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真实性的考定

张寅秋

(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 100029)

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真实性的考定

张寅秋

(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 100029)

“鲁迅茅盾致红军的贺信”是党史研究和鲁迅茅盾研究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众说纷纭，由于没有足够的档案依据，对于该问题一直不能有一个较为可靠的解答。从1951年首次被提及至今60余年仍为学界所关注，众多学者都为查找论证贺信做出了贡献，足见其重要意义。经查阅有关资料，谨作如下考证。

鲁迅；茅盾；红军贺信；真实性

“鲁迅茅盾致红军的贺信”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是党史研究和鲁迅茅盾研究多年以来的重要课题，人们希望能发现此信的原件，但经过那段战争岁月，至今恐难实现。缺少了直接证据，只好通过旁证来探讨辨析。多年来一直被学界研究考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贺信”的发现

最早谈到这封贺信的是冯雪峰，其1951年在《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一文中提到，鲁迅和茅盾曾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过一封庆祝胜利的电报。在1952 年出版的《回忆鲁迅》中提及，这封电报是在他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瓦窑堡辗转到达上海之前收到的。1972年11月冯雪峰在回答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一次访问时说：“我没有看到原件”，“电报是以信形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贺信。

茅盾是这封信的两位署名者之一，1975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当时在鲁迅那里，鲁迅说是史沫特莱告诉的他，红军长征胜利到了陕北，建议他们拍一个电报祝贺。他听了也很支持，但鲁迅当时还没有起草，所以也就没有见到电文的原稿。1977年茅盾有一封写给罗荪的信，对有关“贺信”的始末在附信中做了详细的解释，其中也提到“史沫特莱把长征胜利事告诉鲁迅，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并说到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在预展时，有一幅画的内容就是鲁迅和自己共同拟写庆祝长征胜利电文的场景，他非常惊讶，并立即告诉博物馆工作人员该电文不是两人共同起草的，他并未见过电稿原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份贺信的真实性，不少专家学者都在寻找贺信的原稿。1995年8月，阎愈新教授在从童小鹏的《军中日记》里发现重要线索，进而查找了多处纪念馆和档案馆，最终在1936年4月17日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上发现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这正是多年来大家查找的鲁迅、茅盾来信。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祝贺红军东征的胜利。信的标题和结尾的署名都用“××××”代替，是因为当时鲁迅和茅盾都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

二、认定“贺信”真实性的依据

因为至今还未发现此“贺信”的原件，鲁迅的遗物中也没有底稿或日记等直接证明，所以现在只可通过旁证分析，侧面的推测其真实性。

冯雪峰在1952 年出版的《回忆鲁迅》谈到，这封电报是在他从陕北到上海之前几天转到瓦窑堡的。他是1936年4月20日动身离开陕北，贺信在《斗争》全文刊发于的日期是4月17日，时间合理，且冯雪峰本人也没有必要凭空编造出这么一封不存在的“贺信”。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在其自述(《刘英自述》)里也提到，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冯雪峰作为党的特派员派往上海之前，还特别交代“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由此也可看出，党中央领导对鲁、茅二人的信任程度之深。

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12人联名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内部长电中，提到“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1936年4月20日的《斗争》第95期刊出来信全文，及4月20日《斗争》第96期和7月24日的《火线》第61期中，引用来信文字的时候，都未标明来信人姓名，因为当时鲁迅和茅盾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而在同年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追悼鲁迅专版上却刊有“摘鲁迅来信”，同样是因为茅盾还在上海的缘故。这就不仅能从侧面证明二人的联名信的真实性，而且更能说明当时中共机关报对待这个事件的高度严谨性。

茅盾在他的《回忆录 十八》中提到，他于1940年5月在延安回拜张闻天的时候，张闻天说了一句“你和鲁迅给中央拍来的电报我们收到了”。当时茅盾也只是“漫然听之”，并没有多问。

有学者提出疑问，鲁迅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及时得知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及信件如何送到陕北。从茅盾后来给罗荪的信中即可了解，鲁迅是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的长征胜利消息，且贺信的最后发送很可能也是通过史沫特莱，据后来猜想可能是从上海寄往巴黎，再由巴黎法共组织转到莫斯科，最终在到达陕北。当然这都是猜测，但说明了“贺信”邮路的可行性。

结论

至于到底是信件还是电报的形式，因时隔多年，冯雪峰和茅盾将贺信误记为贺电也可以理解。由以上一系列事实可看出，贺信的历次被引用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带有递进性、互证性，时间上也是紧密相连。“贺信”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树起抗日的大旗，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中国文化界领袖大义凛然置自己安危于不顾，致信红军，祝贺红军长征的胜利，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当时苏区的党、政、军界及广大民众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及其意义之重大，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1]阎纯德.为了历史的尊严——鲁迅茅盾致红军“贺电”“贺信”何“谜”之有[J].中国文化研究,2012,04:1-5.

[2]阎愈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考定——兼评倪墨炎“贺信伪造说”[J].中国文化研究,2012,04:6-12.

[3]陈漱渝.倪墨炎谈鲁迅、茅盾致红军信[J].中国文化研究,2012,04:19-23.

[4]倪墨炎.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 文汇报 2007,09,23 008

I210

A

1671-864X(2015)05-0024-01

张寅秋(1986.8-)，男，汉族，山东，本科，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