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问世记

欧美发达国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改革，不是在衰落，而是社会自己正在进行深刻的改革，有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在推动，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模式

2014年9月初，我接到资中筠先生电话，她回复说决定参加乐平公益基金会的访美行程，我当然非常高兴。当时她的著作《财富的归宿》第三版已脱销，准备再版，她希望再版之前，可以了解到美国公益发展的一些新的信息。

这一年，她84岁。

最近这几年，每次去美国，她都在心里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肯定不去了。

我们这次访美主要为参加“社会创新伙伴（SVP）”全球年会，同时拜访美国新公益的代表机构。13天跑了4个城市，平均每天拜访2到3家机构，或者全天开会。有一次白天开完会，晚上赶飞机，下了飞机夜里12点多，在机场租到车，开到酒店已经凌晨了。

这样的工作强度，连我们年轻人都吃不消，资中筠先生居然全程走下来了。现在想来，真是我们大家的幸运。

回到北京，她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对于《财富的归宿》第四版，不是校订，而是增加新的内容，重新出版。当时我想她可能会增加一些这次走访的机构案例，包括一些新名词，Venture Philanthropy，Impact Investment的解释。但同事们提供了几次资料，她总是说这些不够，她还得自己找。在随后的4个月里，她几乎闭门谢客，每天在电脑前工作五六个小时，直到写出第一稿。

2015年的春节特别晚，2月份放假的前一天，她发来邮件：“根据我的理解，Venture Philanthropy是一个总的概念，就是公益不单是无偿赠予，还可以是有回报的投资，以后派生出许多类型来（像是音乐里的主题与变奏）。所以我想是否还是把具体案例放在一节里？……快放假了，请告诉我你们的意见，我将继续努力。”

假期结束，又收到资老师的信：

“拜互联网之赐，我发现材料越来越多，不断开花，有刹不住之势。这一阵在写的过程中学习，慢慢消化，如果再不刹车，就永远写不完了。现在已有四万字，还是费力删减的结果。我自己不满意，因为还是急就章，消化不良，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思考、理解。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但是关于组织举要按类别分，我试了试不大行得通，因为许多是重叠的，而且还在发展中，以后还会有变化。”

如此反复通信、商量修改几十次，到5月底终于可以定稿，大家都很高兴。然而随后的出版过程一波三折，这其中的甘苦委屈却又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了。

我所惊讶的是，这份成稿又与我当初的想象全然不同了。

资先生在这本书里写的不仅仅是新公益的表象：哪些机构，做了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成果。她写出了新公益形成的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织出现？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观念在支撑它？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在我们欣欣向荣的公益行业，这些最新的、前沿而又扎实的研究却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做的。

一个人改变自己最难。要在一个功成名就、完全可以安心享受名望的年纪里，主动更新知识，承受新的作品可能带来的各种不确定，这需要什么样的勇气？

邢文毅（以下简称“邢”）：这本书希望写给哪些人看？

资中筠（以下简称“资”）：首先我希望大家认识到，欧美发达国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改革，不是在衰落，而是社会自己正在进行深刻的改革，有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在推动，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模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老看军事力量和经济下滑，而要看到社会深刻的变化。对于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来说，不能把一切对世界形势前途的看法或者对对外政策的设计，放在美国必定要衰落的前提下，这个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二当然希望对我们国家有能力做公益的人有一点启发，有一些新的模式可以借鉴。但是我又特别希望不要照搬，或者是学了一些皮毛，赶时髦。希望读者能够真正了解这种社会变革的困难和复杂性，这需要很精心的设计和试验，而不是把它随便拿过来，一做就做成了。新公益有它的土壤，就是公民社会和严格的法治。我们缺乏这样的土壤，但是并不是绝对做不成。因为我们有不少人是有头脑的，也有这个力量，在全社会有足够的财富积累。但最重要的是有心，有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没有这个理念的话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对于能够潜心地研究、学习和了解的人，我希望能打开一扇窗户，然后有人再进一步去好好看。因为我做的是很有限的，我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而那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真正有实践经验的人也许能够从中看到更多东西。

邢：除了法治健全，还有哪些新公益落地所必要的社会条件？

资：一个是法治环境，一个是信任度。信任度是没法创造出来的，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特别缺乏诚信，但是还有很多的灰色地带，不能一切都等条件具备了再去做，而是只要允许你做的时候，就先做起来再说。反正只要有心，有心人就可以做。另外，应该把公益发展成一个就业的领域，培养出一批精英来。“什么事都干不成了你去做NGO吧”，好多人都这样说，这是极大的误解。好的公益从业者的素质应该不亚于一个好的企业里面的人员，而且还比他多一点理念和韧性。

邢：去年访美对于哪些事印象比较深？

资：一个是SVP的年会，我没想到规模有这么大，越南人、日本人、印尼人都有，他们也都参加进来了，都被这个潮流裹挟进来了。还有SVP主席Paul Shoemaker的讲话给我印象也很深：Cant not do，不得不做，人就是要做好事。这种冲动是一个很原始的人要做好事的冲动，但是光是一个冲动不行，得有一个途径，有一个组织，把它变成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这个非常重要。后来还看到一些材料，一些人的发言，真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使我很感动。

邢：从访美发现新公益到把视线转移到美国社会发展的变革，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endprint

资：这个我不是在美国意识到的，是回来看到很多东西之后，才越来越感觉到它确实是一个演变。在美国看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有这么强大的能量，这也符合我原来对美国的看法，一切民主的基础在基层，不在中央，所以就更加说明这个活力是全社会的。

但是真正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演变，那是后来看了材料才感觉到的。特别是发现2014年5月英国举行的一个会，由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主持，集中欧美政、商、学顶级精英，在网上有每个人发言的Video，我花了很多时间听他们的发言，给我印象都很深。后来再继续看很多其他的材料，就发现确实条条大路都通向那个包容性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意识到方今社会深刻的弊病，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穷人不能老是穷的，而且他们也很害怕社会的固化。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很好，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我不会在短期内接触到这么多资料。

邢：更新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资：时间和精力。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可以看更多的东西。收集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在书里，每一类组织只能引几个案例，但是我看的要比它多十倍，才能够有一个印象。写这种东西为什么难？难在你必须厚积薄发，要去看大量的资料，然后才能有一个把握比较准确的判断。不能看到一个就觉得了不起，也许它只是一个孤证，不能就认为它已经很说明什么问题，需要看大量的东西以后，才能够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能够把握他这一个例子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在书里举的例子是在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如果给我时间，我还有精力的话，应该再看很多很多的东西，再进一步研究，或者是再去美国调查。这样两三年时间，写出另外一本书来。但是我希望有别人去做，我已经尽力了，我以后不会再有这个精力，不可能了。

邢：这本书从2003年出第一版，迄今为止您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回应？

资：从思想上讲没有给我很多感觉。但是从这本书得到的反响看，好像对公益界还是起了一些作用。我本来希望能够对美国研究做出推动，结果反而是在公益界、企业界，对这本书比较重视。我去年遇到宋军，他是阿拉善发起人之一，他说他就是受这本书影响。现在学校里研究公益的，也是把这本书作为必读的。

邢：把一本书写到第四版是什么感觉？

资：这种不怎么好看的书能够一再出版，说明还是有需求吧，这个需求就在中国公益界。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几年NGO的发展，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本来希望对美国研究引起注意，但是美国研究没有。他们觉得远水救不了近火，老想研究的还是奥巴马、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经济界华尔街美联储降息增息这些事。他们一研究国际问题老是想到决策层的要求。底层完全是可以自我运转的，总统死了，或者华盛顿大火了都不会天下大乱。

邢：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风险，持这种观念的政商学精英占多大比例？

资：目前应该还是少数，但是并非绝对少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牵扯，不让社会往坏的方向发展。当然要是指望把资本主义整个改造成他们理想的那样，也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的话，总是可以把矛盾缓解，或者至少是推迟下一次的危机。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有太大的效果，把资本主义真的改造成非常公平的，不过可以给穷人更多的机会。

另外，这样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会滑向人人为己的境地。当然人性有自私的一面，资本主义竞争也有很残酷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和他们发起的事业还是在支撑着基本价值观，而这个基本价值观是需要精英来支撑的。如果上层的那些人都是不顾一切发财，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整个社会慢慢地就往下滑。所以这个意义还是挺重大的。

邢：假如有一个人想用几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下去，您最想对这个人说什么？

资：我没有什么可说，就是你埋头去大量地收集资料。还要看他是不是善于做研究。大量的资料摆在你面前，如何驾驭？还有，从现象看本质，我认为我自己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能锻炼出来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别急于求成，好好看资料，看得多了，就能够形成一个判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