人商量通过就可以了。

学运高潮

1945年上半年，湄潭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虽然逐步转向活跃，但基本上还是处在以壁报和读书讨论会等形式争取群众、积聚力量的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接着爆发了反内战的斗争，一下子把湄潭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推向了高潮。

1945年暑假后，浙江大学地下党派吕东明来到湄潭。当时他叫吕欣良，是史地系学生，他以选修湄潭两位教授的课程为缘由，经院系领导同意在暑假过后来到湄潭。他因为和“新潮社”的向协五熟悉，就有意安排自己和向协五连床连桌住在一起。吕东明未参加进步社团，只参加了“基督教团契”，平时和进步的同学公开接触也不多。当时，由于和吕东明同房间的同学中有一人是三青团成员，在宿舍谈话很受限制，他们只能利用晚自习时笔谈交换意见，向协五把“新潮社”的动态写在纸上交给他，他也把意见写在纸上。从此，“新潮社”的活动便直接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内战爆发后，校内三青团分子的气焰一度甚是嚣张。《江流》壁报等也叫嚷着要“取消封建割据”（指解放区）“全国军政令统一”之类的反共宣传。当时浙江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战区或敌后，家乡沦陷，经济断绝，生活困苦。大家苦苦熬过了8年的战乱生活，十分向往和平，但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难以辨别，对内战真相也不清楚。于是，校内最先展开了一场关于内战和反内战的大辩论。《新潮》壁报和其他进步壁报都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内容论点逐渐集中到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除壁报论战外，还有过几次关于内战与反内战问题的公开辩论。

正当湄潭浙江大学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1945年12月初，传来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举行罢课、反对内战的行动遭到镇压，并有4位师生被反动派杀害的“一二一惨案”的消息，进一步激起了湄潭浙江大学学生的强烈义愤，反内战的吼声像火山爆发般汹涌。《新潮》壁报为此出了专刊，揭露惨案真相，还在版面贴上3个鲜红的大字：血！血！血！其他进步壁报也都一致声援昆明师生的斗争。此时，我们把进步壁报联合起来，出版了大型联合壁报《笔联》。后来，《笔联》的篇幅也不够用了，索性把稿件直接贴在墙上，开始还用稿纸，后来字越写越大，写成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从屋檐一直挂在地面。声援昆明师生、反对内战的舆论，终于在校内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学生自治会还向昆明师生发出慰问和声援电，并通过素食和募捐等形式，表示对昆明师生斗争的支援的决心。接着，又发生了“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庆祝政协决议举行集会，几百名暴徒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60多人——作者注），消息传来，湄潭浙江大学又掀起了拥护政协决议和停战令的斗争。两次斗争高潮，吸引学生之多，锻炼教育之深，带来的影响和意义都是空前的。

1946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为打击进步力量，利用苏军在东北的军纪不好等为口实，掀起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浪潮，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进行突然袭击。这一股逆流，在湄潭浙江大学由三青团“诚社”办的《江流》壁报首先发动，恶毒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诬蔑共产党“出卖主权”，并煽动要求学生自治会召开所谓“护权大会”。在第一天所谓的“护权大会”上，双方辩论十分激烈，在进步同学发言时，一些人大吵大闹，有几次几乎要打起来，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第二天学生自治会继续召开大会，然而我们在这次斗争中失利，大会被迫通过了举行所谓“反苏游行的决议”。就在“反苏游行”举行前夕，“新潮社”社员和一些进步同学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决定连夜分头行动，争取和组织尽可能多的同学第二天一早就分散外出郊游，以抵制这场反动游行。

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之后，学校准备从贵州迁返杭州，同学们也转而迎接考试。1946年5月放暑假，迁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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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