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015-09-17 05:49阚和庆张浩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5年9期
关键词:抗日战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

阚和庆 张浩

[摘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倡导、创建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持久战和游击战等理论,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的抗战,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逐渐成为推进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将中国共产党称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毛泽东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写了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洗刷了百余年的民族耻辱,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枢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是检验中国各党派和政治集团能力、作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全力推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提出一系列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战略理论,并领导敌后战场的抗战,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在抗战主体力量凝聚、战略方针建构和战场斗争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体现出高远的政治见识和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表现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甘于奉献牺牲的爱国情怀,堪称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擎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凝聚了反抗侵略的磅礴力量,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之所以能够不战而轻取东北,小战又控制华北,正是因为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软弱苟且,难以超越一己之私,又受制于蒙昧的政治见识,不欲也不能充分动员、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抵御外侵。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步步紧逼,竟企图吞并中国,也是因为忽略了中国人民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掘、调动出来,将会战胜任何侵略者。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审时度势,摒弃前嫌,从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斗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创建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磅礴力量。可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逐步升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于1932年4月15日宣布对日作战。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划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重点围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

1935年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八一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个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抗日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各界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共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已经到来。

鉴于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迫切需要制定新的策略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1936年2月,我党与被迫进行“剿共”内战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达成停战协议。

面对日本逐步升级的侵略压迫,蒋介石实际上也难以继续他几年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那样既不符合他所依附的英、美等国的利益要求,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内某些派系利用抗日的旗帜来反对他的统治。因此,他不得不改变几年来对日的妥协政策,对日态度开始有所强硬。适应新形势的变化,1936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它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当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在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力主“放蒋”,和平解决这一事变,并最终促成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2]周恩来也认为:“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3]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做出的各种承诺,促进国民党早日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轮谈判。国共谈判最终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的协议。依据国共两党商议的结果,1937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4]这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捍卫、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疑惧,国民党内对日妥协投降活动频繁,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加之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遇到了严重危机。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既联合又斗争,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从而广泛地团结了中华民族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总之,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但始终努力促成、维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全民族力量抗战的核心。日本侵略者的对手,不再是忽视人民力量的某一政权或政治势力,而是一个由共产党发挥政治引导作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觉醒了的中华民族,这是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持久战、游击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方针,并努力推进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胜利抗战的导引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实力的大比拼、大较量。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战斗人员的规模和素质、军事装备的数量和水平,更取决于战争的领导者能否科学地把握战争的规律和特征,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形成压倒敌人的总体性力量,这也是战争中以弱胜强的根本之道。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为此在军事斗争、民主建设、经济生产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从而极大地动员、壮大了各阶层和群体的斗争力量,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全国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单纯依靠军队抗战、忽视人民力量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根本不同,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引领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

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不断失利,节节败退,使一部分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出现了一种 “亡国论”论调,他们声称“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汪精卫甚至认为:“我们的所谓抗战,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战必大败”,[5]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则鼓吹 “速胜论”,幻想依靠英、法、美、苏等国的干涉和援助迅速取胜。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很多人也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他将希望寄托于拖住日本,等待美英国家的参战。胡适曾一语道破蒋介石持久抗战的真谛。他说: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6]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持久战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科学阐释。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科学地剖析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及规律,从抗战将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持久、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极大地鼓舞了一切爱国民众夺取胜利的信心和意志。

毛泽东还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敌后广大军民总结出一系列游击战战略战术,创造了诸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法,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曾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指出:“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7]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对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8]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领导和实施敌后游击战,是由自身的宗旨及人民性的品格所决定的,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受制于自身的阶级基础和组织方式,远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 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9]

“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10]为了贯彻党的一系列正确抗战路线和方针,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日根据地建设,特别是抓住民主建设、经济生产这些关键环节,努力满足各阶级阶层的权益和发展诉求,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全民抗战局面。“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11]。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可以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阶层。此外,抗日根据地政权还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这一系列的民主举措,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没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生产,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政权都是不可能的。为此,抗日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取缔各种形式的高利贷。减租就是按照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根据地政府还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工业方面,改善工人待遇,又确保资本家有利可图。通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各抗日根据地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群众的民主、民生权利得到保障,抗战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

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同国民党统治区黑暗专制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曾描述陕甘宁边区是“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2]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大批爱国人士纷纷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曾是坚定的“拥蒋派”,但延安之行完全改变了其观点。他说:“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3]中国共产党拥有的武器、兵力都远不如国民党,之所以能成为全民抗战的先锋力量,除了在军事战场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还因为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造,真正将“抗战”和“建国”结合起来,在抗日根据地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敌后战场在抗战中后期逐渐上升为主战场,成为全民抗战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基本性质和战争策略有很大差异,在抗战中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正面战场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敌后战场则以游击战争为主,并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的力量,实行军民结合、军政统一。两个战场都担负了抵抗日本侵略的任务,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共同铸就了抗战的胜利。总体而言,在抗战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但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逐渐成为主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权拥有210万正规军,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非正规军。面对几十万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歼敌20余万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14]不过,也要看到,由于国民党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方针,忽视运动战和游击战,加之内部派系倾轧,几次大的防御战役都最终失利,致使正面战场防线向内地后退约700公里,日军侵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利,固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但也有战略方针失误的因素,主要是国民党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方针,不是人民的抗战,且忽视运动战和游击战,“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15]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就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当国民党军队从前线大规模后撤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向沦陷区大步挺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扭转了国民党军队失利造成的战场颓势。对此,朱德曾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的我方的反进攻。”“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16]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战略重镇失守,日军逐渐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重点进攻,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开始将其主要兵力用来巩固占领区,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于是,敌后战场逐渐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这一时期,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也有一定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自1938年8月至1944年3月,国民党军队制造反共摩擦2500余次,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削弱了抗战的力量。1942年,蒋介石提出“今后我国局势,西北重于西南,对内重于对外,整军重于作战”[17],反映出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倾向。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过这样的揭露:蒋介石力图以空间换时间,这是他决不会去进攻日军的一种使人上当的说法;他想保留美国援助给他的军火物资,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中共的地盘并消灭他们。[18]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华北、华中、华南吸引和抗击着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特别是八路军在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对正面战场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

虽然敌后战场的作战是以比较分散的游击战为主,但却灵活机动地歼灭大量日军。大大小小的游击战天天进行,处处进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之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1944年3月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7万军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5%;国民党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35.5%。如果把全部日军和伪军合计起来,则共产党军队抗击了日、伪军总数134万中的110万,即84%,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16%。[19]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的无畏斗争,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使其陷于两面作战,分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还有力地挫败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敌后战场,中国才免于被日寇灭亡。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日本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经疾呼:“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20]

由于国民党当局消极避战,抗战意志减退,加之实行的是脱离民众的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在抗战后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1944年7月19日,毛泽东致电各地通报时局近况时指出: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21]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942年后,除了进行过几次“招架”性质的战役外,很少有军事主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损失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中国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引起同盟国的不满,损害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形象,同时引起国内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愤怒。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下,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战,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及坚强的斗争意志,“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22]。自1943年秋至1945年夏,敌后战场展开了近两年的攻势作战,其规模和作用愈来愈大,共歼灭日伪军90余万人,收复国土近5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0余万。从八年全国抗战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达268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2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抗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24]

历史雄辩地证明:全民族力量的凝聚和团结、符合国情和战争规律的正确路线方针作指导、先进政治力量的坚强领导和精神垂范,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就在于党具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品格和坚强不屈的意志,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积极推动团结抗战、全民抗战,加之这时期党基本掌握了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规律,能够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且深得民心的战略方针,动员和凝聚了全民族的整体力量,因而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511.

[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8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218.

[4]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1):256.

[5]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64.

[6]胡适日记全编1938-1939(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54.

[7]孙丹年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235.

[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1009.

[9]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J].抗日战争研究,2006(2).

[1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150.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1.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718.

[13]雷克啸著.陈嘉庚精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69.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941.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376.

[1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138-139.

[17]张其昀.党史概要(第4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1230.

[18](美)约瑟夫·W·史迪威著.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7-295.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21.

[20]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第503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0.

[22]参见资中筠著.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对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397-398.

[23]本书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630.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1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王炳林主持,项目批准号:13&ZD05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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