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阔成印象

雁翎

袁阔成先生是袁派评书的一代大师，是评书大家、曲艺名人，是新中国曲艺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在全国率先说新书、把评书从书场搬到剧场舞台上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改革家。2006年8月，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袁阔成先生无愧为营口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我与袁阔成先生相识于“文革”期间。1969年营口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工作队歌舞连建立，需要一个搞创作的人。我当时被借调在营口日报当记者，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便由营口日报这一喉舌部门被清理到歌舞连这个窗口单位，人事关系也随即由原工作单位市高中转了过来，宣告我正式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初识袁阔成先生给了我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名人的架子，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举止儒雅，文质彬彬，见人面带笑容，说话谦恭和蔼，常常在自嘲自贬中流露出他特有的机敏、幽默、风趣、俏皮，给人亲切、随和、一见如故之感。当时，歌舞连的学员是从中、小学里招来的，也有部分社会青年，最大的不过十八岁，年龄稍长者只有袁阔成、周瑛和我，我们属于一代人。他们二位，一为大艺术家，一为大导演。袁阔成先生是极富感情和情趣的人，他以自己幽然风趣的特质在朋友间制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大家共享一份生活的乐趣。他叫我们的时候从不直呼其名，我和周瑛都有他赐的“封号”。周瑛的封号是“大姐儿”，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瑛”字，我得了两个封号，一是每次到外地演出都是我们俩打前站，他为主，我为副，故此叫我“联络副官”；二是他每写—个新段子，都由我记录整理，形成文稿，故此叫我“二等秘书”。我跟他开玩笑：“不能提拔提拔，弄个一等秘书千千？”他故作不屑地说：“一等秘书管生活，那活你干不了，你只能管管材料、拎个包什么的，二等，二等吧！”我们管阔成先生叫什么呢？“大姐儿”说：“你就是‘总座。”说完了又赶紧订正：“阔座，阔座。”我们在一起就这样嘻嘻哈哈的，经营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快乐小天地。

每年正月初六，是我们轮番相聚的日子。记得第一次到我家，我下厨做了一盘“拔丝苹果”，端到桌子上像店小二一样报了个菜名：“来了，拔丝苹果！”阔成先生用筷子挑了挑，随即“幽”了我一“默”：“手艺不错，‘拔丝苹果，拔丝，拔丝，就是没有‘丝，改个名吧，叫‘糖溜苹果。”周瑛夹起一块说：“管它拔丝还是糖溜呢，能下酒就行。”第二次，由周瑛掌勺，做出来的也是一盘糖溜苹果。第三次，由阔成先生动手实验，我与周瑛在一旁参谋，三个人像科学家研究一个新课题一样，折腾半天.还是拔不出丝来。从此，“糖溜苹果”成了我们交往中的一段佳话，一段美谈。以后，每每聚会阔成先生都打趣地说：“怎么样？来个糖溜苹果？”大家听了会心一笑，十分融洽、开心。

不久，周瑛“出事”了，因为给学生上表演课时讲了外国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宣扬“封资修”的罪名遭到批判，被停止工作，到剧场劳动改造去了。我私下埋怨周瑛，可他们二位却满不在乎，每每走进剧场，看见周瑛一个人站在用脚手架搭起的跳板上拿着刷子一下一下刷着涂料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可阔成先生偏偏在这时逗起了乐子，望着周瑛的身影离老远就喊：“大姐儿，还炼红心呢呀？好好炼，炼好了，有酒！”周瑛听了，停下手中的刷子会意地相视一笑，拍拍胸脯不无自豪地说：“哥们，没有咱干不了的活，瞧好吧，您哪！”还故意顽皮地用了个京腔。我心想，这二位心可够大的，一个自信满满，拍着胸脯不倒棱连刷墙都在“精益求精”呢；一个天性达观，“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随时随地不忘发挥幽默的力量。也许，他们是闯过风浪的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才没把眼下这点打击当回事。细一想，也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心若不比天大还能活吗？

其实，袁阔成先生那时的处境也并不美妙，憋气事、窝火事也不少，莫名的压抑感和艺术才华不得施展的苦恼时时袭扰在心头，身心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面对极左思潮的喧嚣，袁阔成先生并没有停止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开拓前进的脚步。他继续深入生活，配合形势写新段子。听说水源出了个英雄人物魏德满，他拉上我马上前去采访创作，很快写出了《水乡雄鹰魏德满》，并登台演出，及时宣传出去。当时，还有一件大事，中央号召“工业下乡”，“城市支援农村”，怎样配合这一形势写一个节目呢？阔成先生建议我写个快板书，因为剧团里有专门说快板的，写完可以演出。我说：“快板书怎么写呀？我没写过。”阔成先生告诉我：“快板书和快板有所不同，快板可以两句一换韵，快板书最好一韵到底，说起来顺溜。快板要求每句尽量字数相等，快板书可以长短配合，而且要有‘灌口，甩个长腔，表演有变化。”他还说：“快板不必有人物，快板书最好有个人物贯穿，有点小情节。”经他这么一点拨，我大体通路了。于是，我们一起吹个路子，捋好脉络，很快写出了快板书《乔师傅下乡》，以创作组名义发表在营口日报上，这是我向袁阔成先生学习曲艺创作的第一次实践。

为了提携我这个新兵，每有名人名家来营口看望袁先生，他都邀我赴会，出席作陪。比如，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黑龙江省曲艺团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黄枫（著名小品演员黄宏的父亲）、鞍山市曲艺团著名快板书演员王印泉（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的夫君），他们都是专程来看望袁阔成先生的。听他们谈吐，随意畅快，谈笑风生，没有客套，没有恭维，真挚亲切，如兄弟般不分彼此。他们对袁阔成先生的敬重，使我这个局外人“旁观者清”，深深感受到袁阔成先生在曲艺界名分之高，影响之大，“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冠之以“德高望重、德艺双磬”，名副其实。

“德高望重，德艺双磬”这本是艺术家自身的一种资源，可是袁阔成先生从未动用过这种资源。按世道人心的常理来说，人们都以认识袁阔成为荣，若能为袁阔成办点事更心甘情愿，求之不得。可阔成先生却没有这种感觉，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常对我们说：“咱算个啥呀，不就是个说书的吗？除了说书啥也不会，简直就是个废物！”他告诫我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夹尾巴做人！”这并不是玩笑话，他说这话是很认真的。他自尊、自重、自律、自省，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个人的事能克服就克服，也从不麻烦别人。

有一件事我的印象极深。袁阔成先生的三女儿庆贤下乡插队回城后，户口还一直在乡下，得有市知青办的大印才能迁回来。一天闲聊时他对我说了这个犯愁的事，我说：“凭你的大名这事还不好办吗？找人呗！”他说：“咱两眼摸黑，认得谁呀？”我听出了他的心事，他确实碰到了困难。我只好“挺身而出”了，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扑进了汪科长的办公室，说明了原委，汪科长笑了：“哎呀，老程，你怎不把袁阔成领来，让我们认识认识。”一边埋怨着，一边“咔”一声把大印盖上了。回来我对袁阔成先生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人家很想认识认识你呢。”袁阔成是人们喜爱和尊敬的艺术家。

通过这件事，我对袁阔成先生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袁阔成不仅是名人名家，而且必定是艺术领域里的“大人物”，因为，他具备“大人物”必备的特质——大智若愚。“智”是因为有所为，“愚”是因为有所不为，这几乎是一切之所以成为“大人物”的秘诀。袁阔成先生热爱评书艺术，痴迷专注，心无旁骛，与时俱进，锲而不舍，终成大器。1985年进京后，一部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振聋发聩，轰动全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登上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成为人们仰视的人。

袁阔成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艺术家，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1972年9月15日，袁阔成先生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人。可惜，我与袁阔成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太短了，不到三年，但记忆深刻。现在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云烟往事，历历如在目前，那么新鲜，那么有趣，那么亲切！虽然夹杂着一段岁月的苦涩，但是，有我们的友谊在，有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还是快乐大于苦涩，开心多于烦恼，艺术追求重于政治压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袁阔成先生1985年离开营口，就再也没回来过，时光荏苒，我们已青春不再。没有想到的是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和我的女儿程绿竹因袁派评书这一“非遗”项目而结缘，而成为朋友，他们父辈的友谊也因此能够在“非遗”的传承中得到传承，这是值得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