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剖析自己

苗枫林+++潘鹏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快速的职务变动中，他的自我解剖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一年中，办了不少事情，内容却出奇的简明：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阐述干部问题的历史经验，突破“两个凡是”，搞我们的“两个不管”（即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导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我们开了不下二十次会议，开一次会搞一个文件。

他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只点一个题目。接下来，他却讲了一大段工作不足的话：

“这一年的工作，缺点不足的方面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待成立党委时发扬民主，暴露缺点。这一年的缺点和不足，我想到的是：一、对有些干部的了解还不准确，因此向中央提议的个别任命不尽恰当。二、办事还有些迟缓，工作效率不高，还应当想尽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三、有些事处理不周密，有的下决心太快。我在工作中同几位副部长商量不够，酝酿不充分。任何时候都要把我们的工作一分为二。我们的名声很好，越是这样越是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的揭批查还没有完成。我们要创造一种作风，一个领导班子中不搞清一色，不要搞成一边倒。有点儿对立面有好处。我们还有一些大的冤假错案没解决，今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冤假错案。不要定那么多‘帮派骨干分子……这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人家犯的错误我们可能犯，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以后可能犯。”

仅隔四天，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话：“关于宣传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是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在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这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私货在中国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中，不一级传一级怎么会扩散得那么快？基层有“流毒”，领导没有“流毒”，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没有要求胡耀邦站出来说这样的话，而胡耀邦却不是这样认识自己。在一次谈话中，他诚恳地说：

“不要吹‘我没有流毒，要分析‘流毒表现在哪儿。个人自觉清理，加上互相帮助。我就对小平同志和叶帅说过，我也有‘流毒，我对林彪搞的那一套，早期就没有看清楚。不要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嘛。不要只讲自己过五关，最后走麦城却惨得很。摆官架子，搞一言堂，有什么味道？有些青年干部提上来，神气得很。这是很可悲的。有些人，眼睛长在尾巴上，只看天，看不到地，比例失调。眼睛要看着老百姓。有些人，老是摸上面的精神，连一点儿共产党人的味道也没有。要摸事实嘛。有三次，毛主席找我谈话我没有完全讲真心话，现在感到很遗憾。我以为，向领导讲话就说：同志，我有几条意见。有什么不可以讲呢？”

胡耀邦还解剖自己道：“真正了不起的人，是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人。王明路线我也是执行者，但那时我是个小萝卜头。执行者只要经启蒙者的提醒，就觉悟过来了。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成绩很不好，他总结了经验，成了大科学家。我们有些人的经验，形而上学的多，辩证法少。所以，别人说你的怪话，你要努力，不要生气。”

这些遍布于胡耀邦言行中的自我解剖，透视出他的做人原则：“我要做个明朗的人。同情我的人明朗，反对我的人也明朗。一个人，总会有人反对你。不过你要看看，反对你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谣言我根本不听。”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