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参与集体行动对群体情绪和行动意愿的影响

冯宁宁　杭婧婧　崔丽娟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微博时代：参与集体行动对群体情绪和行动意愿的影响

冯宁宁杭婧婧崔丽娟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实验研究，考察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实际行动/阅读/控制）对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变量（群体情绪、效能、社会认同、参与意愿等）的影响。将92名大学生被试随机分成三组，实际行动组被试会参与关于“网络谣言整治”的集体行动，而阅读组则是阅读描述该集体行动的文本，之后两组被试连同控制组完成相关社会心理变量的测量问卷。结果发现，实际行动组个体会比阅读组和控制组体验到更多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在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更高，而且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可以中介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社会认同和效能类变量不受集体行动实际参与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指向外群体的情绪；网络集体行动

1　引言

集体行动是“群体成员代表群体为改善群体生存环境而做出的行动”［1］。研究者们对集体行动的驱动因素［2］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而涉及群体情绪、群体效能感、社会认同等集体行动预测因子的“集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SIMCA）［3］则较好地整合了此前的研究成果。然而，探究参与集体行动对群体成员的心理变量带来何种影响并最终促成社会变革［4］的工作近来才刚刚展开，如采用实验法考察参与集体行动后的情绪后果［5］，或通过纵向研究分析集体行动成功或失败结果的影响［6］以及关注网络对集体行动的调节效应［7］等。

Becker等人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组（研究一），实验组被试参与集体行动，具体做法是使其朗读一段文字：“我作为玛堡（Marburg）大学的学生，强烈谴责黑森州（Hessen）政府再次征收学费，并坚决反对政府，我抗议收学费，因为……”此后被试会列举反对理由，并被告知这些理由将会被呈送至政府［5］。研究发现，参与集体行动会体验到更多的指向自我的积极情绪（self-directed emotion）和指向外群体的愤怒情绪（outgroup-directed anger）并增加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而且参与集体行动会通过产生愤怒情绪而增加未来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Becker等人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引发了更多思考。第一，除了Becker等人在研究二中加入的指向外群体的轻蔑情绪之外，其他种类的群体情绪，如担忧（害怕、焦虑）［8］等，也有可能受集体行动实际参与的影响（假设1）。第二，Becker等人将群体效能信念视为控制变量并未加以重点分析，那么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对群体效能信念、参与者效能信念（participative efficacy beliefs）和个体效能信念作用如何呢？参与者效能信念是指“个体可以对旨在取得群体目标的集体努力中做出贡献”的信念，个体效能信念是指个体对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达成群体目标的信念，这两者与群体效能信念有显著相关，同时又会在预测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上存在差别［9］，那么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可能会对参与者效能信念或个体效能信念造成不同于群体效能信念的影响（假设2）。第三，Becker等人并未关注参与集体行动对社会认同的影响，而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问卷研究发现，在线政治讨论在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参与在线讨论的频率高时，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倾向的预测作用才会成立［7］。那么，参与集体行动，特别是网络集体行动，可能也会影响参与者的社会认同（假设3）。

网络普及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集体行动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7］，因此，当前研究聚焦于网络环境中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对相关心理变量（情绪类、效能类、社会认同、参与未来集体行动的意愿）的影响。研究在Becker等人的实验范式基础上［5］，设置“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研究情境，作为正常网络用户的一员，个体会通过集体行动来达到减少网络谣言的群体目标。如果将自然环境与网络环境进行类比，亲环境行为可以根据行为的努力水平、资源消耗和行为所起的作用分成遵守型（low effort）和主动型（high effort）两类［10-12］，那么保护网络环境的集体行动可能也可以根据努力水平、所需资源或行为成本和行动效果分为遵守型集体行动（如，在线投票、在线签名、评论或转发微博等）和主动型集体行动（如，联名投诉、联名举报等）。事实上，以往研究者关于集体行动的分类已有不同方式，如群体层面（示威、游行、抗议等）vs.个体层面（签名、投票、捐款等）［2］，或者常规集体行动（联名上书、投票等）vs.非常规集体行动（暴力冲突、骚乱等）［13］等等。Becker等人发现，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会增加个体未来参与集体行动（常规/非常规）的意愿，那么参与集体行动（网络环境中），也可能对未来参与不同种类的网络集体行动（遵守型/主动型）意愿产生作用（假设4）。

2　方法

2.1被试

被试由某高校学生组成 （N=92，18～25岁，Mage= 21.42，SD=1.31），其中行动组31人（男9人，女22人），阅读组31人（男6人，女25人），控制组30人（男5人，女25人）。

2.2实验设计与程序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是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共有三个水平，分别是实际参与行动（行动组）、阅读集体行动（阅读组）和控制组。

首先，每位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主试向被试提供属于其个人的被试编号。请被试阅读文字材料A，各水平下参与者阅读内容相同。文字材料A内容如下：

2013年，我国网络用户数净增5358万人，达6.8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比2012年提高3.7个百分点。手机网络用户规模达到5亿人，比上年增加8009万人，网络用户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上年的74.5%提升至81%。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快捷和便利，同时一些虚假新闻或不实信息也通过互联网的各种信息平台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2013年8月20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拉开序幕，对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打击立竿见影。

阅读文字材料A后，行动组被试按照主试指定的微博用户名及密码登陆微博（已注册，仅供实验用途），在搜索框中键入“网络谣言整治”并查找认证用户，阅读结果列表中第一页的第一条微博并进行转发。转发理由框中要求被试输入指定内容。点击“转发”前，主试提醒被试该条微博将出现在微博实时平台中并被他人阅读。参与者表示知晓并同意继续行动时，可以点击“转发”。“转发理由框”中输入内容如下：

阅读组被试在阅读文字材料A后，继续阅读与集体行动有关的文字材料B，内容如下：

广大网络用户对整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也纷纷表示支持。例如，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对#网络谣言整治#等话题下的新闻或辟谣信息进行转发，并标注“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文明上网，人人有责”等相关口号或评论。

控制组被试在阅读文字材料A后无其他操作。

接着，在各组完成前述步骤后（行动组完成转发微博、阅读组阅读完文字材料B、控制组阅读完文字材料A），所有被试填写因变量问卷，所测因变量包括情绪类变量（指向外群体的愤怒、担忧情绪）、社会认同、效能信念类变量（群体效能信念、参与者效能信念、个体效能信念）、集体行动类型类变量（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

最后所有参与者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专业及常用网络社交软件或应用等。

2.3测量工具

所有因变量测量指标均采用利克特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不同意，4=不确定，5=同意，6=非常同意，7=完全同意。

2.3.1指向外群体的情绪

改编自Becker等［5］和薛婷等［8］的问卷，评估被试作为网络使用者群体成员对网络谣言制造者的情绪体验，共有4个项目，考察两类情绪，一是愤怒（α=0.80），如“作为一名网络用户，我对网络谣言制造者感到愤怒（反感）”；二是担忧（α=0.79），如“对于网络谣言制造和传播者，我感到担忧（不安）”。

2.3.2社会认同

评估被试作为网络使用者群体成员的认同程度，将社会认同问卷［14，15］中的“学生”替换为“网络用户”，共有4个项目（α=0.79），如“网络用户是我的一个重要身份”。

2.3.3效能信念类变量

将van Zomeren等人研究中群体效能信念、参与者效能信念和个体效能信念问卷［9］中的“学生”替换为“网络用户”，将“阻止收学费”替换为“减少网络谣言”：（1）群体效能信念：评估被试对网络用户群体通过集体行动达成群体目标的信念，共有4个项目（α=0.87），如“我们网络用户联合起来可以减少网络谣言”；（2）参与者效能信念：评估被试对在集体行动（旨在取得群体目标）中自身可以做出贡献的信念，共4个项目（α=0.89），如“我个人可以在我们网络用户减少网络谣言的联合行动中做出贡献”；（3）个体效能信念：评估被试对通过个体行动达成群体目标的信念，共有4个项目（α=0.89），如“我相信我个人就可以减少网络谣言”。

2.3.4参与集体行动意愿

评估被试参与两类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一是遵守型集体行动，根据网络使用实际情况对常规集体行动意愿问卷［6，13］进行改编，共有3个项目（α= 0.82），如“参与网上投票，建议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另一个是主动型集体行动，依照微博用户规范进行编制，共有3个项目（α=0.84），如“当在微博中发现不实信息时，联合其他用户，向微博运营方举报这条微博及该用户”。

3　结果

3.1三种水平下各变量的初步分析

实际参与行动组、阅读组和控制组三种水平下各因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

表1　三组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N=92）

三组被试在网络用户社会认同上平均数都大于4，且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三组被试的社会认同没有显著差异，F（2，89）=1.69，p=0.19，2=0.04，假设3未得到验证。而三种条件下，指向外群体的愤怒情绪和担忧情绪都显著正相关 （r=0.43，p=0.02；r=0.65，p＜0.001；r=0.49，p=0.01）。

3.2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对情绪类变量的影响

为考察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和指向外群体情绪类型（愤怒/担忧）在指向外群体情绪评分上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主效应显著，F（2，89）=4.12，p=0.02，ηp2=0.04；指向外群体情绪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1，90）=6.65，p=0.01，ηp2=0.04；但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49。

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所有被试在愤怒情绪的评分（M=5.64，SD=0.98）上都显著高于担忧情绪（M=5.27，SD=1.01），t=3.77，p＜0.001。以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为自变量，分别以在愤怒情绪和担忧情绪上的评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组在愤怒情绪上的评分没有显著差异，F （2，89）=1.13，p=0.33，ηp2=0.03；但是在担忧情绪上的评分存在显著差异，F（2，89）=3.69，p=0.03，ηp2=0.08。经事后检验，采用LSD法，结果发现，行动组在担忧情绪上的评分显著高于阅读组和控制组，而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假设1得到验证。

3.3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对效能类变量的影响

以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为自变量，分别以群体效能信念、参与者效能信念和个体效能信念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对这三个效能类变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 （2，89）=1.83，p=0.17，ηp2=0.04；F（2，89）=2.09，p= 0.13，ηp2=0.05；F（2，89）=0.75，p=0.47，ηp2=0.02。但是在事后比较（LSD法）中发现，阅读组的参与者效能信念显著低于行动组（t=-0.44，p=0.049），而阅读组与控制组之间、行动组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3.4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对参与两类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根据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以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行动组/阅读组/控制组）和集体行动类型（遵守型/主动型）为自变量，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为因变量，结果发现，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的主效应显著，F（2，89）=13.30，p＜0.001，ηp2=0.13；集体行动类型的主效应也显著，F（1，90）=11.13，p=0.001，ηp2= 0.06；但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43。

经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被试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M=5.30，SD=1.06）显著高于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 （M=4.83，SD=1.00），t=4.34，p＜0.001。以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为自变量，分别以参与遵守型或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对两种类型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主效应都显著，F（2，89）=9.01，p＜0.001，ηp2=0.17；F（2，91）=4.98，p=0.01，ηp2= 0.10。采用LSD法做事后比较发现，行动组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显著高于阅读组和控制组（t= 1.04，p＜0.001；t=0.67，p=0.01），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行动组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也显著高于阅读组和控制组（t=0.66，p=0.01；t=0.68，p=0.01），而后两者也没有显著差异。假设4得到验证。

3.5担忧情绪在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和参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因为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和参与遵守型/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在三种条件下存在都显著差异，所以接下来可以考察担忧情绪在自变量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设置虚拟变量，因自变量有三个水平，则需要设置2个（=3-1）虚拟变量。“参与情况_虚拟1”表示“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参与情况_虚拟2”表示“阅读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参照组为控制组。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担忧情绪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年龄、性别和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做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意愿对两个虚拟变量的回归发现，“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的回归系数显著（B=0.72，SE=0.26，p=0.01），而“阅读组与控制组的对比”的回归系数不显著（B=-0.36，SE=0.24，p=0.14）。然后进行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对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意愿的回归，发现其回归系数显著 （B=0.56，SE=0.27，p= 0.04）。再做担忧情绪对“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的回归，发现其回归系数显著 （B=0.55，SE=0.23，p= 0.02）。最后，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对“行动组与控制组对比”的回归系数会在回归方程加入担忧情绪后 （B=0.26，SE=0.10，p=0.01）显著变小 （B=0.58，SE=0.26，p=0.03；ηp2=0.05，F=6.59，p=0.01），这说明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可以部分中介“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与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之间的关系。

同理，做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对两个虚拟变量的回归发现，在控制年龄、性别和社会认同的情况下，“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可以显著预测被试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 （B=0.54，SE=0.27，p= 0.047），而“阅读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对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 （B=-0.002，SE=0.24，p=0.99）。接着检验担忧情绪对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的回归系数，发现其回归系数显著（B=0.38，SE=0.10，p＜0.001）。担忧情绪对“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的回归系数已在前面的步骤中得到检验。最后，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对“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会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担忧情绪后（B=0.35，SE=0.10，p=0.001）变得不再显著 （B=0.34，SE=0.26，p=0.19；ηp2=0.10，F= 11.69，p=0.001），这说明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在“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和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之间有完全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ping法，样本数为5000，检验完全中介模型“‘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意愿”的特定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中介变量的95%置信区间为［0.15，0.54］，该置信区间不包括0，所以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在“行动组与控制组的对比”和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之间所起的特定中介效应显著。而该模型中，社会认同的95%置信区间为［-0.09，0.40］，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与Becker等人所得结果不同。

4　讨论

研究通过操纵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行动组/阅读组/控制组），发现行动组个体会比阅读组和控制组体验到更多的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更愿意参与未来的集体行动（遵守型/主动型），而且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可以在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与未来参与遵守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集体行动的参与情况与未来参与主动型集体行动的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研究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也做出了回答：第一，尽管所有被试指向外群体的愤怒情绪评分均高于担忧情绪，但是三组被试在愤怒情绪上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这也反映出在考察实际参与集体行动后产生的群体情绪并不只有群体愤怒一种，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探究更多的个体水平的情绪在群体水平的合理性并将其纳入集体行动研究框架中。第二，实际参与集体行动对效能类变量（群体效能信念、参与者效能信念、个体效能信念）都无法造成影响，不过阅读组的参与者效能信念会显著低于控制组，这可能是因为当阅读组个体从文字材料中看到内群体成员已参与了集体行动而自身并未行动，从而认为在集体努力中的个人贡献较低。那么效能类变量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改变呢？Tausch和Becker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当集体行动取得成功的时候，群体成员会产生自豪的情绪，该情绪会通过增加群体效能感从而更愿意参与未来的行动［6］。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操纵集体行动的结果（成功/失败）考察其对效能类变量的作用。第三，尽管此次集体行动在网络环境中开展，研究仍未验证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可以提升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参与集体行动可以使群体成员认同更加“具体”、“激进”的身份［3］，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因变量中加入更“具体”、“激进”的社会认同指标。最后，研究也发现，在保护网络环境这一研究情境下，相比于要付出更多个人努力或成本的主动型集体行动，所有被试都更愿意参与资源消耗较低的遵守型集体行动，这与常规型/非常规型集体行动的研究结果类似［5，9，13］。但是当个体实际参与了集体行动之后，这一经历会引发其指向外群体的担忧情绪，从而更愿意在未来参与主动型或遵守型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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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on 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 and Future Intentions in the Era of M icroblogging

Feng Ningning，Hang Jingjing，Cui lijuan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predictors of collective action，but the emotional and behvioral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was remained relatively underresearched.The present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on outgroup-directed anger/worry，social identity，efficacy beliefs and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low/high effort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future.Result of an experiment（N=92）that manipulate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showed that whereas in all conditions they felt more outgroup-directed anger than worry，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more outgroup-directed worry（rather than anger）than read and control conditions.Additionally，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both low and high effort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future，which were mediated by outgroup-directed worry.Nevertheless，social identity and efficacy beliefs were unaffecte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A190001

崔丽娟，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ljcui@psy.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