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

郑永年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的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如今几乎所有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在G2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到达世界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论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并未说排除中国。TPP实际上是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这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