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报国未捷身先死

唐学锋

他具有俄罗斯人的血统，曾是中国著名的撑杆跳高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他主演过电影，是中国体育明星娱乐化的先行者;他更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名军人，驾机战斗在祖国的天空。此人便是符保卢。

从体育明星到演员

符保卢，原名符保陆，字宝卢，吉林省滨江县人，于1914年3月13日出生。

符保卢的父亲是印书局的职员，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后裔。他自幼酷爱体育运动，父亲便在自家院内安装了简易的单、双杠等体育器械，专门供他锻炼身体，他的运动天赋得以逐渐展现。

192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联合运动会上，符保卢一举夺得童子组50米、100米和200米赛跑的3个单项亚军，获得总成绩第2名。

由于当时国内的体育器材和设施非常落后，不能满足符保卢进行体育系统训练的需求。于是，父亲常常带他到俄国人修建的体育场去观看各种比赛，并认识了一位撑杆跳高能手——俄侨哥复登。从此，符保卢热爱上这项在当时国内极少人知道并参加的撑杆跳高运动。在哥复登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训练，他的撑杆跳高成绩节节提高。后来，符保卢转入东三省特别区第三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又遇见了生命中另一位伯乐——体育教师王立疆。王立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具有系统的体育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经验。经过他的强化训练，符保卢于1928年参加了首次在沈阳举行的东北三省运动会，一跃跳过3米高度，取得撑杆跳高比赛少年组第1名。

1930年4月，全国第四届全运会在杭州梅登高桥运动场举行。符保卢代表东三省特别区参加比赛，以3.28米的骄人成绩荣获撑杆跳高冠军。从此，年少的符保卢名扬全国，被誉为“撑杆跳高大王”。

“九一八”事变后，他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发展。1933年10月，他以上海体育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南京参加了全国第五届全运会，以3.75米的成绩轻松夺冠，并刷新他本人保持的全国纪录。1935年10月，第六届全运会再次在南京举行。在此次运动会中，符保卢以3.90米的好成绩打破由他保持的全国纪录。

符保卢还多次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其最好成绩是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取得的。这届运动会于1934年5月召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运动会上，符保卢以3.87米的成绩取得了撑杆跳高亚军。

深目、高鼻梁、身材魁梧，再加上体育界的名气，符保卢成为20世纪30年代许多导演追逐的对象，也因此成为电影《海葬》中的主角。《海葬》由天一影片公司制作，上映时间为1935年1月1日。导演为王滨，主要演员有田方、刘莉影、符保卢等人。

这是一部表现渔民苦难生活的影片，片长100分钟。符保卢在电影中饰演“虎子”一角。故事发生在一处小渔村，渔民们每天都盼望外出打鱼的亲人能够平安归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爹，此时，正眺望着大海。虽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却听得见大海汹涌的波涛声。大海上，两条渔船正与风浪搏击。一条船上，是瞎爹的儿子大毛和二毛，另一条船上是虎子和他的姐夫大山。突然，一个大浪掀来，大山掉入大海。第2天，他们终于筋疲力尽地泅上岸，渔行老板不仅不借钱给他们修船，反而催逼他们再次下海。为了生活，他们又出海了。不幸的事发生了，他们的船翻了，大毛死去，虎子带着受伤的二毛漂到一个荒岛上。12天后，虎子带着奄奄一息的二毛回到渔村，瞎爹抱着二毛渐渐冰凉的身体气绝身亡。虎子得知姐姐被账房先生奸污后，打死了账房先生，他被关进监狱。

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原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田方（著名导演田壮壮之父），在《田方传》中曾回忆他与符保卢合作共事的这段经历：“他是那种做事、对人都异常认真的人，我比较欣赏他的表演，非常有魅力，很真实、朴素，不是像一些演员那样靠化妆得来的。”

这部影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符保卢最珍贵的影像资料。

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36年8月1日至8月16日，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69人组成的运动队伍，一个武术表演队和一个体育考察团，参加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篮球、足球和拳击6个大项的比赛。符保卢入选国家队，准备参加撑杆跳高比赛。

然而，“弱国无体育”。当时正处于多难之秋的中国，积弱难返，注定了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奥运之行是悲壮和辛酸的。

1936年6月23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对即将出席奥运会的选手发表讲话：“诸君此次赴德参加世运，实为新中国之代表，诸君之成败，乃国家荣辱所关，望特别努力……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必须为我国家争光荣，一切态度行动，务当悉依道义，恪守规律，勇而知礼，惟德是争，随时随地，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夫然后可以得世界各国人民之敬爱，诸君勉之，并祝健康与凯旋。”

但是，在“国家荣辱所关”的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背后，人们却看到令政府难堪的一幕。当时代表团预算是国币22万元，政府只拨下17万元。在各省市的捐助下，缺口尚有2万元。于是，足球队只好先走一步，一路上在南洋踢球比赛筹集资金。受经费限制，每个运动员只发了一件西装上衣，至于裤子、鞋子等还要靠自己添置。

更可笑的是，代表团连运动员的比赛器材都没有准备，何以“为我国家争光荣”？还谈什么“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这就是当时中国真实国情的写照。比赛中，由于中国代表团没有为符保卢准备竹杆。因此，符保卢每次试跳都要点头鞠躬，向一位日本选手借用一根长度仅4.15米的旧竹杆。就凭这根旧竹杆，符保卢却闯进了复赛，成为中国69名运动员中，惟一进入第2轮比赛的选手。复赛时，他跳过了3.84米。当横杆升到4米时，他手中这根长度仅4.15米的竹杆显然短了，没有办法帮助他跃过这个高度（在国内训练过程中，他曾跳过4.15米的高度），3次试跳均未能成功。

但正是符保卢这关键的1分，才保住了中国代表团没有吃“鸭蛋”。

这次奥运之旅，让所有中国运动员感受到了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带给他们的耻辱。当他们抵达柏林，一出火车站，就被闻讯而来的西方人围住。他们争先恐后地盯着男运动员的头看，看他们的脑后是否都拖着一根大辫子;盯着女运动员的脚看，看她们是不是小脚。当时，一家外国报刊还刊登了1张嘲笑中国代表团的照片：一群中国运动员面前放着一个用英文标明的“德国制造”的大鸭蛋。

这次受辱经历，深深地激发了中国运动员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中有许多人纷纷走上抗日前线。拳击队的王润兰、靳贵第和靳桂，参加了陆军;足球队的陈镇和参加了空军。他们最终都牺牲在抗战的最前线。

这里面也包括符保卢。

英雄壮志未酬

和当今许多知名运动员退役后选择上大学一样，符保卢回国后，也受到许多名校的邀请。他最终选择了具有华侨背景的暨南大学外文系读书。

和符保卢一起进入暨南大学学习的现广州执信中学退休老师麦子华老人曾回忆：“我对符保卢印象很深。我和他同年进入暨南大学。他刚一进校就引起轰动，很多同学都愿意和他结识。一是他参加柏林奥运会的经历;二是他曾拍过电影的明星身份;再就是他的个头和长相给人印象太深。个头高挑，长相俊朗，明星相十足，这使他在女生中非常有人缘，很多女生都愿意和他亲近，让我们这些男生当时非常羡慕。不过，符保卢学习很认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生活中凡事都非常认真。”

麦子华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很多同学都选择了退学参军。全国性抗日热潮传到广州，只要有宣传抗日的集会与游行，符保卢每次都不落空。后来，军队来学校招人，补充兵源，符保卢第一个报名。离开时，什么都没带走。

从此，符保卢便从体育界、电影界，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1937年9月的一天，有人在西北某空军基地看到了符保卢。他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手里拿着扳手、钳子等工具，在飞机前跑来跑去，他已经成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但他更大的愿望是当一名飞行员。

1939年9月，符保卢考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学习。他来到昆明，在巫家坝基地完成基础课程和初级飞行后，转至蒙自学习中级飞行。然后，这期学员被集体送往美国，接受高级飞行训练。

毕业后，符保卢仍回到昆明，在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任见习军官。在昆明，他除了在军营，还常去空军昆明站站长钱定华家做客。他们在西北某空军基地就认识了，并成为好朋友。符保卢常对钱定华说：“是时候了，我想和鬼子去拼拼！”钱定华鼓励他：“保卢，希望你多打下几架日本飞机！像你的跳高纪录一样！”

终于，机会来了。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从窗口翻进钱定华的房间，将一把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刀，用力地向墙壁掷去，刀笔直地插在墙上。他说道：“喂！咱们调差了，调四大队，飛P-40！喂！他妈的，刚刚又喝了一樽酒！他妈的！打不下日本飞机，咱不来见你！”

1943年6月初的一天，钱定华在从巫家坝机场去昆明的路上，再次遇见符保卢。他坐在1辆三轮车里，正赶往机场方向。看见钱定华，马上叫钱停车，高声对他说：“我到机场去，学校（空军军官学校）派人来找我，叫我立刻上飞机去重庆。时间太紧了，不能回家，我的东西在学校，我不再到你那儿。你告诉大嫂和小胡（符保卢的女友），就说我到重庆再写信给他们！再见吧！”

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成为符保卢与好朋友的永诀。

1943年7月8日，符保卢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练习飞行时，驾驶1架P-40战斗机在着陆转弯时失速坠地，不幸殉职。

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代奥运明星就这样，带着他永远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鲁迅曾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之。”

在那个时代，由于受飞机制造技术、天气、地面导航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飞机失事是常有的事。在重庆大空战期间，有相当一批像符保卢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与日机作战，就因遇飞行事故而失事。后人很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但他们仍是抗战的英雄。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