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孙：“中国还需要一百个梁漱溟”

刘霄

虽身负“新儒学代表人物”，“国学大师”，“乡建运动领袖”等名号，但因50年代，与毛泽东的争执，让他深陷漩涡。时至“中国乡村建设110周年纪念活动”日前的举行，廉政瞭望记者参与梁漱溟纪念活动，并访问梁漱溟的后人和朋友，追忆这位儒道践行者逝去的某几个侧面。

被边缘的大师

梁漱溟之孙梁钦宁，依然记得多年前和祖父相处的日子。

80年代，西方迪斯科刚刚流入中国，梁钦宁喜欢在家跳迪斯科，他问梁漱溟：“爷爷，你喜欢吗？”90多岁的梁漱溟回了一句：“你喜欢就好。”

梁钦宁吃盐重，和梁漱溟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使劲往碗里倒酱油和盐，爷爷也不说他。一次，梁漱溟拿来一本科普书，折角后用红笔勾出题目，递给钦宁，题目是“吃盐多等于慢性自杀”。

在梁钦宁的印象里，祖父虽然博学多识，但却很少说教，儿孙们的人生大事，学业选择都是由着自我。他的后辈发展也较为多元，有从商的，有心理学者，有建筑师，也有报社编辑。

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但其实并不迂腐，相反尊重多元和包容心态，一以贯之融汇在他的生活里。在接触梁漱溟的后代，以及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时，他们都会表露一个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同时期的主要人物相比，却被边缘了。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生活慢慢恢复平静。有人说，梁漱溟在思想界被边缘，或因政治，或因思潮。早在北大任教时，以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为首的反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就对他“另眼相看”，他是北大教员里少有没有留过洋的人，人们认为他对西方的认识充满了局限，因提倡复兴儒学和传统文化，有人更称他为“封建余孽”。胡适笑话梁漱溟，“一个连电影院都没去过的人，怎么讲东西哲学”。而梁漱溟不以为然，说胡适根本不懂什么叫哲学。

但一个现实却是，梁漱溟从小受的并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甚至没有像胡适那样熟背过四书五经。梁漱溟的小学是在京城第一所洋学堂读的，学的有地理、历史、英文等现代科目，他平时读《启蒙画报》等当时最前卫的报纸，也读翻译过来的西方经典，如密尔和孟德斯鸠。

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引起了民主人士的极力声援，很多人大为赞扬学生的勇气，只有梁漱溟一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认为应遵循法治，让学生伏法，然后当庭特赦。

“我们是不同的，的确根本不同，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是相成的。”梁漱溟当时这样回应着那些“民主派”们。

他对儒学的钻研始于青年，深触底层人民的苦难并曾两次自杀，他的生命经验告诉他，在西化的浪潮里，中国的问题仍须用中国自身的文化去解决。

一个通体透明的人

72歲的美国汉学家艾恺，至今清楚地记得1980年第一次见梁漱溟的情景，87岁的梁漱溟早早守候在家楼下，两人连续两个礼拜每天交谈四个小时左右，梁漱溟有时连水都不喝一口。

令艾恺惊喜的是，梁漱溟几乎和他的想象没有出入，他说，很大原因是梁漱溟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艾恺可能是非中国血统的汉学家里，能亲眼见到其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梁漱溟是建国后少有的敢言知识分子，被外界所广知的是，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的摩擦。此后，常常被毛泽东请入中南海对谈的梁漱溟，再未与之单独会面。80年代，梁漱溟曾到过一次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做了一个反思。“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

1966年的某天，红卫兵冲入梁漱溟的家中，一路摔砸，将他住的房子设为“司令部”，赶他与妻子去放柴火的偏屋住。72岁的梁漱溟与老伴睡在地板上，没有被子，就把毛巾系在腰间防止着凉。白天打扫厕所，晚上拿着红卫兵给的稿纸写“罪行交待”，在那些稿纸上，他写出了《儒佛异同论》、《东西方学术概观》。

1974年2月24日，81岁的梁漱溟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把讲稿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做了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公开表明自己不批孔，只批林。

学者阎秉华评价，1953年的事没有改变他，他再次触动权威，这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有人因言论惹祸后，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声。

从1974年开始，梁漱溟参加专门批斗自己的大会小会将近一百场，他每会必到，以沉默对待，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出去打太极拳。

梁钦宁对那段历史仍心有余悸，他现在主要负责祖父生前史料，并推广梁漱溟思想。“文革”过去后，他问祖父：“爷爷，您就不生气吗？”他淡淡地回了句：“他们都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生什么气。”

在梁漱溟的后人看来，与老舍等人的命运不同，他能躲过“反右”，文革等劫难，全因那份静气，喜怒并不形于色。他的另一个孙子梁钦东说，“他在家很安静，安静得就像家里没有这个人。”梁钦宁在受访时认为，梁漱溟对权力的零欲望保护了他，他多次谢绝了让其到政府做官的邀请。

一个通体透明的梁漱溟，是后世对他最多的评价。

不常见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漱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的演讲上，他戴着标志性的瓜皮帽，瘦小的身躯坚持站着做完了讲演。

在演讲中，一个令人动容的瞬间是，他情绪有点激动，伸出手来不时敲打着演讲台，94岁的梁漱溟撕扯着嗓子大声道：“我不是书生，也不是学问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

梁漱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常见的，将自己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人，艾恺所称“最后的儒家”，便是形容他知行合一最贴切的概括。

距今已经110年的中国乡村建设史，梁漱溟必被书写于其中。

1927年，梁漱溟离开北大，辗转广东、河南等地筹备乡村建设计划。他不想和只会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呆在一起，他写道：“知识分子徜徉于空气松和的都市或租借，无望其革命，只有下乡而且要到问题最多痛苦最烈的乡间，一定革命。”

他认为中国人不会过团体生活，乡建应是基层群众自己动员起来的运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通过这些组织形式，开展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

梁漱溟曾有个说法：“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艾恺喜欢重复这个比喻，他在讲演中，用手比划着钩子和豆腐的关系，认为梁漱溟的改革，意在改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山东的邹平成为了梁漱溟践行其乡建理论的实验田，也很快成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对比这个时代的乡村建设，如乡村图书馆等项目，梁漱溟乡建的精髓在哪里。梁钦元在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这样评价：“我祖父的乡建理论，更多的是教会农民怎么去用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

随着后世研究新儒学的兴起，政治冰河的解冻，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儒家”，重回大众的视线。他的后辈深信其思想对后世中国的价值，以期待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会被记得和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