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是要和一艘船共进退

文|靳锦 采访|靳锦 季艺 荞麦 编辑|赵涵漠

有的时候是要和一艘船共进退

文|靳锦 采访|靳锦 季艺 荞麦 编辑|赵涵漠

人物 PORTRAIT = P

孟非 = M

谈新闻

勇气和智慧都需要

P：你主持过很多年的民生新闻，是这种职业习惯让你开始对民生保持关注，还是说你先有这个兴趣，才会来做新闻的呢？

M：还是那个话，做新闻也是领导交代的。而且对我来说，不存在如何开始关注民生，你自己就是个老百姓，你就是民生当中的一员，你每天的生活，你接触的人，你看到的，你感知到的那些一切事情，我觉得跟大多数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我也不觉得我需要俯下身去倾听群众的声音，因为我一样要买菜做饭接送孩子，普通老百姓要做的事情我一样都得做，一样得食人间烟火。同样，即便做了一个民生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我也不要去刻意我去听听群众的声音，你听什么，你天天耳朵里面听的不都是群众的声音。

P：其实这两档节目你都涉及评论嘛，你心里会怎么把控那种评论的尺度？

M：这不需要我把握，我们有审片的，领导把握。

P：《南京零距离》是直播类节目啊。

M：对啊，但是你知道有一个9秒延时嘛。

P：有担心过某些评论过线吗？

M：其实这种担心每天都有，所以这个是我一开始跟你说的，你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它是有原因的，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个最后的底线在哪里，或者说你这么做它会带来哪些后果。比如说你的领导有特别大的担当，你只要有一次你发现是这样的，你的领导有你期待的那种担当之后，那我也不会二百五，天天去说一些让领导受死、为难领导的话，是吧，大家都是肉做的，有感情的。后来我发现，大家是一群都有着一样的，起码在那个阶段大家还怀揣着某种新闻理想—或者这个说得可能虚了点啊—起码还有一点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这个念头，那大家就拼一拼。

P：所以还是看上面的那种底线在哪里。

M：对啊，就像我们周台在这件事情上，在好多件事情上，她让我们这些底下干活的人觉得你只要兢兢业业的，为了这个工作，是在努力，是在打拼，有了问题，在她的那个层面会帮你担掉很多，可这一点就让我们这些底下做事情的人就更加努力，或者说在更加努力的时候也更加小心，也不能一天到晚跟领导弄这些事对吧。勇气和智慧都需要。

谈江苏卫视

一个台有没有勇气给主持人不断地尝试，这点对我来说非常可贵

P：我们可以从你跟周莉台长的交往和接触去聊一聊这个人。

M：在我的价值观体系里面，我不是个混官场的人，我对吃饭的什么座次，什么和领导一起出行，谁走前边，谁走后边，什么这种排位、排序，我对这些东西是很迟钝，很麻木的，我也特别鄙视这些玩意儿。在我的个人价值观里边，我是非常不屑于这种东西。但我想说明的并不是完全意味着她是台长，我是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这个里边你已经能够感觉到，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不是在乎这个什么排位不排位，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在官场里面混，并不是她是台长，我是副台长，我是排第三的副台长，那你座位的事，你就要知道，你排在第三个，你不能胡来。我没有这个概念，我不是官场的人，我不在乎坐在什么位置上—只是表达我在这个台，不仅仅是我，可能很年轻的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差不多有个三十五六岁以上的，像我这样四十出头的，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周台这个人带给我们这个台的变化。

我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有点和我一贯的那种价值理念有点相违背，因为我坚信这种全员对一个领导的尊敬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不是靠所谓的企业文化熏陶出来的，是很多年默默地干出来的。我也做过记者，我也采访过很多单位，我碰到过很多单位说起他们的那个大BOSS，说起他们老板的时候，那种个人崇拜的那种，就跟讲神一样的光芒那种，我觉得特别可笑。

P：什么单位呢？

M：我就不举这个例子，显然我们做这种工作的人，还是应该相信这种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这样的人也不太会轻易陷入到某种个人崇拜当中去。

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台很多年，我进这个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台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我是90年代初到这个台当临时工的，那个时候的江苏台在全国的地位，我经常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培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江苏台在全国的排名大概—一点不夸张—25名左右，比西藏、甘肃、青海略强点，在华东地区一点都没有争议的是倒数第一。

而江苏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前三名吧，怎么着都得前三名，能不能排到第一我不知道，不是广东、江苏、山东，就是这三个地儿。江苏在那个时候的广电的地位和它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我是在那个时候到电视台当临时工的。

我那时候穷，还在电视台做临时工，后来我媳妇跟我说，咱们别干活了，好吗，拿不到钱算了，别往外垫钱。

一个台可以差到什么程度，真的很难以描述，我在台里面做节目嘛，就跟你们写稿子一样，挣工分嘛。按道理说我们是计件的，你拍一条片子播了，就拿一份钱，我们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正在谈恋爱、刚结婚，我们结婚过的就是农民种地一样的这种收入的方式，就是上半年，春天的时候，把秧插上去，插上去，到秋天差不多能收获。我们台根本就拿不出钱来报销，一年大概能报销的就是一到两次。

要做节目，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请嘉宾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请了你们三位，那个时候差不多请嘉宾的费用是200块钱一个人，那电视台不能先给钱啊，我是编导，我请你们三位，我得先把这600块钱垫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请4个人，我得垫800块钱，总得有点交通费吧，总得吃个什么工作餐这种饭吧，总得有个三五百块钱的消费吧，在90年代初有个三五百块钱差不多了。就是说一档节目我要垫出去的钱大约在一千二三到一千五左右，我一个月要做三档节目，就得垫5000块钱左右。

我那时候穷，还在电视台做临时工，后来我媳妇跟我说，咱们别干活了，好吗，拿不到钱算了，别往外垫钱，好吗。就一垫，我们家家底儿也不是那么殷实，垫不了多少次，几个月几个月报销不了。就是那个时候江苏台是这样的，我经历了好多年。

我到现在都回忆，我经常跟那些老员工回忆，我说那个时候的江苏台啊，你上大街上，你闭着眼睛抓个人过来，说，来，让你到江苏电视台，不会比那会儿更次了，真的，就没有再坏的那种空间了。我们是经历了那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比较你才知道，你过了那么苦的日子你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江苏台从周台来的前一年，就像股票一样的，已经触底，开始有回升的趋向了，就是谷底已经开始走向反弹。那时候整个江苏台大概，我记不清周台哪一年来的？

P：2003年。

M：2003年，她退休是去年。

P：11年了。

M：那基本上是江苏台的黄金十年，就是给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说个俗一点的话，所谓的职业生涯的所谓辉煌都是周台带给我们的。会有个比较，大家会说这样的话，在周台这10年当中，那些人，就像我这样的人，其实你很难想象，就是我和过去那会儿比，你真的就优秀了多少吗？你就有一肚子学问了？原来没有，你突然就懂电视了？你突然眼光、视野就开阔了？你一下就怎么牛×了？原来就如何地不堪？其实并不是。和10年比起来，10年人是会成长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最多的我们是什么，是经验。

《非诚勿扰》节目录制现场

2014年3月，孟非、陶晶莹日前参加《最强大脑》终极挑战赛

但是很多的那种其他的，比如说业务能力并没有特别大的，有多大的提升，只是就是说做一把手的他的能力所谓的……我也在党校混过几年，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把人、财、物的资源配置到最好、最合适的地方嘛，对吧。应该说一个团队里面没有废物，没有谁是没有用的人，只是看你把他放在什么岗位上。我在这个单位混了这么多年，临时工干了七八年，我干了很多岗位，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都干过，都干得还可以。

到了2002年之后做了主持人，从新闻过来之后，也尝试了一些其他节目，并不是每个节目都适合我的，我有今天可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对于大多数业内人士来说，他们能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能写到教科书里面去，大概就两个事情，一个是《非诚勿扰》，一个是之前的《南京零距离》，这个是写到新闻教材里边，所有我们每年来的新员工，他们上播音主持专业也好，他们学新闻专业也好，那个教材里边都会有这个，所以他们对我并不陌生。

其实这个中间还有一些节目，比如说《名师高徒》，比如《绝对唱响》，比如《证明》等等等等的，那些节目并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影响并不大。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台给一个主持人非常可贵的尝试，这样的机会有非常偶然的因素，也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今天这么浮躁的电视圈儿的现状来说，一个大的电视台，或者说一个卫视在推出大的节目的时候，它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有勇气去尝试用新人。这么大的投入一个节目，电视台不就人少钱多嘛，一个节目随随便便几千万，那都不算大的节目，一个新的主持人来这个节目做砸了，或者说没有做出影响力，这是电视台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他们希望主持人拿来就能用，拿来就是那种当家花旦，或者所谓什么当家小生，就有收视率保证这些人。

但是哪有主持人天生是？都是从新人过来的。那其实现在我想，一个台有没有勇气给主持人不断地尝试，这点对我来说非常可贵，我也尝试过好几期节目，确实并不是太合适，那终于尝试到，特别适合我的，最终的就特别适合。那实际上是从新闻到现在的节目，其实还有个过渡，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宝贵。

到了2002年之后做了主持人，从新闻过来之后，也尝试了一些其他节目，并不是每个节目都适合我的，我有今天可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

谈“跟着走”

我没那么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

P：当时你到江苏台的时候，就像你也说的可能是这个台最糟糕的一个时候。

M：对对对。

P：就是情况不是怎么好，那你怎么判断跟着走的方向，就是怎么知道跟对了人呢？

M：因为这件事情啊，它由不得你选择，就像你们那个杂志或者你们那个报社，谁当主编，谁当社长，这个你决定不了对吧，你只能决定还在不在这个单位干。我当时那点出息，能有个饭碗就不错了，我绝对没有那个勇气说哎哟，这个台不行，我上别的地方去，我不敢，那个时候能有个临时工的饭碗就挺好的了。

所以呢，这个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这样当时生活在社会—当然了，我这么说，可能这个词儿有点矫情，你说你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这样听着觉得有点矫情，但是起码在我们那个小范围，在那个单位里面，确实是单位的底层，是临时工，就是那种要么不出事，出事就是你干的那种角色。

在那个时候，你在那种处境下，我们能做的唯一的生活选择是，你碰到一个开明的地方，一个想成就事业的领导，你就跟他好好干，玩儿命干，成就一番，当然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你个人也能最大的个人实现；你碰到一个浑浑噩噩的、不思进取的领导，或者说没有能力的领导，或者一生就想当官的，什么都不想干的，那就大家跟着混呗，对吧。他在上面混，我在下边混，挺好，他混的仕途，我混那点工资。

P：混的时候心里不堵得慌吗？

M：那你有什么办法？你去找台长谈，你怎么，说台长我告诉你怎么着，这也不合适。我也生气，我总不能幻想我是钦差大臣下来扇他二十个大嘴巴，说你把江苏台弄成什么样子，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天天就幻想这个，靠这个活着？不能吧！

P：后来当你越做越好的时候，其实央视跟你联系过，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也是一个，就可以随遇而安的机遇呢？

M：（笑）我没那么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说是抓住一个机会，怎么怎么样，我没这么想过。我是一个重庆人，但是我在南京长大，对这个城市还有比较深的依恋。

谈驱动力

你看那收视率高得都吓人，这怎么弄啊

P：作为一个员工或者是作为像你说的一颗螺丝钉也好，除了让领导满意或者让这个大船继续航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来自于哪里呢？

M：（笑）一想到我原来在的那个频道，他们把什么节目加一块，广告就卖个一千多万，我们台我们做了《零距离》，第二年那个节目就卖到一个亿，当时是中国所有的，就是地面频道新闻节目广告过亿的就是那个节目，收视率，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就是不好意思，特别爱吹牛×吹过去的人都没什么太大出息的人—当年2002、2003、2004那几年的时候，每天晚上6点50分，你到南京，要是一个航拍的飞机在天上看，南京几乎千家万户都在看一个频道，就是城市频道，真的，那个覆盖率就大到惊人的程度了，已经在当时的业界成为一种现象了。

P：所以还是把事做好了这种成就感？

M：对啊，你看那收视率高得都吓人，这怎么弄啊。

P：这个《零距离》和《非诚勿扰》的成就感是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呢？

M：本质上都差不多，都是节目做好了呗，做火了，就差不多这意思，只不过一个在全国，一个在江苏省。

P：但这个有点像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因为它是从地方到全国，还是不太一样。

M：我倒不这么看。

我不觉得它是从地方到全国，我认为如果说还有点值得吹牛×的东西，那一定是播新闻的去做了娱乐或者说生活服务类节目，完全不同的类型的节目，也取得了，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就是说相当于你想一件事，有些好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未必能够播新闻。有些长着浩然正气的脸，说得特别有水平的，带着思辨的声音那种新闻主播，肯定也做不了娱乐节目吧。所以这种跨度对一个主持人的要求还是有风险，有难度的。

谈《非诚勿扰》

它就是沉没的时候，我也要跟它一块沉下去的时候，这不光是智慧的问题，这是需要责任

P：《非诚勿扰》录制非常辛苦，王培杰（《非诚勿扰》制片人）也说，他的员工其实5年都没有休息时间，你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为什么后来在这个工作中坚持下来了？

M：就是我下了班，我是任何人的电话我都不接的那种—但这个有点夸张，做不到的，老板打电话你能不接吗—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坚守我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景志刚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挺触动我的，我当时就在想说，人总想做一段时间之后，就差不多了。

P：做一段时间就够了，这是你的想法？

M：别老是那样，我在电视台这一辈子，就都在一线做，是不可以做完之后歇一阵？包括那几年做跨年演唱会，几个台比着做，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做那玩意儿，评价又不好。

P：你觉得不好玩在哪里呢？

M：它不适合我做。

P：为什么呢？

M：我不习惯那样说话。

P：我明白，就是晚会词你说不了？

M：对对对，有一年有个全国特别重要的晚会，就是全国人都知道的那个晚会的总导演，就打电话让我去做主持人，在中山陵里边，那天我在发烧，说话也说不出来。他给我打电话就说，能不能来趟北京，听听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导演，非常感谢，我说你还是跟我们台里，我们台同意我去，我是台里的员工，台里派我去我就去。他说我想听你个人意见，我说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对我来说都是工作。

等导演来南京的时候，我正好去意大利，做意大利的专场，没碰上。我们台长请他吃饭还跟他说，说孟非去意大利了，这个今天不行。我知道我不能跟导演直接说我没兴趣，不礼貌，人家这么大的腕儿，你有什么牛×的你在人家面前。但是说实话，这种特别正式、特别大型、特别严肃的舞台不适合我，那样的说话不是我能说得了的，那种高亢、嘹亮的，说不出来，我只适合这样的有交流的。

其实我们（《非诚勿扰》）的那个台本上面没有太多的东西，因为写不了台本是什么，我下面要说的那一句话，我取决于你说了什么。你没说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设计的。

我刚才讲的，我说到很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景志刚跟我说，能力越大，承担的责任越大。我一想，这个话怎么那么耳熟啊，起码你看，春晚也好，跨年演唱会也好，我在那时候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知道我适合或者不适合哪些吗。说完领导冷冷地看着我说，你到底现在的阶段应该做一些，或者说你必须做一些，你不那么擅长的事情，你也要做。就是你现在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完全根据你的兴趣或者根据你的是否擅长来做唯一的考量，就是有些事情，哪怕你不擅长，你也必须去做。

我听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想做什么。他就最后一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再争辩。

比如说以我来说，《非诚勿扰》做个几年差不多了吧，谁不知道急流勇退啊，谁不知道不要，你不能等到下坡的时候再走，我说啊，知道急流勇退，知道在巅峰时期退下来的人，这是需要智慧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要和一艘船共进退的时候，我要陪到它，它就是沉没的时候，我也要跟他一块沉下去的时候，这不光是智慧的问题，这是需要责任。

其实我们（《非诚勿扰》）的那个台本上面没有太多的东西，因为写不了台本是什么，我下面要说的那一句话，我取决于你说了什么。你没说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呢？

《非诚勿扰》节目录制现场

我知道《非诚勿扰》（收视率）到了3.5的时候了，你还可能更高吗？但是我要在这个时候走，那个团队整个卫视的几百人的团队，我们台一年几十个亿的产值，90%的利润来自《非诚勿扰》，我说我玩够了，我牛逼了，我就去干别的事儿，我可以休息了，我可以到哪儿去环游世界了，等你明白了你在这个当中，你真的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你非要到台长大家一块来求你。

所以就是人家说《非诚勿扰》还能红多久，我说你不要问我《非诚勿扰》还能红多久，我比谁都更在乎它红多久，但是它无论红多久，只要这个节目还播一天，我都会跟它做，一直做到最后。

P：那如果回看的话，你觉得“马诺事件”引起那么大反响的原因是什么？

M：可以解读这个世界的维度可能很多，我现在能想到的首先是人红是非多，当时的《非诚勿扰》以最短的时间，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就是火到爆棚的那种程度，那个时候的收视率是3点多。你想一想，这句话如果在一个0.5的节目说，谁管你啊，谁听得到，谁会介意啊，你说说呗，你说得比她再狠点也没人理你。在这么火的一个节目当中就不行了，就不得了了。这就是我们那些人的逻辑，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的传统美德都销毁殆尽了。我还能怎么理解呢，就是全中国人民都跟着她们学坏。

P：是。

M：咱们国家不就是嘛，有人负责告诉13亿中国人民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高尚，什么是龌龊，由他们来决定。女嘉宾，或者节目当中女人的那个扣子扣到第几颗，那个沟不能出现，也都要管到这个。

P：在一开始的时候吗，就要管到这个？

M：一直就是管的，一直就给过我们一个，那有的女嘉宾她胸她长得就大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用字卡把它盖住，不能让他们看到。

P：这是《非诚勿扰》遇到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吗？

M：是，最大，上《新闻联播》了，上《人民日报》了，上《焦点访谈》了。

P：以这种方式上央视，是吗？

M：连着两三天，密集地出现在《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上，说了节目的名字，说了主持人，但没有明确地说“主持人孟非”，这件事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