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体系的文化社会学解析

○温婷

现代艺术体系的文化社会学解析

○温婷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西方艺术处于“自由艺术”体系的统治之中，尽管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观念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现代艺术体系是在相对晚近的时期才出现。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体系的出现、形成和确立是一个现代的建构过程。本文将从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入手，通过对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将现代艺术体系置于文化社会学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进而揭示西方现代艺术体系内门类艺术关系变化的某些特征。

一、现代艺术体系与公共领域

德裔美籍学者克里斯特勒通过历史考察，指出以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诗歌为主要艺术的系统是在18世纪出现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被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在走向美的艺术体系建构中是巴托（Charles Batteux）神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746年在其著名的论文《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中，他根据艺术的用途区分出三种艺术：第一类是以满足人类基本物质需求的“机械艺术”；第二类是为了满足愉悦情感的最杰出的“美的艺术”，包括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姿态艺术或舞蹈艺术；最后一种是兼具实用与情感惬意的艺术，包括了雄辩术和建筑学。正是在此意义上，克里斯特勒认为，巴托为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进行了命名。这一命名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巴托“几乎是以最终的形式使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系统化了，而所有先前的作者都只不过是为这个体系做了准备”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将‘美的艺术’定义为一个特殊的范畴”②，在理论上为我们划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把它与手工技艺、宗教和科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法国哲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1751年为《狄德罗百科全书》撰写序言，在依赖于巴托的分类和理论基础上，对艺术进一步界定。他把主要的知识划分为哲学、历史和美的艺术，在美的艺术中他罗列出了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和音乐，“以最终的形式提出了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③。

在任何社会形态，艺术都以某种形式或某种方式获得自己的合法化，否则它作为一种话语活动是难以存在的。克里斯特勒认为，启蒙运动时期探求知识整体性的冲动和理念，以及人们探求艺术的整体或总体性特征的理论氛围赋予确立现代艺术体系成为可能。尤其是，康德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为艺术理论和美的理论划出独立的位置，与真的理论和善的理论相提并论，这为探讨一切艺术的共同概念和原则奠定了根本的基础。根据克里斯特勒的分析，最终达到将美的艺术的现代体系固定下来的力量其实并不是来自艺术家，而是业余爱好者、作家和哲学家们对视觉艺术与音乐的兴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18世纪前半叶期间，不仅产生了由外行写作并且出现了关于这些外行写作艺术的批评著作，而且也有将这些艺术相互比较的各种著述，由此推进了美的艺术的观念和体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克里斯特勒强调，巴黎和伦敦社会中出现的文人圈子这个团体领域形成了美的艺术观念的合法性基础，尤其指出，只有在文人圈的交谈和讨论中才能成形，而正式的著作和论文只是反映了交谈中产生的意见的氛围。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等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们的出现是文学艺术合法化的转折点。他曾经这样描述道：“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④随着出版物的大量刊发，流动图书馆的出现，在咖啡馆、沙龙等社交形式的推进下，一方面，民众开始就文学、艺术的问题展开讨论形成意见，此为哈贝马斯所言的文学公共领域，即公共领域的最初形态。另一方面，这些批评著作很快延展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论争，政治性问题逐渐成为中心议题，文学公共领域功能转换为国家政治权利的批判领域。⑤在我看来，假如说市民社会存在诸多不同的公共领域的话，那么，在比较狭隘的社会学意义上，克里斯特勒所说的文人圈子可以被视为这诸多公共领域之一。艺术社会史学家T·J·克拉克为我们展示了文人圈是如何通过咖啡馆影响现代艺术的主题。根据克拉克的看法，19世纪世纪后期，各种休闲娱乐业在西方兴起，这种娱乐休闲方式对于流行文化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娱乐休闲的世界成为一个身份象征的领域，打响了争夺资产阶级身份的战斗；本质上相互对立的权利要求涉及到各种自由、成就、自然特征和个性。”⑥这种流行文化正是通过咖啡馆这个环境孕育成型的，而各种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音乐咖啡馆成功的关键元素。咖啡馆流行的休闲文化，既蕴涵着阶级斗争，又影响画家创作手法的改变，也诠释了现代主义绘画主题所经历的转变。我们看出，现代艺术体系的产生和确立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由此，我们将分析的目光转向现代性语境下艺术体系内艺术种类关系的变化分析。

二、现代艺术体系与文化主因

匈牙利艺术社会史家阿诺德·豪塞尔认为，每个历史时期各门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自18世纪以来，文学、绘画和音乐不再保持同一水平，音乐比文学落后得多；甚至同一门类的艺术发展也有不同，存在着不同程度差异，有的是“先进的”，有的则明显“落后的”。对于前者的差异，他归结为公众对艺术的兴趣的差别，更确切地说是“种种潮流之间的种种差别”，造成同一门类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则是来自风格的变化，无论是源于趣味或风格，二者的根本变化皆源自某个社会阶层的兴起。⑦他分析了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社会是一种土壤，各种不同的文化进程在其中相互密切接触并向前发展。在社会的水平上，它们并不必然地展现出它们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或全部财富，但它们的确展现了那些能被最满意地简化为‘公分母’的特征。”⑧豪塞尔提出的“公分母”这个比喻与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主因”很接近。

在雅各布森看来，不同的艺术历史形态具有不同的“主因”（the dominant)，在某个时代的整体艺术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主导成分。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主因”是造型艺术，因此一切艺术都以追求逼真的造型效果为目标；而浪漫主义艺术则把对音乐及其效果的崇拜作为这一时期所有艺术的宗旨；而本世纪的艺术，却把语言提高到了艺术的本体论高度。⑨对于同一门类艺术来说，它的每个时期的主导成分也是发生变化的。他以诗歌为例谈到，诗的发展每个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同，14世纪，诗的不可分的特征不是音节安排而是押韵；19世纪的现实主义诗，押韵不是必需的手段，相反音节安排成为一种强制性不可分割的成分；现代的自由诗体的必需成分变成了语调统一，语调成为了诗体的主导成分。⑩

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尤·蒂尼亚诺夫的看法，文学的系统由“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带构成，这两个部分在永无止境地移动并更替着。“体裁从中心位移于周边,新的现象则从文学零碎、从它的荒僻和低级之处跃上中心的位置”⑪，即使原来处于各种边缘地带的细小支流，起初不引人注意，但这种边缘的新现象终将不可避免地更替正统的中心，中心则成为周边。毫无疑问，蒂尼亚诺夫提出的这种演变现象在现代艺术体系中是存在的。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现代艺术体系中的艺术门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变化和更替的特点，处于主导与边缘地位的艺术种类不停发展更换，只不过，“这种更替存在于另一种意义上——主导潮流、主导体裁的更替”⑫。

至此，我们将结合现代性语境从两个层面讨论艺术体系与文化主因的关系变化特征：

（一）从模仿到实用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将艺术与模仿联系在一起作思辨的考察，如德谟克利特将“模仿”看作人类活动的起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分别作出了重要的解释。柏拉图明确提出了艺术与模仿的对应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关于艺术的模仿方式与效果的论述。模仿论构成了艺术哲学的一大传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作为建构现代艺术体系的单一原则而存在。启蒙运动时期从古典的模仿论出发来论证，把“模仿美的自然”作为艺术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实现了对艺术的界定，而且也影响了艺术门类的选定和排序。对比发现，巴托和达朗贝尔所划定的“美的艺术”体系中的五种艺术种类的排序相去甚远。达朗贝尔明确提出五种艺术排序的原因：绘画和雕塑在美的艺术体系位居前列是因为“它在那些艺术尤其是模仿艺术中最接近于事物的再现，也更直接地与感觉对话”，“毫无限制地表达了美的自然的一切”；建筑是有限度地模仿美的自然，更多地模仿自然的对称布置，没有绘画和雕塑那么逼真，所以只能紧随其后；诗歌是根据单词的组合方式所产生的愉悦和谐感来模仿，是通过想象力再现事物，“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创造而非对它们的描绘”⑬；支持想象力和感觉的音乐在模仿的秩序中名列最后，因为“它局限于很少的形象”，发展至后来甚至只是一种语言。对于巴托来说，构成美的艺术的“单一原理”就是“模仿美的自然”。巴托虽也强调对自然的模仿，但他认为美的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起愉悦的情感，更进一步，当人们对客体自然带来的过于统一的愉悦感到厌倦时，他们需要寻找新秩序以唤醒新的思想情感，激起新的趣味，“趣味是艺术的仲裁者”。这意味着，在巴托看来，美的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的常规状态，更不是追求对自然的最真实再现，而是强调既模仿自然却又打破自然的常规，要与真实自然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唤起新的审美体验。如此看来，模仿自然的逼真程度只是巴托划定美的艺术边界的标准之一，同时还要与时代的趣味相一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似乎巴托更具有前瞻性，他的一些看法是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的。至于巴托为何将建筑从美的艺术体系中排除，他开宗明义地说，他是根据艺术的用途划分艺术体系边界的。对于建筑来说，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它的结构和形式使人愉快，所以巴托在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划给了美的艺术之外的第三种艺术。

显而易见，无论是达朗贝尔还是巴托，他们划分艺术体系的门类的基本依据都是来自“模仿自然”的美学观念。事实上，受制于这种观念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位理论家。艺术史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明确提出造型艺术与诗的区别之一是，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律令，而真实是诗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他将现实中的丑以及不能引起快感的事物包括人物的激情都排除在造型艺术所能表现的主题之外。认为造型艺术不宜表现丑，但诗却可以表现丑。由此感慨“诗是更为宽广的艺术，它可以达到绘画所永远达不到的那种美”，“生活高出图画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高出画家多么远”，暗含诗优越于造型艺术的结论。⑭诚如朱光潜先生曾指出的，莱辛的诗与画探讨是从文艺摹仿自然这个基本信条出发的。

根据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分析，模仿原则甚至还影响着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不管文学或艺术如何发展都会呈现强弱势之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形式占据统治地位，主导着其他艺术的发展。他考察发现，绘画与雕塑为代表的视觉艺术超越其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高艺术典范。对此，英国文学家艾迪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我们一切感觉里最完美、最愉快的是视觉……我所谓‘想象或幻想的快乐’就指由看见的东西所产生的快感：或者是我们眼前确有这些东西，或者是凭绘画、雕像或描写等等在我们心灵上唤起了对这些东西的观念。”⑮格林伯格还分析指出，当一门艺术被赋予支配性作用时，它就成为所有艺术的楷模，其他的艺术试图摆脱自己固有的特征去模仿它的效果，它们在努力获得主导艺术效果的过程中被迫否定了自身的性质。因为资产阶级把主要的创造性和活力都转向了文学，在启蒙运动期间，诗歌再次取得主导性地位，雕塑和绘画技巧已达到非常纯熟的程度对其他艺术效果极其敏感，竭尽全力来追求诗歌的效果，音乐虽也屈从于文学的主导但因为技巧和形式相对简略没有充分吸收其他艺术的效果。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最纯粹的艺术的音乐取代文学逐渐成为各门艺术追逐的样板。他还特别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着绘画和雕塑之争。在这期间有时是雕塑，有时是绘画处于领导地位，但没有哪一个能长期摆脱另一个的影响。关于艺术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现象，事实上诗人波德莱尔就已敏锐发现了：“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手段引入文学……”⑯

18世纪后期，巴托用模仿理论来统合各种艺术的企图遭受到德国批评家以及部分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批评。我们知道，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转变，即哲学思考的重点从对客体的关注转向了主体的思维和精神。从美学角度来说，掀起了浪漫主义感受的美学狂潮。比厄斯利提出，浪漫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受和情感享受的一个新的冲动，在浪漫主义的诗的观点中，模仿论被放到了一边或降居从属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现论。⑰王尔德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以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艺术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是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不断升华有密切关系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是奴隶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手工艺劳作，是被贵族和上层社会所蔑视的劳动技能。这一时期的艺术等同于技艺、技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由的艺术与贵族关系密切，艺术成为贵族修养不可或缺的部分。“美的艺术”观念出现后，艺术逐渐与艺术家“天才”、“创造性”等特性联系起来。经由浪漫主义的酝酿，19世纪艺术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艺术家和他的艺术、艺术家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都面临新的问题。艺术告别贵族赞助，进入市场，画家面对的对象不再是资助人而是艺术市场。

19世纪下半叶，艺术世界还发生了一场影响非凡的工艺美术运动。虽然这是对工业化反思的运动，但是也对现代艺术体系产生了影响。“工艺美术”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提出，艺术主要分为两个种类：“美的艺术”和“装饰的艺术”或工艺。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在莫里斯看来已经可以与美的艺术相提并论。受到他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也开始批判艺术中的精英主义，通过研究装饰图案演变，提出装饰纹样不是模仿实际植物，而是为了装饰的目的本身，装饰与模仿自然根本无关：“总的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主义植物图案，从没有直接地模仿自然。”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装饰分为三维和两维两种类型，一般认为三维起于模仿，因而早于平面的二维装饰。但当平面装饰出现后，便可以脱离三维的模仿而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了。脱离摹本而画出种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线条来。只有经过这一步，无穷的写实才有可能。从三维走向二维，就从自然的掣肘中摆脱出来，让形式的修饰和组合有了更多自由。”⑱至此，李格尔不仅解构了统治一切的模仿说，而且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也被他解构了——工艺美术与绘画、雕塑、建筑这些艺术具有同等的地位。

（二）从整合到分立

如果说在早期现代主义文化中，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家们力图寻找一条适用于所有艺术的共同特性的话，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这些理论尝试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这种美学尝试实际上是在掩盖一种事实，即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尤其是诗歌中抽绎出来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一文中，肯尼克认为，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人们试图为所有不同的艺术寻求一种共同的特性。美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

这一转变与这一阶段文化转向自律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查尔斯·泰勒曾这样说道：“卢梭是大量当代文化和自我探索的哲学起点，也是使自主的自由成为德性的关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⑲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启蒙现代性及其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再是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由诸多自主的‘领域’和彼此竞争的价值所构成的网络。现代世界的这种‘去中心化’意味着每个领域及其活动都是依据它的内在价值来评判的（比如，艺术作品必须依据来自美学领域而非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标准来评判）。”⑳随着分化的出现，艺术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艺术的合理性证明不再需要到宗教甚至伦理学中去寻找根据，审美价值成为判断艺术品的合法化根据，现代艺术逐渐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发展催生了新的艺术形态如摄影和电影，也给艺术带来空前的挑战。现代主义艺术家面临探索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和根据的问题，亦即极力探索一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独特的本体论特征。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要恢复艺术的自主存在，它首先要证明审美经验来自艺术自身，而不是艺术之外，所以，现代主义艺术通过自我批判回到各门艺术本身：“每门艺术都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进行了这样的证明，这类证明表现表明的东西不仅在一般艺术中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甚至在每一门特殊的艺术中也同样如此。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它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㉑格林伯格将这一过程称为艺术追求纯粹性的过程，也是向绘画本体复归的过程。

关于艺术追求纯粹性，新维也纳学派理论家汉斯·泽德迈尔也有着独特的分析。他认为，绘画、雕塑、建筑、园艺和装饰在古典艺术中是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在艺术追求自主进程中，各种不同的艺术开始相互分离走向独立，都力图把自己完整的纯粹性展现出来。所谓纯粹性，“也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独一无二的特征，它是把其他艺术要素排除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正是通过这种自觉的分离——排除性，使得艺术独特性突显出来：

园林艺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纯粹”形式，它将所有与建筑和雕塑相关的元素都排除了……在建筑中也呈现出一种倾向，即将一切与人有关的元素、一切与雕塑和绘画有关的元素都排除出去，而这些元素在巴洛克风格中是彼此融合的。最后，建筑将色彩以及不同风格的柱子（它们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基本元素）也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这种艺术骄傲地宣称了自身的独立……雕塑从其自身排除了一切与绘画有关的元素，然后退回到它自己的领地之内……如今的雕塑抵制着绘画和雕饰的元素，单纯由线条勾勒而成、形式朴素简洁、严谨……在三维、线条以及色彩的元素被排除之后，紧随着这一趋势的还有其它的倾向，它们弱化甚至消解了建筑的元素。㉒

简言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现代艺术体系已告别各个门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转向关心每一门艺术自身的独特性，各门艺术自分自立，互相划清界限在各自的领域安全地运行着。随着艺术门类相互区分的发展，艺术种类的总体风格特征成为艺术家关注的对象。

三、艺术体系与艺术世界

如果说在现代主义的文化中，大部分艺术转向自律追求自主，先锋派艺术采取了一条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划清界限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艺术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绘画艺术走向衰落，代之以各类概念艺术、表演艺术、装置艺术等等新的艺术形式。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传统艺术观念遭受空前挑战，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逐渐消失了，艺术不再和生活保持距离，而是和生活融为一体，比如艺术家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克里斯托的《奔腾的围栏》、沃霍尔的《布里奥盒子》（Brillo Carton）和劳申伯格的《床》（Bed）。更有甚者，诸如粪便、废弃物也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还被著名的美术馆收藏，类似的现象真是蔚为壮观。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凯里他建议人们，对于“什么是艺术品？”的问题，最好通过“什么不是艺术品？”的问题来回答。正如塔塔基维兹写道的：“古代的艺术概念清晰并得到了很好的界定，但是，它又与今天的要求不相适应。它已成为一种历史遗迹。现代的艺术概念原则上可以为人们接受，但是，其边界又似乎变得极为模糊不清。”㉓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人为的界限逐渐消失了，启蒙时期构建起来的美的艺术体系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彻底走向终结。不过在笔者看来，终结的是艺术体系的构架形式，随着理论家对“何为艺术”的思考转向到“何以成为艺术”，艺术体系的精神被纳入到更广阔的背景——艺术世界体系中。

对当前艺术现象最快作出反应的是阿瑟·丹托。他在捕捉沃霍尔的《布里奥盒子》（Brillo Carton）和劳申伯格的《床》（Bed）等作品所反映的当代艺术发展后，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艺术世界》（The Art World）这样写道：“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世界。”㉔这意味着，在丹托看来，把某种东西视为艺术仅仅需要两个要素即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和一种艺术史的知识即艺术界。最终使生活物品布里奥盒子和艺术品《布里奥盒子》区别开来的是某种理论，该理论把生活物品带入到艺术的世界之中，使它不会沦为原本所代表的真实物品。简而言之，艺术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依靠理论而存在，正是艺术理论的作用使艺术界乃至艺术成为可能，决定某物是艺术品和某物不是艺术品的权力不是掌握在艺术作品自身，也不是艺术家，而是观众。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丹托所确定的观众是来自艺术界里一小部分懂得艺术的行家。受到丹托“艺术界”理论的启发，乔治·迪基把整个艺术界看作是授予物品艺术地位的一种环境制度，艺术品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有着自己的位置。他的中心论断是，一件物品是否被界定为艺术取决于艺术界的核心成员。他指出“艺术世界是若干系统的集合,它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等。每一个系统都形成一种制度环境，赋予物品艺术地位的活动就在其中进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的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㉕根据迪基的看法，艺术门类既受制于自身艺术系统的规则，还受到艺术界其他因素如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美术馆主、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艺术哲学家等不同角色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对“艺术世界”概念作了社会学的界说：“艺术世界由所有这些人组成，他们的活动对于被艺术界或其他领域定义为艺术的特殊作品的生产是必要的。通过参照惯例性的理解体系——这一体系会在常规和频繁使用的人工制品中体现出来——艺术世界的成员协调活动，生产出作品。他们经常会反复地，甚至习惯地用类似的方式合作，生产类似的产品。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艺术界看成参与者之间确定的合作关系网……从这个视角看，艺术品并非个别创造者，即拥有罕见而特殊天分的‘艺术家’的产品，而是所有这些人合作的产物——他们通过艺术界特殊的惯例来合作，以产生作品。”㉖

从丹托提出艺术世界的概念，迪基将其具体化，再到贝克从社会学上作出解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艺术世界作为一个描述艺术活动结构的总体概念，揭示了艺术品何以成为艺术品的条件。无论哪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或是艺术史知识、社会制度还是参与者的合作关系网，方式不一，却都是殊途同归——为艺术品命名，授予物品艺术地位。

现代艺术体系的正式确立之初是基于对美的思考和追求，这为探讨艺术门类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启蒙追求统一性的精神影响了理论家将艺术门类视为一个整体。在工艺美术运动之下，美的艺术体系一统天下的状况有所突破，现代艺术体系与工艺美术“平分秋色”。随着现代性的分化，打破了艺术原有的整合之状，各门艺术纷纷独立“各自为营”。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之下，随着波普艺术、大地艺术、欧普艺术等新形式艺术的出现，“何以成为艺术”成为理论家探索的重点，由此也将艺术的命名也从“体系”拓展为“世界”，这一命名转变在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土壤中生发似乎是一种必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①③克里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M]，邵宏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166页，第200页。

②⑰[美]门罗.C.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M]，高建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36页，第219－221页。

④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第126页。

⑥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M]，沈语冰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⑦⑧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M]，陈超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第259页。

⑨⑩罗曼·雅各布森《论主导》[C]，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0页，第9页。

⑪⑫蒂尼亚诺夫《文学事实》[J]，载《国外文学》[J]，张冰译2008年，第3期。

⑬PreliminaryDiscoursetotheEncyclopedia,trans.Richard N. Schwab[Indianapolis：Bobbs-MerrillCompany,Inc.1963], 36-45.

⑭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75页。

⑮《旁观者》，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赵守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556-557页。

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C]，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35页。

⑱李格尔《风格问题》[M]，陈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⑲泰勒《自我的根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

⑳Alan Swingewood,culture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London：Macmillan,1997.25.

㉑Greenberg,Clement.1960,“Modernist Painting.”in John O’Brian(ed.),Clement Greenberg：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volume，4,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86.

㉒汉斯·泽得迈尔《艺术的分立》，《西方艺术理论现代卷》[C]，王艳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3页。

㉓Wladyslaw Tatarkiewicz,A History of Six Ideas：An Essay in Aesthetics,London,1980，p.26.

㉔Danto,Arthur C.“The Artworld”in Carolyn Korsmeyer(ed.),Aesthetics：TheBigQuestions,Cambridge：Blackwell.1998,p40.

㉕迪基《何谓艺术?》[M]，载李普曼编《当代美学》[M],邓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出版。

㉖哈灵顿《艺术与社会理论》[M]，周计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