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改良刍议》渗透出的近代知识分子文学观

荣蕾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00)

论《文学改良刍议》渗透出的近代知识分子文学观

荣蕾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00)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写作于1917年的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文学革命中第一篇大力倡导白话文的文章。五四时期，文学作为一支文化力量所具有的疗救国民的力量被彰显，被突出，被反复强调。而作为比起其他人更多掌控当时社会资源的知识分子，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在之前的封建时代作为一种求名得利工具的文学，此刻也被有责任感的文人用来施展他们的理想。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大多洋溢着一种报国的热忱和社会责任感。而胡适就属于在当中最早表现出这些热忱和责任感的一批文学家之一，也可以说是这种风潮的引领者之一。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对文学改良提出了八点要求,那么在这八点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言之有物。对于言之有物，胡适给出了这样的阐释：他否定了古人的文以载道思想，认为新文学不必文以载道，但一定要有两样：一为情感，二为思想。他提到情感是文学的灵魂。而这与明清以来一直大行其道用于攫取功名的八股文有着显著区别。换言之，他认为文学应该用于自我的真实感情抒写而不是用于攫取功名或者讨好他人。这便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而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五四时期作品更是把个人情感的抒写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因此文学用于彰显个人想法，表达个人主观情感的作用便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次胡适在须言之有物中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文学一定要有思想。而他又将思想内化为三点，见地，识力，理想。这三点不仅表现出了他对文学全新的认识，更表现出了胡适作为一个五四时代作家对文学寄予的新期望。最后胡适认为无论是思想还是情感在文学当中都缺一不可。这也在五四时代之后的近代作家中得到传承。

接下来胡适提到了不模仿古人。在之前的文学中，一部分作家厚古薄今，以古人的优秀作品作为模仿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在胡适的文章中他提到了文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会顺应这个时代而不是倒行逆施。因此在这当中渗透出的文学观，便是进化学说。胡适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相随的连同文学也必然是逐步变得越来越好。而这就是新时代的文学观，认为新的往往就是好的。这也与五四时代的否定传统相关。然而这种进化论是否完全正确却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并非一切新事物就是最好的，也并非一切旧事物都比不上新事物。这种看待问题的主观性很显然给之后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潜藏的走偏可能性。但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胡适对于之前过于看重古人过于看重传统的思想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矫枉过正。然而这种矫枉过正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然而之后这种矫枉过正事实上在一定范围内使得我国知识分子不能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对于文学的内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他对文学的形式也同样给予了重视。在第三节中他提到了讲求文法，并且认为不讲文法那就是不通。这也使得之后的新时代文学对于文学技巧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而在第四节中他提到了文学忌讳无病呻吟。换言之忌讳对于平常微不足道小事的过分在意从而大发感慨。胡适提倡文本本身的积极向上，他也认为文本中所渗透出这种积极向上可以影响到读者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同时胡适独树一帜地对历史上广受褒扬的屈原等人进行了批驳，认为他们的文字实际上只会令人感到悲伤和无奈，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文中他提到“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这便是胡适所认为的“无病呻吟”的文学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前版本学界较权威的版本学论著，二书特点是实事求。胡适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人们所做的不应该是抱怨和哀叹，而应该是用具有开拓者气质的文字唤醒民众，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变社会现状。这也表现出胡适作为近代知识分子值得推崇的思想，那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疗救国民的作用，同时拒绝过于感情化的所谓“无病呻吟”。

第五节中胡适提到了务去滥调套语。那么务去滥调套语就是不需要去使用一些流传已久但并不适用于当今场景的词语。在文中胡适这样举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那么这首词看起来的确很美，而且引经据典，用到很多人之前经常用到的词语。但胡适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首先这些词语并不符合作者写作的场景，其次这些词语描述的场景都有些失真。胡适认为近代作家写作文章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想法去描写真实的场景，换言之，一求真，二求新。这也是在之后的近代作家所延续的写作观。

第六节中胡适提到了不用典。然而这种不用典是否是不用所有的典故呢？事实上并非如此。胡适给出了全新的解释：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胡适认为应该摒弃的用典则是自己全无创新，只是全部用典代言，丝毫没有自己的创新。而他也举出了几种较为拙劣的用典：一为比喻泛而不切，换言之就是这种比喻可以作多种解释，而不是一种，二为僻典使人不解，就是说这些用典太过生僻，让普通人无法找到合理解释，三为刻削古典成语，也就是这些生造出的成语并不符合文法，四为用典而失其原意，也就是不恰当的用典而导致其失去本来的意义，五为古事新用却不符合固有场景。换言之，胡适并非拒绝用典，他拒绝的则是不恰当的拘泥于表面的用典。

第七节中胡适提到了不讲对仗。而这恐怕是作为近代文学家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家的不同观点。他认为对仗是文学的末技，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仗是文学中的雕虫小技，而小说才是正道。这也颠覆了之前人们固有的对小说和诗歌的认知。

第八节中胡适提到不避俗语俗字。这又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一种创新。胡适对元代以来流行的通俗文学给予了极大的褒扬和盛赞，并且认为接地气的文学才是最值得推崇的。而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全新的文学观。这两点可以说为之后近代文学中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总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阐述的近代知识分子文学观可以说为之后的近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他对于近代文学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应该负担起的责任给予了及其充分的关注并做出了阐述。同时他也对近代文学应该有的全新面貌做出了描述：那就是求新求真，言之有物，昂扬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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