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联合实验的商业机遇评估过程中的环保价值观脱离研究

刘雯雯

摘要：采用联合实验，针对83个企业家的1264个商业机遇评估过程中环保价值观脱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对有害自然环境的商业机遇评估受到价值观和个体能动性的同时影响；决策制定者会有意识地放弃环保价值观，选择那些破坏自然环境的商业机遇。另外，当企业家创业自我效能越高，或者当行业包容性越低时，环保价值观脱离的可能性就越大。

关键词： 道德脱离；环保价值观；创业自我效能；行业包容性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0.16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10-0074-04

Abstract：A metric conjoint experiment generated 1264 opportunity assessments nests within 83 business founders offered support for our prediction in this paper. Furthermore， it found that the extent of founders disengagement of their proenvironmental values was stronger when they had high， rather than low，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stronger when industry munificence was perceived as low rather than high.

Key words：moral disengagement； proenvironmental valu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dustry munificence

道德脱离是指有意识地脱离道德标准的行为[1]。在大量不符合公德的行为中，道德脱离是罪魁祸首之一[2～4]。尽管相关论证越来越多，仍然需要研究道德脱离的本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道德脱离容易发生或不容易发生[5]。

本文结合道德自我调节理论[1]，以及创业中道德价值观作用的理论[6]，对83个企业家的1264个决策进行评估，并运用层次线性模型验证研究假设。

1研究假设提出

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商业决策受到了价值观、经济机遇、立法和利益相关者4个因素的影响[7]，本文仅关注前两个因素。通过建立价值观脱离模型，模拟制定危害环境的决策情境，并提出研究假设：评估商业机遇吸引力时，随着企业家环保价值观增强，其对环境破坏的关注也会增强。然而，一旦出现道德脱离，环保价值观的作用就会被减弱。另外，创业自我效能和环境包容性也会影响环保价值观脱离。

11环保价值观和机遇评估

假定创业机遇评估时价值观是稳定的，本文主要研究以尊重自然为基础的价值观[8]。当创业者收到信息，提示某机遇会负面影响自然环境时，有高度环保价值观的创业者更加重视此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在评估机遇吸引力时，环保价值观越重的人越重视机遇对自然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12环保价值观脱离

121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自我效能指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创立以及管理企业。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图和创业行为[9]。自我效能高的人倾向于接受挑战性工作，喜欢能够增强满足感的工作体验[10]。当这些人面对有害环境机遇时，会陷入两难抉择，一方面是能够提升满足感和价值感的行动，另一方面是有悖道德而产生的自我谴责，因此，道德脱离最容易产生。相反的是，自我效能低的人在评估有损环境机遇时，很难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开发这些机遇。此外，自我效能低的人会轻易止步于障碍，包括自身的环保价值观。因此，提出假设：

H2：当评估危害环境的机遇吸引力时，自我效能高的人更容易出现道德脱离。

122行业包容性

行业包容性是行业中企业所需关键资源的稀缺性或充裕度[11]。高度行业包容性可以弥补创业和战略缺陷[12]。相反，包容性低的环境竞争激烈，缺少可开发机遇，因此，决策制定者的判断对结果的影响更大。

行业包容性直接影响环保价值观脱离程度。企业在包容性高的行业中找到许多发展方式。选择有害环境的机遇只是其中一个方式而已。放弃此机遇的代价和价值观之间几乎不存在矛盾。相反，包容性低的行业缺少可开发的机遇，在极少数可利用的机遇里，危害环境的机遇就占有一席之位，决策制定者更倾向在评估机遇时违背自己的价值观。由此提出假设：

H3：当评估危害环境的机遇吸引力时，在包容性低的行业中更容易出现道德脱离。

2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21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一组计量联合实验研究道德脱离。联合分析需要参与者评估一系列轮廓，每个轮廓都是一个决策任务属性的组合，属性通常分为高、低两个水平。参与者在两种情境下判断机遇吸引力。在对环境呈中性影响的情境中，参与者被告知“开发机遇对当地环境和全球环境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而在对坏境有负面影响的情境中，参与者被告知“其所考虑的机遇将会给当地和全球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计量联合实验分析一般采用正交和分式设计，并运用HLM处理嵌套数据。

22样本和数据

本文样本为国内企业孵化器中新创企业的独立创始人。搜索国内30个孵化器企业和其创始人名单，从中剔除大型企业的子公司（其战略受到总公司影响）、非创始人运营公司，最终获得由397名创始人管理的334个企业样本。成功联系到235名创始人（92位回复，占391%）。根据无反应偏差建议，采用方差分析测试回复速度不同参与者的影响，结果显示其区别不大（p>010）。

样本中，创始人平均年龄为442岁，832%为男性，753%拥有硕士或更高学历，417%具有工程或科技专业背景；302%有企业管理经验，224%有自然科学或数学专业背景，其余来自其他专业（如人文学科等行）。参与者平均有93年私企工作经历，平均每个人创立125个企业。样本企业平均年龄为74年，平均拥有95名雇员。754%的企业属于以科技为基础的行业（如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等），其他行业种技含量较低（如营销和贸易等）。

221变量和测量

层次1：机遇评估。评估方案被分解为每个评估属性的系数和截距项。截距代表参与者对某种机遇吸引力的评估超过机遇本身的战略属性——价值性、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根据以往研究[13]，对机遇的战略属性进行整理：价值性高时，机遇带来效率和效果的大幅度增加；价值性低时，机遇带来效率和效果小幅度增加。稀缺性高时，其他人很难得到相关信息；稀缺性低时，其他人会轻易得到相关信息。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高时，其他人模仿（或替代）该机遇的可能性最小；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低时，其他人很有可能模仿（或替代）此机遇。

层次2：对自然环境的具体危害。目的是展示给创业者的一些具体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请设想，科技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提到，你正在考虑的一项商业机遇会给企业所在地乃至全球环境带来重大危害。报道的重点内容包括：“此机遇要求的生产过程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比二氧化碳的威力强250倍。该气体将大幅度加重温室效应，有该废气排出的区域温度每年增长5%”。

层次3：环保价值观。采用可持续发展价值观量表中“尊重自然”的分量表[8]。参与者从两种说法中进行选择：“有时候，为实现发展就必须牺牲一些自然资源”和“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预防措施”；“当前生产模式只需做小的改动便可以保护自然环境”和“当前生产模式必须从本质上改变来保护自然环境”；“人们为保护自然只需稍微改变消费习惯”和“人们必须为保护自然彻底改变消费习惯”；“一定程度上，自然环境会进行自我保护”和“积极保护自然，为后代谋福利是社会责任”。Cronbachs alpha值为078。

层次3：创业自我效能。创业自我效能量表[14]包含22个条目，实验者对自己完成任务能力的信心进行评估，Cronbachs alpha值为092。

层次4：行业包容性。采用现有的量表[15]，并对题项进行反向计分，因子分析后得到一个因子，Cronbachs alpha值为061。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采用与个体及行业相关的控制变量[16]。其次，控制环境动态性，采用现有量表[17，18]，Cronbachs alpha值为074。

222分析和结果

参加实验的92位创业者中，有5位中途退出。剔除重测系数低于030的参与者，最终获得83个实验样本。表1为均值、标准差和个体层次变量的相关矩阵。为消除多重共线性，计算方差膨胀因子，所有VIF值都低于20。

表2是HLM分析结果。行1是全模型的截距。行2至行4显示水平1变量对实验者评估机遇吸引力的主效应。行5显示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关注度，行6和行7分别显示水平3的年龄和动态性控制变量，行8显示水平3的环境价值观的主效应；行9显示创业自我效能的主效应；行11显示水平3的创业自我效能和环保价值观的交互作用；行12显示水平3的行业包容性和环保价值观的交互作用。

首先，基础模型只有层次1、层次2和层次3的控制变量；随后加入水平3的主效应，最后，加入水平3的交互作用（即全模型）。在所有模型中，价值性系数为217，p<0001，稀缺性系数为053，p<0001，不可模仿性系数为168，p<0001。证实了Haynie等的研究[13]。其次，在所有模型中，对危害环境信息的截距系数为负，且数值很大（-268，p<0001），说明危害环境的信息会负面影响创业者对机遇开发吸引力的评估。另外，在主效应模型中，由于环保价值观系数为负，且数值不大（-010，p>001）。假设H1并未得到证实。

最后增加水平3的交互作用。假设H2指出，当评估对环境有危害的机遇吸引力时，自我效能高的人更容易出现道德脱离。表2中环保价值观和创业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系数为正，且数值大（019，p<005）。假设H3指出，当评估对环境有危害的机遇吸引力时，在包容性低的行业中更容易出现道德脱离。表2中，环保价值观和行业包容性交互作用系数为负，且数值较大（-018，p<005）。

图1和图2对交互作用关系进行图解。从图1可以看出机遇评估时，创业效能低的人对自然破坏关注程度随环保价值观增强，而创业自我效能高的人对自然破坏的关注程度减弱。在有强环保价值观的创业者群体里，低创业自我效能的人对环境破坏的关注程度为-387，而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人对环境破坏的关注程度为-195。图1显示在机遇评估过程中，环保价值观脱离是由于对自然破坏的关注减少，环保价值观脱离在创业者自我效能高时更为严重，假设H2获证。

图2指出，在行业包容性低的环境中，创业者对危害自然的关注程度随环保价值观的增强而降低，行业包容性高的环境中，其对于危害自然的关注程度随环保价值观的增强而增强。例如，在有强环保价值观的创业者群体里，行业包容性高时，其对环境破坏的关注度为-389，行业包容性低时，其对环境破坏的关注度为-187。图2还指出在机遇评估过程中，环保价值观脱离是由于对自然破坏的关注减少，且环保价值观脱离在创业者所处行业包容性低时更加严重，证实了假设H3。有趣的是，这一结果暗示了有高度个体能动性的创业者，其环保价值观越强，越容易发生道德脱离。

3讨论

本文建立理论框架解释个体能动性在价值观脱离中的作用，并在对危害自然的情境中测试该框架。尽管不存在环保价值观对创业者、对环境危害的关注的主效应，但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高和行业包容性低时，创业者越倾向脱离环保价值观。这与此前的研究假设吻合。

其次，虽然本文没有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和资源稀缺性环境对决策者环境关注产生显著影响，但结果证实了两者结合能够引发个体能动性对道德脱离的作用。

第三，以往研究指出自我效能与不道德行为呈负相关[19]。本文通过给予参与者特定任务，发现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恐惧这些任务[20]。因此，自我效能低的人在面对机遇的优势及其价值观时，难以道德脱离。

最后，研究结果发现当前创业研究没有充分重视创业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1]。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两种人（创业自我效能高的人和行业包容性低的环境中的创业者）是因为他们的环保价值观越强，越不重视环境问题。可能相信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可以改变结果。高创业自我效能使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一切任务，然而资源的稀缺放大了个人决策和行为的重要性。

4研究局限和研究展望

一般来说，实验特别是联合分析都有重大局限。第一，实验通常是人为设置的，参与者难以做出真实判断。就联合实验而言，情景只是抽象逼近现实世界，并没有包含真实判断的情感因素。第二，测量环保价值观存在难度。虽然采用了现成的量表[8]，但很难区分价值观和政治、经济见解的衡量方式。第三，未来研究应该在团队决策背景下研究道德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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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