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场的生态性考察

○李盛涛

当代文学场的生态性考察

○李盛涛

网络小说在当代的发展，成就非凡，意义重大。网络文学的发展使中国当代文学场裂变为两个文学场，即体制文学场和网络文学场。体制文学场是指当前由意识形态功能的创生机制和延续机制所形成的文学的生存空间，而网络文学场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适用于网络文学生存的文学空间。概念“场”是由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提出，文学存在于诸多场之中，其中文学场是指“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①，文学涉及诸多学科（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艺术等），它已不能单纯用文学自身的方式来解决。这里，“文学场”概念的运用不仅意在强调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和语境性地研究文学文本，而且基于一种生态学的思考，即文学空间是否存在一个促进或抑制文学生长与发展的问题。因而，探讨当代文学场的文学生态性问题，应将体制文学场与网络文学场放在互补与共存的间性关系中，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其意义。

一、体制文学场及其文学生态性问题

“体制”是理解体制文学场的一个关键观念。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在著作《先锋派理论》中提出了“文学的体制”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文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约亨·舒尔特-扎塞在该书的英译本序言中提到：“只有体制本身，而非关于艺术作品的先验概念，才能以精确的、历史的、可重复出现的方式说明艺术的本质。”②笔者将网络文学（场）之外的传统文学（场）称之为“体制文学（场）”，意在揭示意识形态对文学生产的影响。简单地讲，体制文学场包括创生机制和延续机制两个方面，确保了文学在某一时代的生产和在不同时代的传承问题。

（一）创生机制

体制文学场的创生机制主要解决一个时代的文学生产和作家的创作问题，并确保两者的调谐与统一。创生机制包括显性机构和隐性机制两个方面。显性机构就是指由文化部（文化厅）、作协（文联）、审查机构、发表机构等部门构成的文学生产机构；而隐性机制是指在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对创作具有引导和规训作用的审美规范。显性机构往往通过社会组织、规章制度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学艺术活动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进行整体性、自上而下的建构和规划；而隐性机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是隐蔽而不易觉察的。

在隐性机制中，涉及一个文学规范的建构问题。文学规范内隐着一个审美判断，而审美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哪种价值取向被意识形态所认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文化资本扶植的方式将其确立为一种集体性的认知资本，然后将其渗透到一个时代作家们的创作之中。可见，任何审美规范都是体制化的，约亨·舒尔特-扎塞在《先锋派理论》一书的序言中说道：“由于艺术作品的概念具有体制性，而这一体制仍然存在，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也被保留了下来。实际上，艺术作品的概念是使艺术体制化，成为意识形态再生产媒介的必要手段。了解这一点将是非常有趣的。”③对于体制文学场而言，审美规范“创新性”一直是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审美规范。从积极意义上说，“创新性”审美规范具有多种功能，诸如：它推动作家不断超越自己、否定自己，使作家追求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它暗合了文学的先锋性，推动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它可能带来文学理论的变革与丰富，因为文学的创新性最终为理论的创新提供实践基础，从而推动文学理论的变革。实际上，“创新性”审美规范已确立了牢不可破的霸权地位，俨然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颠扑不破的文学真理。

但是，“创新性”还有其局限性。首先，“创新性”存在着规范本身与审美内涵的矛盾性。审美规范本身有着凝固性、确定性和同质化的形式化倾向，而其审美内涵又有着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具体的审美特性。这种悖论是深刻而不易觉察的。审美规范实则充当了意识形态掌控文学的代理人：它们以审美的面孔出现，貌似中庸平和，实则将霸权式的价值规范转化为作家内在的审美追求，并让作家深信不疑。其次，对审美规范“创新性”的追求和对创作风格的追求存在着矛盾。创新性和创作风格都是作家所追求的，但“创新性”要求作家的创作追求与众不同，要否定和超越自己；而创作风格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它常体现为稳固的创作状态和趋同性的文本特征。这两种文学追求之间的悖论势必困扰着作家们的创作。再次，“创新性”极大地削弱了文学社团与创作流派的成立。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的成立依赖于许多作家共同的文学追求和文本风格的趋同化；而“创新性”则促使作家们极力彰显创作个性，使自己与别人拉开距离，从而瓦解了文学社团与创作思潮成立的可能。于是，意识形态通过“创新性”审美规范成功地将当代作家潜在的创作阵营分散化、个体化了，使之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文学群体力量，进而无法实现较为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因此，对于审美规范“创新性”而言，我们应该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分析，并进行理论的祛魅。

（二）延续机制

除了创生机制外，体制文学场还包含延续机制。文学的延续机制就是指文学得以传播，被经典化并被历代传承的社会运作机制。体制文学场的延续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教委、学校等构成的显性机构，二是文学的“经典性”标准所构成的隐性机制。其中，显性机构起到了文学的社会组织、管理等职能，而隐性机制则起到了潜在的调节作用。两者的关联点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建构行为。

首先，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内隐着一个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问题。一部作品的主题可能存在多义性，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意义取向也是多元化的，但这可能与当下的意识形态或主流价值观念存在错位、抵牾之处。因而，意识形态必然从自身的价值观念立场出发对文学做出裁决，“文本遴选就是价值遴选”④。于是，有的作品被充分认可，有的被规训，而有的则被封杀。如此，意识形态确保了文学创作与自身的高度一致性。当然，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往往表现为审美判断。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往往融进作家的创作理念、主题类型、形象塑造以及遣词造句之中，成为小说文本要素内在的灵魂。约翰·杰洛瑞将这种由意识形态化的审美判断行为称之为“形象政治学”，“无论经典作为平等或不平等的表述形象可能在大学内部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应，我们都必须坚信当前这场修订经典的政治学实为一种形象政治学。这正是一部代表性经典的社会效应很难被确定的原因”⑤。可以说，文学经典形象所具有的雄厚的文化资本和丰厚的文学利润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召唤作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其次，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还需要一个不断的代内传播和代际传承的过程。代内传播是指文学经典在同一代人中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而代际传承则指文学经典在不同代人之间的不断被传承。新闻媒体、广播、影视剧的改编和被编入学校教材等都是经典的传承手段，其中学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积极意义上说，学校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国家意识的形成、社会的发展与全民智力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些文化功能多通过一篇篇的经典文本的传授而实现的。从学校的构成机制看，中国学校的管理是由一系列上下等级的权力部门构成，复制了“党/政”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确保了学校教育与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约翰·杰洛瑞说道：“学校具有一个文凭化的体系功能，通过这一体系，学校形成与文化的一种明确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它复制了社会关系。”⑥可见，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归根结底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当文学作品一旦成为经典便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往往具有稳态性，这决定了包含着民族精神的文学经典生命力的持久性。当然，经典也有历史性和变化性，即彼时代的经典之作在此时代可能被质疑或否定。经典的变化性根源在于确定经典的外在条件，而非作品本身。安托万·孔帕尼翁说道：“一个文学文本（文学属性已然得到公认）的伟大与否则取决于非美学标准。”⑦当原有的经典在新的语境中表现出不适时，这些作品可能被剥夺经典性而被移出教材，退出教育场。

总之，教材中的经典之作以意识形态或民族的精神符码形式存在着，要么被整合进一个社会的价值共同体之中，要么被整合进一个民族的精神共同体之中，实施着“化成天下”的文化功能。

（三）体制文学场的文学生态性问题

体制文学场的文学呈现出特有的生存样态。若用具有生态学象喻意义的词语来描述，体制文学场的文学呈现一种“盆景式”的存在样态。这种存在样态包含几层意思：文学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后的状态，带有人为痕迹；强调在精英文化立场之下的文学资源的珍贵性和文学地位的高贵性；文本思想的有限包容性和诗艺的较为完善性能满足包括意识形态话语在内的各种阐释话语的需要。体制文学的“盆景式”存在样态能更好地实现经典的各种文化功能，尤其是实现教育功能的最大化与最优化。

从生态学角度看，体制文学场文学的“盆景式”生存样态具有自身的生态性与非生态性问题。生态性是指一个物种在有利于其生长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生态学中最重要的生态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⑧。学者余谋昌认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从空间结构来看，它是完整的系统；从时间发展来看，它是历史地发展的系统”⑨。如果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产、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⑩）的话，那么文学存在两种生态性的发展向度：一是文类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二是一种文类与其他文类在空间向度上的群落式发展。体制文学场的文学生态性更体现为文类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而它的文学非生态则表现为文学在空间维度上无法形成群落式发展格局。

从积极意义上说，体制文学在时间向度上的生态性发展体现为文学的创新性。“创新性”的积极作用在上文已论述过，此处不再赘述。其实，“创新性”内隐着一个随线性时间推移的“旧/新”价值的嬗变过程。这种典型的现代性时间价值观，认为在社会领域（文学包含在内）中谁拥有了时间维度上的“最现在”时刻，谁就获得了最崭新的历史存在时刻和最优化的生存资本。学者唐晓渡将这种时间价值观称之为“五四”时期酿造的一个“时间神话”，并认为它存在负面影响，“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突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涵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⑪。但是，在当代生态学视野之下，这种由“进化论”所推动的文学“创新性”却日益显示出它的非生态性。

首先是概念本身具有非生态性问题。不管是文学的“创新性”概念还是“进化”概念，都是先验的、外在于文学的，是人的观念外加于文学的结果。若依据文学的“进化论”观念，人们会荒谬地得出宋词比唐诗“进步”，中国现当代文学比中国古典文学“进步”。因而，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备受质疑，“艺术从不会进步”⑫，“进步恰好不是位于艺术可能性的完善之中”⑬。当“创新性”审美概念外在于主体时，主体便走上了被迫创新的道路，“当艺术实际上被迫创新时，它与追逐时尚就难区分了”⑭。

其次，审美规范“创新性”内隐着一个文学创作力衰竭的非生态性问题。由于“创新性”内含一个“僵化与进化”、“旧与新”的价值冲突问题，这使文学的“创新”活动建立在与过去“断裂”的关系之上，造成了文学的“断裂”式发展。文学的“断裂”式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纵向上发生在历史转型期，如“五四”时期、文革前后的文学；一是在横向上一种文学形式与同时代其他文学样式的隔绝，如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前者使文学创作因脱离传统的资源而成为一种“无根”的文学，后者因脱离同时代的文学群落而成为时代的“异己者”。这种“断裂”的文学创作往往缺乏一种持久的生命力。

再次，文学的“盆景”样式使文学无法形成群落式的存在格局。体制文学场文学立足于精英文化立场势必将通俗文学样式排斥在体制文学场的发展视域之外，而“创新性”审美标准则导致了当代创作的游兵散勇状态和文学创作社团化与思潮性的削弱。这种文学的“盆景式”存在样态必然无法满足当代文化消费时代人们对文学的消费性需求。

二、网络文学场及其文学生态性问题

所谓网络文学场，就是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文学生存空间。与体制文学场相比，网络文学场具有非体制性，这决定于其独有的运作机制，即网络文学场则只有创生机制而无延续机制，且创生机制中的显性机构和隐性机制也不同于体制文学场。

（一）创生机制

网络文学场的创生机制包括显性机构和隐性机制两个方面。显性机构包括通信公司、网络公司、门户网站以及网页、网络写手等要素。如果说体制文学场的主要生产要素是“体制—个人”，那么网络文学场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商业/科技—个人”。体制文学场强调“体制”对文学的影响，而网络文学场更强调“商业/科技”因素。网络的主要文化功能是服务功能，它是一个超级的、几乎没有边界的虚拟服务体，为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和支持，这种服务功能决定了网络文学运作的商业性。而网络本身就是以强大的现代科技支撑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科技体。可以说，商业因素与科技因素共同构成了网络文学场存在与发展的外在性因素。

就文学场的外在推动力而言，网络文学场与体制文学场同中有异。相同点是两者都存在着外在于文学的社会性因素，构成了每个文学场的具体语境。不管是体制文学场还是网络文学场，文学很难获得真正的自律，只是相对性的。彼得·比格尔将自律解释为艺术在场中的一种位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包括资产阶级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取得政治权力之前），艺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用最简单的话说，这就是自律”⑮。他认为这种“位置”是不稳定的，“这一地位随时都可能被社会（更准确地说，社会的统治者）所动摇。”⑯如果文学生产有两个极点——绝对的他律和纯粹的自律——的话，那么文学的自律便始终是个动态状态。相对而言，网络文学场具有更大的自律性和自由性，正如欧阳友权所说：“网络文学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文学的精神本质也是自由的，网络之接纳文学或者文学之走进网络，就在于它们存在兼容的共振点：自由。”⑰这便带来了网络文学场中文学生产的独特性。

而网络文学场创生机制中的隐性机制是指“类型化——创新性”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与体制文学场不同。从文化立场上看，体制文学场的“创新性”审美标准属于精英文化立场，而网络文学场的“类型化——创新性”标准则属于通俗文化立场。而从运作机制上看，体制文学场的“创新性”审美标准是由意识形态推行、被作家内化后主动追求的结果，而网络文学场的“类型化——创新性”审美标准则是文学网站的有意策划与网络写手主动迎合的结果。在当前各大文学网站中，均设置了大致相同的小说类型版块。类型化的文学版块设置势必推动了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发展和“类型化”审美要求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创作的“创新性”审美要求是由体制文学场审美规范“创新性”的习性影响所致。体制文学场的文学延续机制通过教育系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受教育者，相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内容使接受过国家教育的网民在进行网络文学创作时依然遵循体制文学场的“创新性”审美要求。因而，“类型化——创新性”的审美标准使网络文学创作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带来变化性，从而确保了网络文学的整体性发展。

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创新性”审美标准暗合了大众文化产业化的内在要求。埃德加·莫兰认为文化产业化的审美标准是“创新的——标准化”，认为“创新的——标准化的矛盾是大众文化的具有活力的矛盾。这是它的适应于公众和使公众适应于它的机制。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⑱”。同理，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创新性”审美标准与埃德加·莫兰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化的产业化采取批量复制的生产方式，需要以大量的已有文化模本作为原材料。而网络文学数量的庞大无疑能够满足文化产业化的批量生产需求。因而，有学者乐观地认为“类型化已经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市场突围之道。”⑲网络小说类型化发展的文化工业化意义正在这里。

（二）延续机制

目前，网络文学场尚未形成一个延续机制。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网络文学作品未能进入中小学教材，只是以选修课、研究对象的方式进入大学课程或研究者的视野。因此，网络文学尚处于尚未经典化、文学史之前的原生态。将网络文学挡在文学经典化的门槛之外，势必使来自民间的广大网民的创作成果无法融进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将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学界应秉承客观公正的学理态度，抛开理论和审美偏见，给体制外的网络文学以应有的重视。

（三）网络文学场的生态性问题

网络文学场的生态性是相对于体制文学场而言的。如果说体制文学场的生态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个体性发展，而网络文学场的生态性则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群落式发展。对于当代文学场而言，网络文学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在体制文学场之外开辟了文学的另一个生存空间，丰富了当代文学场。当然，网络文学场的非生态性只是个伪命题而已。因为在没有对网络文学进行经典化的阅读和无法穷尽阅读网络文学的情况下，许多可能或完全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处于未发现状态。所以，否定网络文学的经典性尚早。网络文学场的文学生态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运作的自组织性上。

首先，网络文学场的生态性体现在文学群落的整体性发展。若从生态学整体性原则审视文学，文学发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样式和类型在空间形态上的整体性发展，二是某一种文学样式和类型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就网络文学场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在文学网站中的群落式发展。在网络文学场中，每一种文学样式与其他文学样式共同生存于一个文学生境之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没有被外在的、人为地赋予或剥夺其“生存资本”，而是共生共存。这种整体性发展格局与体制文学场不同，体制文学场因无法形成具有思潮式的整体性创作而呈现一种游兵散勇式的创作状态。而网络文学网站各个文学类型版块的设置和网民的庞大数量确保了相同类别的网络文学的产生，从而推动了网络文学的群落式发展。

其实，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看，文学群落式在共时态的整体性发展之中，也包含着一个线性的文学发展状态。体制文学场过分强调文学的线性发展而忽略文学的共时态发展，这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同理，网络文学场虽突出表现为共时态性的发展特征，但也内隐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只不过网络文学场因处于历史青春期而使它的线性发展特征不很显著而已。对于发展历史十分短暂的网络文学而言，整体性的文学类别研究应是文本研究的较好切入点。

再次，网络文学的生态性还体现在运作的自组织性上。生态学认为任何生命行为都表现为两个侧面：历时态的生命现象与共时态的生命行为。生物学家在描述历时态的生命现象时往往用“进化”一词，而在描述共时态的生命行为时常用“自组织性”。所谓“自组织性”，就是指“自为体系在其建构的过程中，总是按照自身的建构法则，利用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把参与建构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⑳。生态学认为，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社会是两大并行的自为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组织性的原理进行稳态延续。因而“凡是有生态自组织和循环——全息原理的地方，就不再有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㉑。当然，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依然存在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等错误认识。但网络文化语境的相对自由使文学获得了与现实文化语境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它确保了网络文学存在的自组织性。网络文学场的自组织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网络文学更具有文学的自律性，受外在影响因素相对较少，而受自主性因素则相对较多；二是“商业——科技”性因素确保了网络文学的自组织性。网络文学场的自组织性并非完全拒绝外在影响因素，只是其外在影响因素的内涵、影响的方式与力度不同于体制文学场而已。如果说体制文学场的外在因素的内涵是意识形态，影响方式是部分地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影响力度是强烈而持久的话；那么网络文学场的外在因素的内涵是“商业——科技”性因素，影响方式主要是诱导性的，影响力度则是潜在而温和的。其中，网络文学场中商业因素的诱导作用既体现在各大网络公司对于文学网站的精心打造，又体现在已成功的网络写手的巨额版税收入对广大网络写手的吸引上。而网络文学场的科技因素既体现着它消除了文学发展的各种障碍、极大地缩短了文学的发表时间，又体现了它给文学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存在空间（网站、博客、QQ空间、飞信空间等）。因而，网络文学场体现出鲜明的自主性。

整体性发展和自组织性使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状态。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之为“灌木丛式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㉒。莫兰的论述亦可适用于文学。如果说体制文学的存在样态是“盆景式”的，那么网络文学的存在状态则是“灌木丛式”的。网络文学的“灌木丛式”存在样态包含几层意义：一种未经意识形态经典化的、处于文学史之前的文学原生状态，呈现出一种庞杂而无序的存在状态；一种更多依赖于自身力量生存的、具有更多创造力和包含更多可能性的文学形式；一种尊崇多种类型的文学共同发展的文学样式。因而，网络文学场没有体制文学场那样“中心（主流）”与“边缘”的文学存在格局，而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样态。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体现着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总之，网络文学场使当代文学场产生裂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意义。体制文学场与网络文学场形成补充与共存的关系，并有着各自的文学生态性。特别是对于网络文学场而言，它以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出现，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冲击。因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将势必影响对整个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认知，推动整个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发展。

（作者单位：滨州学院中文系）

①[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产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②③⑭⑮⑯[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页，第42页，第135页，第90页，第91页。

④⑤⑥[美]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M]，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第6页，第51页。

⑦[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吴泓缈、汪捷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⑧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⑨余谋昌《生态文化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⑩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⑪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J]，《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⑫[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M]，李良忠编《在剑桥听讲座》，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⑬[德]罗姆巴赫《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结构存在论的问题与解答》[M]，王俊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⑰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⑱[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⑲何志钧《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管窥》[J]，《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⑳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㉑㉒[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M]，秦海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第164页。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视野中的网络小说叙事研究”（11CZW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