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支点国建立“桥头堡”

摘 要：基于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走出去；面对各种民族的、政治的地缘性和宗教性的冲突及大国间的競争和搅局，我们必须想好对策和进退之路。建立于“一带一路”支点国的桥头堡式中国城，有助于让走出去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一带一路”；支点国；桥头堡

“一带一路”的春风乍起，一座座“桥头堡”在国内多个城市建立起来。可从这一概念的根义而论，这些基于港口的性质、运输线路的便捷和政府部门的定位而谋划的融国际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商贸区片，显然还过于保守，因为它们都构不成扼据要津的前进基地，充其量算是陆桥经济中的待机一环。在这个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建立一些政治上伸缩有度、法律上疏而不漏、经济上舒缓得宜、执行上内外双赢的“产业聚集区”，就是这样的备选路径。

一、基本思路：去国外开设特区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合作国，如果“走出去”企业达到了一个足够的规模并在产业分布上呈现一定的趋同性、互补性、合作性以及对环境、资源、能源的敏感性、依赖性，可以考虑向所在国申请一块或几块专门的、堪与该国居民与企业保持足够间隔的区域，建立起具有典型中国气质而又不与东道国相违的独立经济区片，最好是平地而起的新社区。这与印度人揣测“一带一路”战略时所云“把经济特区建立到别国去”的思路有一定的相通但淡化了其中可能引起反感和抵触的“经济侵略”成分；也与中国领导人设想的“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一脉相承。尤其是在中亚国家这样机遇多多但风险阵阵的敏感地区，取得一个伸缩有度、进退机变、与东道国文化若即若离的独立区片，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1.选择特定“支点国家”建立在空间上相对独立的中国企业聚集区。这样的支点国家即一些战略地位重要、政治关系总体良好、对“一带一路”具有战略支撑和撬动作用的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它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门户和连接欧亚的桥梁。其他支点国家如斯里兰卡，它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其汉班托塔港和科伦坡港的建设来自中斯合作。再如巴基斯坦，是中国“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巴间的合作围绕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展开。

2.近于铁路、海关、机场、管道、资源供应地。基于各大通道都有中国人的投资，可依循当年俄国、日本在中国建设铁路的先例，申请“附属地”。

3.选择符合经济地理的处女地带建设新城。如靠近资源、能源地且交通便利的平旷地带起建新区。

4.将“走出去”企业进行有效整合并进行集中管理。为免“走出去”企业变成一盘散沙，特定事变中被各个击破，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

5.以经济方式如行会、同业工会、管委会进行管理以免侵犯他国法律。企业的管理层不一定有政权性质，但一定要有整合能力。

6.在不侵犯所在国主权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确保中国城内的经济和安全自治。建立相对独立的安保系统，如在各企业抽调或训练“民兵”性质的自卫体系。

7.特定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城堡型防御体系，以应对一般恐怖攻击。

8.建立起体系完备的善后措施，以利于在遭遇恶性突发事变时的有序退出。

“中国城”的设立原则是集中管理、规避风险、强化防范、可进可退。以堡垒式的闭环式架构，既有助于与东道国诸元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特定事态面前保持足够中立，也利于在风险来临时先求自保，在重大危机面前“金蝉脱壳”，循特定铁路、航空路径逸出险境。纵使难以迅速脱身，也可以坚壁清野，枕戈待旦，孤城负隅，坚守待援，依托周边资源与对外连通轨道维持必要生命循环，避免坐以待毙、束手无策。

二、实践渊源：可借鉴的模式

在“一带一路”支点国试建具有一定区隔性、集团性、独立性的“中国城”，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可借鉴的模板。

1.飞地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当中国的企业发展到有能力长期买断外国领土上的某一块土地，无异于为中国获得了一片行使主权管控的域外“领土”。

2.粟特人聚落

历史上，总有一些携带武装的粟特人部落在丝绸之路上定居。他们和当地百姓一样，也承担着地方的徭役但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态势。

3.租界或居留地

“外国人居住区”包括“租界”（Concession）和“居留地”（Settlement）两种不同类型。所谓租界，就是一国政府将某一地区整个地出租给外国政府管理，由外国政府再将内中土地分租给其侨民。这种租赁关系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属国际公法范围。而居留地则是由一国政府划定一块地域，准许外侨在此区域内分别向本国土地所有者零星商租土地，整个区域的行政管辖权原则上仍属本国政府所有。居留地租赁关系的主体是私人，属国际私法范围。[2]

4.租借地

早期租借地是列强出于军事目的向弱小国家租借的大片战略要地，其在地域的广阔、租借国拥有完全行政管理权、司法制度具有特殊性、租借国不支付地价与地税等方面与租界有所不同。它在租借期内不向主权国纳税，租借地人民在租借期内完全受租借国政府设立的租借当局管辖。

5.铁路附属地

典型的例证是“满铁”附属地。满铁附属地是20世纪前半期满铁在中国东北占有的土地。满铁附属地原指大连至长春704.3公里、奉天至安东260.2公里、旅顺线50.8公里、营口线22.4公里、抚顺线52.9公里，以及甘井子、浑河、榆树以及与这两条干线相连接的铁路支线的铁路用地，全长1129.1公里，占地面积1908年为182.76平方公里。其后，满铁以武力为后盾，巧取豪夺，铁道附属地已不限于铁道用地，到1936年扩大到524.3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市街用地及矿区。附属地所有行政权均属日本驻铁岭领事馆，中国在这些地区里不能行使主权，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6.保税区

保税区是指将国外进口的货物进入特定的区域或者仓库，暂时不需要缴纳关税、增值税等税种，在该区域内，可以隨意进行装配、加工、制造等活动；货物出仓时，需要考虑货物的流向来决定是否缴纳关税等，若是货物运入保税区所在国国内的话，则需要按照正常的进口程序办理手续以及缴纳各种税种，如果货物只在保税区仓储，或者进行加工、装配等活动，然后中转流向第三方国家，则无需缴纳进口关税等。

7.开发区

开发区是指以城市为依托，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的特定地区。它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1）以城市为依托，具有自己的“母城”；（2）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3）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开发区的管理适用所谓“超自主体制”理论，即开发区管理体制的设计具有极强的自主安排特点，其行为特点是交易过程高速度、宏观环境下的保护伞、载体生产销售的大循环、高信任和自我加强等。

8.韩国城

也许是从1997年北京第一家“韩国城”在北京西单落成开始，“韩国城”迅速打破狭义的商业概念，成为商住一体化社区的代名词。国内外对外籍人居住区的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美国的民主自治型、新加坡的政府主导与社区参与型、北京的行政色彩浓厚型、广州的多元共治型和上海的半自治型。

9.外资集群（Foreign Agglomeration）

外资集群（产业或地域）有利于外资抱团取暖，减少市场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

三、逻辑脉络：可行性与必要性断然存在

“一带一路”战略诞生于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其中的机遇也是境外桥头堡即“中国城”设想得以成立的可行性，风险则是“中国城”设想的必要性依据。

1.机遇

（1）“一带一路”沿线的巨大资源诱惑让我们必须走出去。比如多国势力纷纷染指的中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里海更有“另一个波斯湾”之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石油、天然气蕴藏量大，是全球很有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之一。其天然气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哈萨克的煤炭居于世界第八位。其钨的储量居世界第一，铬和磷矿石的储量居世界第二，铜、锌、钼的储量居亚洲第一。哈萨克斯坦被誉为“中亚的粮仓”。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大，也盛产棉花，被称为“白金之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铀的主要生产国。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奇卡洛维斯镇有原苏联第二大铀提炼基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水力资源十分丰富。塔吉克斯坦水力资源居原苏联第二位。中亚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面积的40%，人口只有6000多万，发展潜力巨大而又负担低廉。哈萨克斯坦人口只有1700万，可耕地面积却有4.5亿亩，发展现代农业的空间异常广阔。而中亚正处于转轨期，市场化前景可观。可以说，在全球战略资源竞争中，中亚五国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且中国和中亚的经济互补性强。比如与重工业发达而加工业落后的哈萨克斯坦之间，其向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是原材料，如铁矿砂、材料、铝材，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工程技术和金属加工产品、日用品、食品等，结构性突出。

（2）“一带一路”战略得到了很大范围内的响应。在南亚，孟中印缅次区域、中巴经济走廊与印度“连接中亚政策”和“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巴基斯坦的国际贸易走廊和国际贸易走廊提升计划、斯里兰卡的“联通的国家”不谋而合；“中蒙俄经济走廊”计划与蒙古国的“草原之路”、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如出一辄。这一倡议的提出将有效增强亚洲与欧洲的粘合度，以基础设施带动欧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经济圈。《世界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一带一路”战略有一石数鸟（Kill Several Birds with One Stone）之效，可以把东亚、中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串起来，发展并改善亚洲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如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四国六方”投资模式，便是这种共赢的一种表现。

（3）中国方面富于诚意的金融姿态也有望催生一个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等，足以让以往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再上一个台阶。“一带一路”沿线国大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的这一点，正对金融支持求之若渴。总量金砖国家在对外投资排行榜中的位次提前，也强化着这种实力——中国排第七位、俄罗斯排第十位、巴西和印度分别排第十一和十二位。毕竟，普遍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抵御三行一金（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银行、丝路基金）的巨大魅力。

（4）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相对集中且独立性强，有助于规划于特定区片做集团式存在。截止2013年底，这类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与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租住和商务服务业都占据投资量榜单的首位。

（5）在中国领导人设计的蓝图中，“中国城”的创意是可以寻到渊源的。

2014年9月12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再度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基础上，探讨在贸易投资领域开展更广泛和更高层合作，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筑本地区经贸、投资、物流空间。”最惠国待遇是足可以包括相应的国家间默契的。

2.挑战

（1）“一带一路”战略虽然奉行的是和平发展思路，并且看到了“大国必争、强国必霸”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这仍然难以确保各种潜在的竞争对手会友好地面对，即所谓“大国何处不相逢”。毕竟，国际上的各种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一处地方是无主地带。据张洁的研究，2014年大国关系的主要特点包括中美关系的一面凸显、中日关系持续走低、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印度新政府对华实施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海上，则出现中日、中韩、中菲、中美等纠纷合成的“联合制华”局面。美国认为中国的自信正在消弱东南亚的稳定，而中国官员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意图在于要求美国放弃在亚洲的利益。在美国主导的“重返亚洲”的战略构架下，中国采取的任何建设独立平台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美国战略的潜在威胁。亚投行带来的将是中美新博弈的开始。双方的全面博弈甚至明争暗斗势必影响“一带一路”的具体版图。日本对华战略牵制意图明显，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其战略性竞争态势将日益严峻。恰是俄国“欧亚经济联盟”战略的暂时搁浅，俄罗斯不甚情愿地放松了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渗透并为“中俄蒙经济走廊”构想“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跨欧亚大陆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本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是希望通过现存的机构慢慢融和形成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确保将来成为欧亚大陆上继“东北亚经济圈”和“欧盟经济圈”外的第三极中心。只是因为在乌克兰受挫，俄罗斯才转向东方，借助远东的能源、资源优势，积极加大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合作，期望以“资源换资金”牵动、带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但是毕竟，对中亚具有经济主导权并谋求与其做工业一体化的俄罗斯是将中亚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的楔入实际上是在分俄罗斯人的一杯羹。而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影响是排他性的，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经常缺乏动力。无论北约战略如何排斥俄国（Keep Russia out）而“一带一路”战略如何接纳俄国（Keep Russia in），两国间在中亚的潜在矛盾是鲜明可见的。中国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BCIM），也有待于印度戒备心的解除。毕竟，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的以基础设施为重点、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以贸易和人文交流为纽带构建“中央王国”的大战略，其拟通过“港口和海洋基础建设，或者在相关伙伴国家建立经济特区，以此保持竞争力，消除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其对自身的“印度制造”理念是否有一定的冲突尚不明朗，所以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一直保持警惕。

不仅仅是在东南亚，更包括在中亚，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各大国的相应战略都发生着相当的冲突。换言之，对中亚这个巨大市场的争夺，乃是一个国际性的经贸大博弈，根本就不可能是“避实击虚”。毕竟，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一个经济地理学上的战略构想，它以中亚为起点，以古丝绸之路的沿途地区为依托，打造横贯欧亚的交通运输线，基于区域大合作下与所经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的互相联通、贸易投资的便利、本币兑换和结算、夯实经济合作的社会基础，以谋求“打通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可是，诸大国都有他们基于中亚的如意算盘。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中南亚的一体化，即以阿富汗为中心，将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同中亚五国合在一起。俄罗斯设计了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关税同盟为先导的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日本也提出了冠以“丝绸之路”之名的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与能源合作机制。土耳其也提出了突厥一体化方案。欧洲、印度等也各有类似方案。无论中亚国家是如何地期盼着出海口的获得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健全，当他们成为多个政治体竞相“拉拢”的对象，他们的“活思想”一样会随着各国间的竞争而发生转移。当“东盟+6”、欧盟、北美、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欧亚经济联盟等跨国一体化概念迭次出现，“丝绸之路”也成为各国与各类国际组织竞相炒作的热闹题材。饶有兴味的是，各大國的丝绸之路方案都包括中亚，却几乎全都不包括中国。

在王义桅所归纳的地缘风险中，有着弱国心态、小国心态、大国心态、强国心态的复杂交织。你动了谁的奶酪，都会小心别人的反击，何况还有“屋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在虎视眈眈着？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的战略猜疑、印度的战略不合作、日本的战略搅局，“一带一路”风险重重。

（2）民族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比如在中亚，五国中除土库曼斯坦外，都比中国拥有更多民族，号称“欧亚民族长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有130多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有90多个民族，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其中操突厥语族语的和伊朗语族语的民族较多，其次为操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因为其中的诸多民族都是跨国而居，往往一次民族问题，都会衍成国与国的争端。

（3）三种势力阴云密布。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了明确定义。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上海公约中定义了所谓三股势力，就是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各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独立，在乱中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按照他们的“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中亚甚至西亚地区的主流宗教是伊斯兰教。相对于儒教、道教甚至佛教，它具有强有力的扩张性。这也使得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新疆、宁夏等交融于深厚的穆斯林氛围中。这中间，又有着诸多的极端派别甚至恐怖、分裂元素。其中“伊斯兰国”、“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太比力克”、“哈里发战士”、“伊斯兰圣战联盟”、“高加索酋长国”都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构成着强大的安全威胁。

各种名目的三种势力不断对中亚地区进行着血腥的渗透，甚至猖狂到破坏总统选举、对上合组织比什凯克会议采取行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程度。受伊拉克和敘利亚“圣战”影响，“伊斯兰国”的追随者剧增。2014年6月“伊斯兰国”高调建国后，不少东南亚、西亚穆斯林赴伊、叙与“伊斯兰国”携手作战。“一带一路”必经的东南亚、中亚，恰是三种势力的中转通道。而中国境内的南疆地区（喀什与和田）已成为东突恐怖活动的集中分布地。各种势力分布于多国交界地带，高扬“殖民汉化”“资源掠夺”“突厥认同”“民族自决”等说辞，为各种跨国暴力提供思想武器。

作为三种势力的延伸，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构成最直接危害的还有毒品走私和与此有关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中亚是阿富汗毒品的走私通道，三种势力通过毒品贩运筹措资金。当宗教极端主义与毒品走私相捆绑，中亚地区的边境和内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4）排华风险断然存在。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个波次的排华浪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这包括美国西雅图排华骚乱事件、澳大利亚巴克兰排华事件、墨西哥托雷翁城屠杀华商事件、朝韩万宝山事件、印度排华事件、缅甸排华杀掠事件、马来西亚暴民排华事件、柬埔寨红色高棉排华事件、越南排华事件、印尼排华暴行等。有的甚至并非简单的暴民为乱，干脆就是国家强力机关所为。比如1998年5月14号在印尼发生的排华运动。印尼总统苏哈托指使印尼军队以及一部分暴民，对在印尼的中国华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暴行持续3天之久，死伤的华人数万，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中接受过训练，以执行纵火抢掠和强奸华人妇女的任务，有消息还指暴民每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作为报酬。在短短的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首都雅加达市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1200人死亡，468名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9岁。

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给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敲出一记警钟。在国情完全不明且互相之间存有足够戒备的情况下，危机可能一触即发。没有足够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无异于以身饲虎。

（5）乱政风险隐然存在。本来与美国打的火热的乌兹别克斯坦，因为“安集延事件”而遭遇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谴责。如果在人权保护方面没有明显改善的话，美乌关系将进入冷局。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其他国家的补入，但某种对于异己势力的强腕作风还总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对于“走出去”企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尚在不可知之数。必须看到，有许多预期中的节点国家，长期面临国家建设的结构性困境，存在着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民族认同淡漠、族群宗教对立严重、政治危机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在外部大国力量的竞逐和介入下，“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军事政变”等非常规政治参与方式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解决途径，在客观上使国家陷入政治瘫痪和反复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如泰国、缅甸、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都面临或沉浸在“颜色革命”的风潮中。中方有意参与的泰国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就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流产。而中巴铁路的必经国家、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其国内复杂的民族宗教生态和不断恶化的政治安全形势一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各支点国家其国内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族群、宗教、阶级、地域、派系对立成为困扰其进行国家建设的结构性和深层次障碍。弱国与强宗教、强部（下转045）（上接034）族、强地方的矛盾成为普遍性的政治生态。

来自经济环境上的变化也会通过所在国的骚乱影响到“走出去”企业。比如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瓦解、未来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投融资风险、主权债务和地方债务风险、市场性道德风险、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各种误会和歧视在经贸投资上的体现等。特种情态下的没收、征用和国有化、战争、政变和社会动荡、政府干预、制裁等，都可以视为乱政因素。

基于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必须走出去；面对重大的风险预期，我们必须想好对策和退路。建立于“一带一路”支点国的一座座“桥头堡”式的中国城，有助于让走出去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李胜良（1965-），河北清苑人，现供职于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兼上海交通大学税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兼及网络文化、经济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