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众”传播：ぷ悦教迨贝科学传播的范式

陈春艳

[摘 要]自媒体时代的网众科学传播中，“受授”关系被瓦解，中心权威与“把关人”不复存在，技术的赋权给科学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新的传播模式建构提供了机遇。利用多元的主体为网众科学传播“开源”，利用新的信息过滤机制为网众科学传播化“源”为“流”，从而推动网众科学传播模式构建。

[关键词]科学传播；网众；自媒体；场域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64-04

19世纪后半期，科学传播开始普及，并眷顾到一般公众。但是，对于科学传播的对象，其称谓，始终伴随着媒介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化，而是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自媒体时代，网络化用户——“网众”，其身份兼具场域性与工具性，这一核心变化也揭示了科学传播新范式的开启。

一、前网络时代与网络时代科学传播的特征

传播的发展历来与媒介的发展紧密相连，科学传播亦如此。作为科学传播的接受者——“受众”，其特征也势必随着媒介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体现了当下科学传播格局的巨变。

（一） 前网络时代

这个时代，科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受众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经过“把关人”过滤筛选出来的信息。“前网络时代的科学传播，正是以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为‘传者本位主导了受众的‘场域”。“受众”的“禀性体现出‘被动的特性”[1]。

英国的约翰·杜兰特提出了“缺失模型”，很好地诠释了前网络时代媒介环境中，受众的特征。他认为，科学知识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对每个人的生活均产生影响，公众需要对其进行了解”。科学家有义务和责任向公众传播科学，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解决公众知识的缺乏是当务之急”[2]。科学知识是由科学共同体与媒体向公众“居高临下”地单向传递的，传递是以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为主导，受众只能被动地“阅听”。

（二） 网络时代

互联网的出现，颠覆性地改变了科学传播的方式，这个时期的受众已经一改被动的特征，在科学传播中不再缺位。

“网众”这个“网络化的用户的集合”[3]（p.13），其主客同体的特征，既动摇了科学传播中科学共同体的权威，也给科学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其主要原因是：

1“网众”是网众传播的主体

“‘网众是松散而动态的，在个人的媒介接触和使用中‘生成，并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3]（p.18）。“受授”关系被瓦解，中心权威与“把关人”亦不复存在，每个主体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自由而多元地建构自己的网络，且通过充分地自主互动，不断强化主体地位。

传统媒体、科学共同体凭借强悍的地位与公信力将“内容为王”奉为圭臬的时代被宣告结束，科学传播进入了“用户需求为王”的时代。

2“网众”之网络兼具工具性和场域性

与以往的媒介受众不同，“网众”之间是“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3]（p.80），是基于虚拟关系与现实关系二元交叠而建立起来的连接。或基于网络的虚拟关系，或现实人际关系在网络上的延续，“每个人都镶嵌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上，影响力在社会网络上的传播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人们所做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网络上泛起涟漪”[4]（p.39）。“网众”也同样作为一个个节点镶嵌于网众传播的网络中，“网众”的媒介行为既交流了信息，也进行了人际关系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不仅仅是外在于主体的工具，也是网众所处的场域。

在自媒体时代，科学共同体、大众媒体和政府皆可成为网络化的用户，置身于自身所处的场域，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参与网众科学传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3互联网对“网众”赋权

“互联网就是信息平民化的顶峰”“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没有人拥有互联网，它是彻底分散的，没有人能够关闭它，它能够潜在地延伸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里，它的许多重大进步是由个人之间的合作来完成的”[5]（p.100）。“网众”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不仅仅是被动地“索取”，也是在“贡献”中，与网络产生互动，这一切得益于互联网这一技术对网众的赋权。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赋予网众新的信息使用和传播能力，也具备了生产能力和行为，这种生产不仅是内容生产，还是渠道生产和社群生产。所谓“高手在民间”，正是因为互联网的赋权，使科学传播能够动员一切“网众”投入其中，实现聚合网众智慧的目标。

二、“网众”科学传播模式的构建

（一）多元的主体为“网众”科学传播“开源”

就技术层面而言，“网众”传播是平等的，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介从业人员与普通大众同处网络之中，在技术赋权的前提下，能够实現双向互动。但以科学传播为目的的网众传播，在结构上是不平等的，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介从业人员等角色的网络化用户，由于所掌握的知识与资源不同，在科学传播中，可能扮演着信息源的角色，为普通民众的网众科学传播提供源头活水。

1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统筹与资金保障的作用，通过强化宣传阵地和载体建设，引领网众进行科学传播。

2要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科学传播的自觉，通过动员具有相同理念的专业人士参与，为网众进行科学传播，建设信息源头。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莱恩·考克斯在接受“果壳网”的采访时说：“科学太重要了，它必须、也不得不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他同时认为，科学家是有责任把科学信息与知识传播出去的。国内有名的科学传播公益组织“科学松鼠会”就集聚了105名致力于科学传播的专业人士。《科学时报》开设的“科学网”，更是拥有30多万专家。这些专业人士都将以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为己任，致力于推动科学传播的大众化。

3要强化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契合网众需求的科学信息推送，来引爆网众科学传播。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筛选、过滤等“把关”行为，选择对某一事件报道的力度，当某一事件被大量报道或置于重要位置、时段进行报道时，就会强化公众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会影响公众对与议题相关的科学知识的认知兴趣，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议题与其切身利益成正比例的。

当某一个社会事件成为新闻热点时，大众会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科学真相、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信息产生需求，这种需求的产生与满足也正是“网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动力。此时，抓住社会情绪设计相关内容，使政府、大众媒体、科学共同体都以网络化的用户身份进行传播，形成以网众个体为中心的“网众”科学传播场域；找到关键人物，即有公信力的权威，在大众媒体、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大量的“推送”来满足这种需求对信息的搜索，就能够引爆“网众”科学传播，就能够使相关科学知识“众所周知”，使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成为“网众”科学传播的引爆器。

（二）新的信息过滤机制为网众科学传播化“源”为“流”

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认为：“在一个无限选择的时代，统治一切的不是内容，而是寻找内容的方式”[6]（pp.90-91）。“网众”科学传播中，无数主体生产了浩如烟海的信息，信息中那部分对“网众”有价值的信息之所以没有被淹没，是因为在“网众”传播中，诞生了新的信息过滤机制，其中，“科技发展的代表是人人熟悉的搜索引擎，社会演进的典型代表是网众之间彼此分享、评价、分类、推荐的行为习惯”[3]（p. 81）。

1搜索引擎的过滤机制实现了“网众”科学信息的个性化定制

在自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由于渠道的高度集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播能力及社会影响力，“专业的内容生产机构不再享有王者的尊贵，而是被混同于一个由亲人、朋友、同行、 志趣相投者、生活层次接近者、行业意见领袖、偶像等各色人等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和信息流之中”[7]（p.12），科学信息之源，要借助搜索引擎才能够进入“网众”传播的之“流”。互联网搜索已成为人们获取科普知识的主要渠道。

当政府、大众媒体、科学共同体紧紧围绕时事热点对科学传播进行大量的“开源”工作时，“网众”就会根据自己关注的焦点，利用搜索引擎对大量的源头信息进行筛选。搜索引擎作为工具使每个个体能够将各个源头的与自身需求相契合的个性化信息加以聚合，实现“网众”科学信息的个性化定制，达到化“源”为“流”的目标。

2“网众”的“再生产能力”成为科学传播聚合成“流”的加油站

“网众”的“再生产能力”可以认为是一种“协作过滤”机制。这些“再生产”行为，使“网众”成为彼此之间的“把关人”和过滤器，不断地筛选、修改、组合，大量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网众”传播的传播力。

郑永年认为：“在网络空间里，没有网页能够对信息加以垄断。因此网页无须坐等新华社对一些事件的官方报道版本，而是可以带头制作新闻。”[5]（pp.116-117）因此，“网众”的“生产”能力不容小觑。

三、“网众”科学传播的当下之思

“网众”科学传播需要借助专业的科学媒介中心进行组织和衔接，更需要使“互联网+”的思维成为牵引科学传播的新引擎。

（一）动员“群体智慧”的策略

“网众”是科学传播的无形、无价的资源。科学传播中，可以通过众包的方式，发掘“网众”的群体智慧，利用“网众”传播模式，搭建各级各类科学传播平台，进行协作编纂。

“众包”是2005年出现的新词汇，即利用互联网将工作打包分配出去，其关键在于分包时，并不知道接包人是谁。接包人只是为了公益、兴趣或者寻求一种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发包人把任务完成了。“众包”利用和调动了大众的智慧，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众智”[8]（p.282）。

在“众包”这个词汇诞生之前，其实关于动员群体智慧的成功实践案例就已存在。2001年推出的维基百科，是典型的通过动员群体智慧而建设成功的。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事故发生30分钟后，维基百科就建立了相应的词条，最后形成了80多种语言，2万多字图文并茂的词条。这是最典型的“网众”群体智慧动员的案例。它充分利用了“网众”的智慧，通过许多网络化的用户的分享、竞争、合作，聚合了群体智慧，实现了个体智慧的涌现性。

尽管自媒体时代的网众科学传播不是以科学共同体为中心的向外扩散的单向传播，但作为掌握最权威信息最能接近科学本质的科学家，依然是各自领域里科学传播的信息源。因此，要动员那些科学家、专业人士，把科学传播作为核心使命，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大众化，使科学传播在网众场域中，聚合群体的智慧。

（二）建构专业科学媒介中心的策略

在“网众”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以“网众”传播为工具在社会层面上发生着权力的博弈。面对一个科学事实，普通民众、政府团体、科学人士、大众传媒等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网众”科学传播的场域变成各方角力之地，各方在权力博弈中，若没有机构加以协调，就很可能形成零和博弈，形成对抗与反对抗。因此，当“网众”科学传播遇到这种尴尬局面时，要采取构建专业科学媒介中心的策略，让一个中立的独立的中介机构来衔接、协调各方立场，沟通各方信息，让政府、科学家、大众媒体和“网众”展开合作，使科学传播不至于与科学本身相悖。

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在科学传播上可以堪称世界的典范。用CEO福克斯的话说，科学媒介中心是“科学与媒体之间的前线”。2002年，该中心成立之初，就接受了转基因作物农场测试独立审查小组的主席洛克教授的委托，消除媒体与民众对转基因生物所产生的误读。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实施起来却异常困难。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普斯陶伊事件”1998年的普斯陶伊事件是个关键节点。普斯陶伊（Arpad Pusztai）博士来自英国洛维特研究所（The Rowett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Health）。他在电视演讲中称，自己的实验显示，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体重下降、免疫系统遭破坏。虽普斯陶伊被其研究所批评，最终被辞退，但他还是将论文成功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一时舆论哗然。普兹泰的名字占据新闻头条数月之久，还被塑造为受学术机构迫害的孤胆英雄。，英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反转基因的舆论狂潮。科学家尽管手持实验结果，但面对同行的挑战与民众的质疑和妖魔化转基因的报道；政府虽然资助了审查与实验，但首相已被描述成试图毁灭世界的科学怪人而无法有所作为。此时，科学家有真相无人相信，政府惴惴不安，无法取信于民，媒体在狂欢中，消费了这一新的技术，民众茫然不知所措，唯有独立于四者之外的科学媒介中心，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连接科学、媒体、政府、民众，并促使他们合作，使科学最终战胜了舆论。

（三）“互联网+”科学传播牵引策略

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为“互联网+”科学传播奠定了技术基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与应用，为精准推进科学传播，提高传播效率提供了可能；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掌上传播、网络电视传播等全媒体网络已经覆盖所有“网众”，为科学传播多平台、跨终端的全媒体推送做好了准备。“互聯网+”科学传播的牵引策略，可以促使科学传播理念的创新，可以激发优质科学传播内容的“再生产”，使多元主体之间的开发共享成为可能，充分发挥“网众”协作过滤的自我净化功能，积极构建“网众”科学传播的自组织传播模式，使科学传播的动力不再缺席，更使互联网成为科学传播的主渠道，使“网众”在网上能更加充分地感悟科学理性、满足科普的个性化需求。

[参 考 文 献]

[1]黄时进.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J].学术界，2008（2）.

[2]李伟正，刘兵.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3）.

[3]何威.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美]克里斯塔基斯，富勒译.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新加坡]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M].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6][美]安德森.长尾理论[M].乔江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7]汪震宇.南方传媒研究——从“内容为王”到“用户第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

[8]徐子沛.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作者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