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对周恩来邓颖超的深厚情感

秦九凤

2014年7月，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撰写的自传体书《李鹏回忆录》出版，立即受到广大网民和读者们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书中自述的“我不是周恩来养子”更是受到网上的热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李鹏同志在第一次就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神枪小鬼刘久洲成为周恩来的警卫员

我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任职多年，为了搜集周恩来的资料，曾专门到北京和平里拜访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听他说过当年他和邓颖超同志从重庆到成都去接李鹏的事。这位老人就是刘久洲。

刘久洲是赣南于都人，原名刘长久，参加革命后改名刘久洲。因为家境贫寒，父母早亡，10岁出头的他只好给地主当小伙计，以放牛谋生。地主的心肠很黑，每天傍晚刘久洲将牛牵回时，必须由地主亲自确认牛的肚子饱了，才给刘久洲饭吃。如果他认为牛的肚子没饱，就将留给刘久洲吃的稀饭倒进牛槽，让他的牛吃，刘久洲就只能挨饿。刘久洲说：“我那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从那个地主的摆布而毫无反抗能力。”

刘久洲告诉我，他在放牛的时候就常听人们说，井冈山上有支部队叫红军，领导人叫“朱毛”，所以人们都叫他们“朱毛”红军。参加红军就有饭吃，还能让你肚子吃饱。后来，刘久洲每天上山放牛都会望着远方期盼。他心想，只要“朱毛”红军一到，他就去参加红军，离开这个吃不饱肚子，还要经常挨打受骂的鬼地方。

1933年，红军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扩红”宣传队到了于都，刘久洲扔掉了地主的那头牛，跟着“扩红”宣传队就走。这年，他15歲。

参加红军后，刘久洲才知道，“朱毛”红军原来是朱德、毛泽东两人领导的，并不是他原来认为的一个人。

刘久洲参加红军还不到1年，红军就离开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万5千里长征。长征路上，千难万险，刘久洲得以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在百米左右的距离内，他可以“甩枪”百发百中。所谓“甩枪”就是不用瞄准，只要瞟到目标，一甩手就能打中。在红军队伍里，刘久洲被称为“神枪小鬼”。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久洲被选调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此后，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重庆……刘久洲总是随卫在侧，出生入死。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劳山遇险，刘久洲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被土匪机枪击中腰部，昏迷十几个小时;1938年11月19日在武汉，周恩来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活动的途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他敏捷地将周恩来扑倒并护着他滚下江堤，几乎是在同时，日本飞机的炸弹瞬间将周恩来刚才所站的地方炸了个大坑……

刘久洲随邓颖超将李鹏接到重庆

1939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接到了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赵君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儿子长到12岁了，硕勋唯一交待她的是把他抚养大，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赵君陶就是李硕勋烈士夫人、李鹏的母亲。周恩来立即让刘久洲陪着邓颖超由重庆赶赴成都，将当时还叫“兰兰”的李鹏接过来。

当刘久洲老人说到李鹏的小名叫“兰兰”时，我还不理解，曾问他是什么“兰”字，他也说不上来。直到这次看到《李鹏回忆录》才弄明白，“兰兰”小名是因为他的三姨名叫赵世兰而取的。

刘久洲不仅身手不凡，而且会开汽车。他开上一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汽车就从重庆出发了。那时从重庆到成都山路十八弯，开了大半路程还得停车住宿，第二天才赶到沱江边。那时沱江上无桥，要上轮渡过江，轮渡则被控制在国民党地方军阀手里。就在刘久洲刚交涉，好准备将车子开上轮渡，意外发生了：车子正往轮渡上开时，轮渡却突然离岸，载着邓颖超的汽车险些掉进江里。刘久洲一下子火了，在轮渡已经离开码头有两三米远的时候，他后退几步，然后往前一冲，一个纵身就跳上了轮渡。他拔出随身手枪，装上顶门火，冲进驾驶舱，用枪指着那个开船的大副吼道：“你凭什么不带我们过河！”船上人一见那架势，都慌了，连忙跑过来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把信号给错了，完全是误会！误会！”那开船的大副也连忙乖乖地说：“我们开回去，让你们上，带你们走。”

就这样，轮渡又慢慢靠岸，让刘久洲将车开上船，然后才过了沱江。虽说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蒋介石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造成的恐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书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就是当时因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康泽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而逮捕，蒋介石不顾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再提出释放他们的要求，下令特务将两人秘密处死。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赵君陶同志始终没有与邓颖超和刘久洲见面。两人只好又回到重庆。

刘久洲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搞反共摩擦，中央指示周恩来回延安开会商量对策。周恩来向邓颖超交待了关于李鹏上学、生活等的安排后，就飞赴延安了。刘久洲也一同随行。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因骑马受伤，右臂严重骨折，不得不赴苏联治疗，直到1940年才回到重庆。

李鹏被接到重庆后，邓颖超先是把他安排在曾家岩周公馆。后来，由于周公馆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和包围之中，就将李鹏送到了北碚吴玉章那里。吴玉章是辛亥革命元老，当时又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他那里绝对安全。

刘久洲说，李鹏上学的学校也是周恩来、邓颖超和赵君陶定下来的，在嘉陵江东的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草街镇的育才学校就读，由被周恩来私下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陶行知所办。早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他就和陶行知有了交往。陶行知1929年6月在周恩来的老家淮安创办新安小学，最早去这所学校的3位青年教师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热血青年。其中李友梅、蓝九盛是共产党员，孙铭勋（李鹏就读的育才学校的社会科学组主任——作者注）在新安小学教书时，被周恩来调到上海办大同幼稚园，并接纳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进园。

后来，李鹏由重庆去延安，也是周恩来考虑安排的。那时，周恩来从苏联治疗臂伤回国，先到延安，然后才回的重庆。他一到重庆就把安排李鹏等人去延安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延安的学校已经办得有模有样，而且边区的社会秩序稳定，安全比重庆有保障。刘久洲回忆，李鹏在学习和训练中都很认真，也很刻苦。他成绩优良，很快便入党参军。当时李鹏还小，周恩来、邓颖超都特别心疼。当时一个普通战士要随身携带一支步枪、背4枚手榴弹和5—10斤的粮袋，再加上一个大约6斤的被包，幼小的李鹏哪里吃得消？邓颖超就把宋庆龄几年前送给他们的2斤丝棉给了李鹏，好让他的被包比别人轻几斤。邓颖超细致的考虑、入微的关心，绝不亚于任何一位亲生父母。

据说，李鹏同志当时很想在部队中锻炼自己，周恩来却考虑得更深一些：当兵上战场真枪实战，敌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如果李鹏在战场上有个闪失，他怎么对得起因革命而牺牲的李硕勋同志。于是他让邓颖超去做李鹏和赵君陶的工作，要李鹏去苏联学习。在周恩来夫妇关心和安排下，李鹏最终于1948年去了苏联学习水电，直到1955年才回国。

李鹏对周恩来夫妇有着子女般的敬爱之心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我作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随中共淮安市委吊唁团赴京参加邓颖超同志的治丧活动。我们一行于7月16日下午直接赶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灵堂。

当时西花厅已是一片花的海洋。我看见李鹏夫妇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的是“痛悼敬爱的邓妈妈”，下款也是他们夫妇的直接署名：“李鹏、朱琳敬挽”。7月17日邓颖超同志遗体去八宝山火化，李鹏还随着灵车送至八宝山，直至告别室最后躬别。这些都证明了李鹏对邓颖超有着子女一样的敬爱之心。

1994年，李鹏任总理时来到淮安拜谒周恩来纪念馆。在他参观的前一天，时任淮阴市政协副主席的杨基厚等人来到纪念馆，当时出于安全保卫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告诉我们到访的中央领导是谁，只说“是一位和周恩来关系比较密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我们帮着想一想有关的题词内容供他题写时参考。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位领导人应该是李鹏同志。于是就建议题写“学习周恩来精神，建好周恩来故乡”。后来，李鹏同志题写的是“学习周恩来精神，建设故乡淮阴  李鹏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九日”。写了两幅，内容相同，现都收藏于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第二天到馆参观时，李鹏同志走一处问一处，特别留心、特别仔细。如周恩来纪念馆的东、西两个大门处各造有几座亭子。我曾询问设计者、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他深情地说，周总理为中国人民操劳辛苦了一辈子，连个陵墓都没有，所以他的纪念馆的设计也就兼有陵墓的内涵。而一国宰相的陵墓一般均有“左青龙”“右白虎”的建筑规制。所以，我们在西门（右侧）设计建造了一座亭子——白虎亭;在东门（左侧）设计建造了5座亭子，这5座亭子又成曲折状地排列着，因此就叫“五龙亭”。没想到李鹏同志在问了纪念馆的各种建筑寓意后，最后也问到了“五龙亭”的建筑寓意。当时讲解员刘芳芳被问得语塞，因为她还没做好回答的准备。我走上前对李鹏解释：“五龙亭的设计是象征着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和艰难的。”李鹏听完后，脸上露出了微笑。

否认“周恩来养子”是对的

李鹏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否认他是周恩来的养子，他把自己同周恩来的关系定位为“周总理与我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40多年来，我一直在搜集、研究周恩来生平事迹。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周秉德曾于2003年在淮安中学对我说，“他们真正认下的干女儿只有3个，一个在陕北塌山壓死了;一个小扬眉，12岁就因飞机失事死了;3个女儿中，只有维世和我们生活较久，‘文革’中也被迫害去世了。”为此，邓颖超伤感地说：“凡是做了我们女儿的人，死得都很惨。”

在陕北因塌山压死的干女儿名叫谌曼里，她的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时的战友。后来他们一起组织觉悟社时，又和周恩来、邓颖超同为觉悟社社友。在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他们都站到了民族救亡的第一线，在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时，就任命谌志笃做自己的秘书，授上校军衔。谌的大女儿谌曼里时年18岁，长得亭亭玉立，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孩子，邓颖超见了很是喜欢，就向老朋友、老战友谌志笃提出收曼里为义女，得到曼里和她父母的同意。曼里由邓颖超带到陕北，先后在鲁艺、中央党校等单位学习，还参演了许多著名京剧，主演女一号。1945年10月31日，谌曼里所住窑洞坍塌，当场吞没了她的生命。

叶扬眉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当年12岁的她聪明伶俐。她在母亲的同意下作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后，曾乘飞机和周恩来一道去重庆迎接出狱的父亲叶挺。飞机在飞越秦岭时，因机翼结冰太厚而失速下坠，机长下令机上人员背好降落伞，偏偏小扬眉的座位上无伞，吓得她哭了起来。周恩来走到扬眉身边，教育她要向她父亲那样勇敢，从容面对，同时解下自己身上的降落伞给扬眉背好。不幸的是，小扬眉后来在随父亲从重庆飞赴延安途中，由于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时对飞机罗盘做了手脚，致使飞机从西安再度起飞后偏离航向，于1946年4月8日下午在山西兴县境内撞上黑茶山，机毁人亡。

孙维世是著名烈士孙炳文的女儿，1938年由邓颖超向孙维世的母亲任锐提出收维世为干女儿。 1939年周恩来带她出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表演和导演，回国后曾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兼总导演，后于1968年被江青、叶群联手迫害致死。

所有由周恩来邓颖超抚养的革命烈士子女都和李鹏同志一样叫周恩来周伯伯，叫邓颖超邓妈妈，只有孙维世一直是直接称呼周恩来为“爸爸”，称邓颖超为“妈妈”。

（作者系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研究室原主任。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