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山雕”背后的历史细节

杨津涛

东北之匪都是“政治土匪”

解 放战争期间，东北出现了一些“土匪”。其中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了。

关于当时东北土匪的由来，中共中央东北局1947年初的一份报告，说得相当清楚。该报告称：“日本投降后，我军进入东北的初期，是东北土匪普遍发展的一个时期，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声势浩大，即以胡子闻名的东北来说，亦是历史上从来所未有过的。而这些土匪与过去的胡子有本质的差别，就是都与国民党有联系，都是政治土匪。”

所谓“政治土匪”，意即这些武装力量，绝大多数拥有国民政府颁发的“合法”委任状。抗战结束后，我党集中力量向东北发展，国军也亟欲自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对原伪满武装授予番号，自然就成了国军进入东北之前，阻击解放军前进的重要手段。蒋介石曾一度对该手段的效用，有过相当乐观的估计：“现在东北境内没有缴械的日本军队，还有十余万人，伪军也有十余万人。这20余万部队，皆已向中央投诚，只等我们国军去缴械。现在国军（因苏军阻挠）不能入境，他们自然要保持武器，为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奋斗。所以共匪纵令受外面力量的培植，在东北发展，但是他一二年之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

由此可见，解放军“东北剿匪”，实质上也是解放战争的一部分。当时被国民政府收编的“政治土匪”，极盛时期约有25万人之多，其中甚至包括了部分滞留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确如蒋介石所料，这些“政治土匪”，一度严重打乱了共产党在东北的部署。一方面，“政治土匪”多拥有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当时东北民情，如林彪所言：“老百姓说八路军与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纷纷找国民党接头。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人接近时即叛变投敌。”另一方面，“政治土匪”的战斗力也比较强。1945年12月，林彪向中央汇报：“哈尔滨西南之长岭、怀德、乾安已为匪攻占，我损失人枪各两千余。”

剿匪的全局战略

林彪率部初进东北，即发现当地“政治土匪”极多。据称，当时东北的154个县，有100多个县有“政治土匪”盘踞，其武装力量大多集中在城镇据点。1945年12月份之前，“北满2/3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

有鉴于“政治土匪”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中共根据地的建立，林彪曾致电中央，提出整个东北工作的重心应做重大调整，“将作战与群众工作平置或倒置。我们意应以打土匪、做群众工作、建立根底据为主。……只以1/4的老部队集结作战。”

林彪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基本一致。194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应“利用苏军未撤时期迅速肃清土匪，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乘此时机向友方交涉，要求他们配合我军迅速消灭全东北的土匪……只要东北土顽消灭，蒋军进入东北的5个军就不能有大作用。故消灭土匪，意义非常重大。”

为肃清“政治土匪”及其群众基础，中共东北局还决定：“各旅划分一个地区创造根据地，各派出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去打匪和做群众工作。各级党、政、军机关实行大精减，各抽出约五分之三的干部，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概下乡做群众工作。”

至1946年8月，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地区的“政治土匪”基本上已被打散：“近一月来，被俘投降及溃散者约近万人，现散布于各地区活动之匪尚有二万余人，现已无大股土匪，尽变为小股土匪，今后主要靠群众工作与地方部队去消灭他。今后部队的主要任务在进行本身的整训与补充，以便以后之作战;但仍派出干部及工作小组参加群众工作，并仍以一部剿匪。”

原名张乐山的“座山雕”，正是前述“政治土匪”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张乐山一度“打着曾参加抗联的旗号，欺骗了原抗联的一些干部，组成了一个旅的编制”，接受了中共牡丹江军区的收编。国民政府进入东北后，张乐山迅即脱离中共，率部投靠。1947年2月，張乐山被俘获。

据《东北日报》当日的报道：“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2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遂于2月7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坐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6支、子弹640发、粮食千余斤。”

其时，东北绝大部分的“政治土匪”们已丧失了其在城镇的据点，而转入山沟密林。由此役缴获之寒酸，亦不难看出“座山雕”被俘前实际上已处于相当落魄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