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图像学研究方法分析《重屏会棋图》

张晓晶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以图像学研究方法分析《重屏会棋图》

张晓晶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图像学研究方法是美术史研究中运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图像的深入研究，揭示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内在含义及价值，折射出作品背后的社会因素。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五代南唐周文矩所作的《重屏会棋图》进行分析，使我们对南唐中主时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解到中主李璟与其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

图像学；周文矩；重屏；会棋

图像学研究是美术史方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图像学的前身是图像志，早在19世纪的法国就有人对图像方面的研究感兴趣，其中瓦尔堡是图像学方面的创始人，在之后欧文·帕诺夫斯基更是图像志和图像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位研究者，且建立起一套相关的理论体系。利用图像志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几个阶段实现：（1）前图像志描述；（2）图像志描述；（3）图像志阐释；（4）图像学阐释。文章将从这几方面分析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卷的内在意义。

一、关于《重屏会棋图》的描述

（一）关于《重屏会棋图》的记载

《重屏会棋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出自于南唐宫廷画师周文矩之手。纵40.3厘米，横70.5厘米，无作者款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应为宋代的摹本。此画最早见于《宣和画谱》卷第七著录“周文矩……《重屏图》一”仅记图名。以后以《重屏图》、《重屏会棋图》、《观奕图》等名，续见于明代都穆《寓意编》、张丑《清河书画舫》、安岐《墨缘汇观》、清宫《石渠宝笈三编》、吴荣光《辛丑销夏记》等书著录，诸书对尺幅、题识、流传情况等记载，都不尽相同，可知历代有数本流传。根据宋元时期王清明、袁桷、陆友仁等人记载，较早流传的《重屏图》，画幅上有宋徽宗题的白居易《偶眠》诗，以后又有南宋王清明、刘克庄等人题跋，而故宫藏本，画幅上无赵佶题诗，也不见宋元藏家鉴赏印，当不是早期流传的原本，应为摹本。①

（二）关于《重屏会棋图》的描述

画面中共绘五人，其中两人据胡床对弈，两人观棋，画面右侧绘一男侍者。画中主要的四人均穿着随意，身着交领宽袍，其中一人头戴高帽，面目和善，手中拿着类似盒状的物体，端坐正中，其余三人均戴幞头，凝神于棋盘。右侧侍者留有蓬松的长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衫、宽腿裤，双手合十，表情严肃，立于画面右侧。画中右几置衣笥巾箧，左榻设投壶，投壶中插有四支羽箭，旁边还放有两支，在榻上还放有两个棋盒。在榻后竖一屏风，上面绘有一老翁据床而卧，一妇女立其旁，旁有两侍女在铺床，另一侍女从远处抱褥而来。屏风中又立一山水屏风。画面中对榻几、箱箧、棋盒、投壶、羽箭等的描绘，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二、关于《重屏会棋图》的内容

（一）《重屏会棋图》的作者及绘制背景

关于《重屏会棋图》的绘制时期为南唐中主时期。中主李璟统治时期，采取西蜀孟昶的办法，加之中主李璟十分喜欢书画，在宫廷中设立翰林图画院，但关于南唐画院的制度、规模等详情未见著录，就其活动，仅据所载，无非为当时的统治者“极一时快乐之需”。②《重屏会棋图》的作者周文矩就是南唐画院的“翰林待招”。

周文矩，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南唐中主、后主时期，是南唐杰出画家。在烈主李昪时，曾命他作《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中主时期，中主李璟召集当时名家为其及其兄弟、侍臣作《赏雪图》，周文矩负责其中人物形象的绘制。到李后主时期备受器重。③周文矩善画道释、人物、车服、楼观、山林、泉石，而以人物，仕女最精。学北齐曹仲达、唐代吴道子，却不堕曹、吴习气，却能自成一家。他的仕女画，继承了唐周昉的传统，在面部造型上得其“闺阁之态”，但也有他独创的地方。

布鲁诺仰起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我告诉你，从被你们抓来那一天起，我就时刻准备着受刑。我知道教廷的黑暗使许多人不辨南北西东。宇宙的深奥也使人不敢去作进一步的探寻。我希望你们到大庭广众中去把我点燃，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因为我可以以自身燃起的光去照亮后来者的路，以我燃烧的热，去激起那些已在思考，但还缺乏勇气的人们的热情……”

周文矩善于深入观察和体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物，把握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因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各不相同，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重屏会棋图》既是一幅反映宫廷内生活纪实性画卷，又是一幅精美的人物肖像画。

（二）《重屏会棋图》的人物

从相关记载看：关于《重屏会棋图》画面情节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王文公集》卷五十中王安石的《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诗中描写与画面内容有相符之处。至南宋初王明清《挥塵三录》中，始指出画面中心人物为南唐中主李璟；后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和陆友仁《研北杂志》，进一步考证出会棋四人是李璟兄弟；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所录庄虎孙的边绫跋语中明确指出：“一人南面挟册正坐者，即南唐中主像；一人并榻坐稍偏左向者，太弟晋王景遂；二人别榻隅坐对弈者，齐王景达，江王景逷。”据《南唐国史》中记：李昪有五子，长子李璟，初名景通；次子景迁，去世较早；三子景遂；四子景达；五子景逷。④可以初步判断画中人物从左向右依次为：景逷、景遂、中主李璟、景达。

从人物的帽饰上看：画中中主李璟头戴高冠帽，其余三人带幞头。此处的高冠帽略似东坡巾⑤，但又比较高，且在年代上要比东坡巾早。与《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所戴帽式相比，相似也有不同。南唐时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高顶四方，被称为“韩君轻格”，此处的高冠帽同样为高顶四方形，与韩熙载所戴相比只是样式上更复杂，表现的更庄重。五代时期的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也有不同，即幞头巾子变化明显，“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⑥，其中韩熙载所戴帽式正是五代时期特有的样式，而李璟所戴的帽式应为创新过的样式。其余三人头戴幞头，如左侧绘棋者，所戴帽式的幞头脚作合抱于后，这可能是艺术的处理，也可能是当时确有此式。

在服饰方面，五代时期的服饰逐渐被世俗化，短衣、窄袖留给了贫苦的劳动者和贱役卑差们，而一些雅士们，则多穿一些合领、对襟、宽缘边的大袖衣，贵族男子的衣裙衫裤更加宽肥。画中的主要四位人物身穿交领的宽袍，宽大松散，且有慵懒之态；而立于一旁的男侍者，身着深色圆领长衫和便于行动的宽腿裤。从人物服饰上可以明显的区分人物的身份地位。

（三）《重屏会棋图》的重屏

关于《重屏会棋图》中除了会棋人物之外，还表现了另一主题——“重屏”。画面中主和李遂的背后放置一屏风，现实中是中国古代在室内惯用的手段，屏风上多是绘画。此处屏风上的图像可能是根据白居易的《偶眠》的意境所绘，原诗云：“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⑦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靠在床栏边，作醉态。男子后面是其妻子手托刚卸下的纱帽，男子前面放着酒具，另有炭盆一口。床榻另一面二婢女铺床，远处一婢女抱床褥而来。关于屏风中所绘的四位女子身份的辨析，仔细观察作品可以发现，男子身后的女子头上戴有方形的头饰，其余的三位发型相同，且在服饰上，远处的三位穿着一样，可以推测男子身后的女子是其妻子，其余三位是侍女。仔细观察图中侍女的形象，发型为高髻，身着窄袖上衣，下穿束腰折裙。唐代的女装裙子流行高腰或束胸，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而在南唐，昭惠后周氏也创高髻，变妇女的裙子为纤细腰身。画中的侍女着装与五代时期的妇女着装有相似之处，笔者推断画中屏风的内容是作者根据白居易的诗意所绘，而不是根据实物所绘。

这幅作品“屏中有屏，大屏套小屏”，形成重屏，利用“重屏”表现在空间上的深入关系。画面中的物体，如屋内的床榻、围棋桌以及仆人旁边的长条形桌，由近到远的宽度基本一样，这虽在绘画技法上并没有遵循“近大远小”的透视原则。但是由于画面中的主题图像与屏风中的图像发生了重叠关系，在平面中加深了空间的深度。画者还在屏风中的屏风上作了画中画，这样做不但符合当时的屏风的主题内容，而且更加深了画面的深度，使画面有了一种纵深感。

周文矩利用“重屏”的形式表现空间深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中前无古人的，尽管当时在绘画中运用屏风作为背景的绘画作品颇多，譬如五代画家王齐翰所作《勘书图》，虽画面中同样绘制了一个三折屏风，但是由于画面中没有形成一个相同的视角，因此画面中的屏风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而元代画家刘贯道绘制的《消夏图》则完全借用了周文矩的图式，画中有画，利用屏风增加画面深度。

（四）《重屏会棋图》的整体分析

整体上观察作品，首先在主题表现上，画面主题与屏风中的主题具有相似性。同样在床榻后设置屏风，且同样安排了5个人物，只是屏风上的人物安排较疏散一点，而画面主题的人物安排相对紧凑。在室内的摆设上也较相似，画面整体上相互呼应。其次在画面中简单的摆设及人物的安排均集中在画面的中心部分，四周用空白表现，既突出表现了主题，又把室内的空间延伸到了无限大，给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再有在构图上，采用中心构图式，主次表现画面主题，对弈者、中主李璟、重屏等。

在意境上，《重屏会棋图》既有诗意又有画意。屏风中的所绘的画面从人物的神态上给人一种慵懒轻松的气氛，而画面主要人物的表现上同样给人一种轻松舒适之感，二者相结合，同时利用《偶眠》的诗意，化诗为画，诗画结合，点明画中主人公喜爱诗歌、对平静生活的向往。

三、《重屏会棋图》的意义

《重屏会棋图》绘制于南唐中主时期，主要表达的是中主李璟与兄弟之间的娱乐活动。据史料记载，中主李璟在未受禅之前，就无心卷入权力之争，潜心研究诗书，且中主李璟的个性缓和而从容，与诸兄弟之间，情谊深厚，相处和睦，又谦和下士。礼遇大臣，处处表现出儒者风范。而景遂、景达、景逷三兄弟更是在李璟继位之后为表忠心甚至以“退身”以示决心。画者正是通过对兄弟四人闲暇娱乐时的形象描绘，同时借助画中屏风上的画面，从老者的慵懒之态折射画中的中主及其兄弟之间的祥和之气；在五代战乱时期，社会和睦尤为可贵，从画面中也可以推断当时南唐中主时期的政权稳定，是一个和睦友善之都。

再从《重屏会棋图》这幅画的陈设上看，如榻几、屏风、投壶、棋盘、箱箧、茶盒、羽箭等，给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画面真实感，同时这对研究五代时期的家具陈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幅作品在绘画的发展上，有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的侍女、风俗画科，到了五代时期日趋成熟。周文矩所画的这类题材的绘画，也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可以清晰明了并深刻地挖掘出艺术作品的深层含义以及与当时的各种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艺术作品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注释:

①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古书画史论集·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②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③周积寅.江苏历代画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3.

④邹劲风.南唐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87-120.

⑤鲍延毅.《金瓶梅》语词溯源著[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04.

⑥戴钦祥,陆钦,李亚麟.中国古代服饰[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⑦李福顺.绘画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9.

J205

A

1005-5312（2015）35-017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