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唐寺版画看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

巩维伊

（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从纳唐寺版画看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

巩维伊

（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藏族绘画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据考证其起源于古代岩画，在文字还未创造之前，就在民间流行着藏传木刻艺术。直到佛教传入，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其形式多样，广泛运用于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活。藏传的木刻艺术也在其中有了更好的发展，这种版画刀工细腻，以阳刻线描为主，造型生动，其主要运用于藏区各大寺院和印经房，和藏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藏传佛教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纳塘寺；版画；佛教绘画

中国古代佛教版画的刊印往往与藏经密切相关，现流传下来的最多的佛教版画就是佛经扉页插图。据《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众方，每岁五驮无余。遗憾的是这些普贤像并未流传下来，但这说明早在唐代，就有了大规模刊印佛教版画的事迹。所有的古版画研究都要提及唐咸通9年刊印的《金刚经》扉页，这幅版画至今保存完好，刊印在扉页的说法图被视为佛教古版画的鼻祖。但这并不是现存最早的古版画。1944年于成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是在唐武宗灭佛之前刊刻的版画，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由此可见，在古代，随着雕版印刷术在民间的广泛运用，版画慢慢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刊印佛教经图用于传播教义的形式越来越广泛。而印经院也就成为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西藏印经院通常都是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现目前藏传佛教的印经院还保留着最初的印经形式，运用时间积淀下来的传统工艺，将佛像刊印在藏纸上施于教徒，日复一日的为藏区人民的精神信仰而服务。

西藏的纳唐寺是藏传黄教噶当派著名的寺院，坐落在距离日喀则市区20公里的地方，在藏语中纳唐寺“象鼻平底寺”。名字来源于一段古老的传说。据说藏历第一绕迥之土兔年，印度僧人阿底峡来西藏传教，在此地休息片刻，问随行的弟子：“山旁的平地上有何物？”第子们回答说：“那座山形似大象的鼻子，平地上有一块大岩石和16只金黄色的蜜蜂。”于是，阿底峡便高兴地预言：“不久的将来，此地就会出现一座有名的寺庙，对我佛的教法广为弘传。16只金典色的蜜蜂是16尊者的化身，大岩石即是象征着寺庙。”并说“此地殊胜，是16尊者经常驻足的地方，吉祥无比。现在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开始关注西藏这些古老的寺院与其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带来的影响。纳唐寺印经院是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也是西藏最早的一座印经院。据古代藏文史籍记载：元初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国师尊巴绛央委托前藏欧巴·洛赛益西等人编纂藏文《在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并派洛赛益西驻纳塘寺。洛赛益西与译师索南沃赛、若南秋崩一起将藏区所有的《甘珠尔》、《丹珠尔》各种抄本搜集齐全，整理编辑了藏文《大藏经》抄本，存放于纳塘寺。在西藏佛教印经史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素有“西藏文库”之称。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郡王主持修复纳唐印经院，调集了全藏著名书法家，刻工和画师，集结一大批年轻僧人学习雕版印刷术，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完成了新的纳唐版《甘珠尔》和《丹朱尔》。这些成版一只存于纳唐寺，用于以后的刊印流通。在完成纳唐新版大藏经的刊印中，当时的郡王及其长子主持刊印了佛本生故事，十六尊者和宗喀吧生平等唐卡印版，这就是纳唐寺版画的来源。这些版画印版在西藏流传广泛，与新的纳唐版大藏经成为纳唐寺的重要文物。在藏这些木刻印版拓印的版画，最大的作用就是做唐卡的底本，代替原本的墨线稿，为唐卡绘制提供样本，使得大量绘制同样内容的唐卡更准确。所以藏传佛教中的木刻版画推动了唐卡艺术的传播，促进了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发展，使其形成了更独特的艺术形式。

藏族绘画艺术起源于古代岩画，早在吐蕃时期，绘画技艺就已经相当发达，直至佛教传入西藏，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实践，由最初的宗教教义图解，逐步与古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演变为具有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流派，在西藏的绘画史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绘画大师。唐卡，壁画和佛教版画相互辉映，形成了鲜明的民族艺术形式。

在《纳塘寺版画遗珍考》中，收录了三套组图，分别为《释迦牟尼佛源流》、《宗喀巴画传》、《十八罗汉与四大天王》。这三套版画构图不同，内容不同，特点鲜明，由于佛教版画多为小尺幅的经卷扉页，所以像这样大尺幅的独幅版画，在佛教印经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释迦》和《宗喀》都采用了中心式和回旋式的构图形式，画幅正中端坐大佛，四周环绕释迦佛，画家通过木刻印版的形式把文字变作图画为教徒讲诉佛本生的故事，虽然人物繁多，场景多变，但是画家都将他们和谐的安置于一个画幅中，全面经营布局，刻绘线条繁密，但却层次分明。《十八罗汉》则更多的吸收了汉地罗汉传统造型，罗汉作为西藏唐卡的重要题材，比菩萨像和佛像受到的约束少了许多，更大的发挥了画师的想象力。纳塘版画在宽大的木板上采用减底阳刻方式，用铁线描、兰叶描等多种线刻技法，以流畅圆润凸起的阳线线条，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姿态，衣纹飘带转折自如，云纹卷舒，水波流动，花草树木多姿，山石皴擦坚实有力，镌刻精巧，刀锋流畅。

我们再回看藏传佛教绘画中的唐卡绘画，唐卡作为藏传绘画中的瑰宝级的艺术形式，一直被广泛的普及在藏族人民生活的地区。这些画中的佛像，和纳塘寺版画上的佛像具有同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人物造型饱满，追求曲线变化，线条流畅具有自然之美，不同的是纳唐版画都是单线条的刻绘，而唐卡则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了浑厚浓重的色彩。在藏传佛教绘画中，唐卡佛像大多都是佛在构图中间，四周围绕着法会场面，跟纳唐版画一样，通过绘画的形式展现佛教场面和众佛之间的故事，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场面。

如今纳唐刻板已毁失，版画印本也已经有不少失传，在《纳塘寺版画遗珍》中可见的这三套版画成为了对藏传佛教古版画研究具有非凡意义的珍品。通过这些版画，我们可以看见版画在雕版印刷出现初期在佛教的传播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版画为我们对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们看见藏传绘画中浓郁的民族气息，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大众共欣赏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传统版画的局限，和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为藏传佛教绘画的多元化艺术形式提供依据。

[1]王家鹏,宗绪盛.西藏纳塘寺版画遗珍[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2]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3]大卫杰克逊.西藏绘画史[M].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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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05-01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