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宠与失

文|靳锦 采访|靳锦 刘正薇 郭亦非 顾玥 冯尚钺

编辑|赵涵漠 供图|不亦乐乎电影公司 栗子

姜文宠与失

文|靳锦 采访|靳锦 刘正薇 郭亦非 顾玥 冯尚钺

编辑|赵涵漠 供图|不亦乐乎电影公司 栗子

作为中国最独特的电影人之一，姜文拥有罕见的才华和强势的个人魅力，他赶上了中国影史上最具国际声望的发展阶段，赢得了资本市场的万千宠爱。以上因素使他几乎摆脱了一个电影导演所能受到的所有限制。但全无限制将最终导向的结果或许已在他的新片《一步之遥》体现—神话开始出现裂缝，曾经成就他的因素如今正在走向失衡。

坏消息

对于姜文来说，转折自《一步之遥》后出现。12月7日，新片原定首映日的前一天，姜文出席了电影资料馆举办的“姜文表演回顾展”活动，活动间隙，他问已经看过工作拷贝的电影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的观后感，对方回答他，“与之前的预期相比，有点失落。”

姜文“啊”了一声，语调上扬，未曾预料会获得负面评价。

在电影方面他拥有极为挑剔的口味，有时候被逼着看某个电影时甚至会有生理反应。一次是一部喜剧片，他当场落枕，同在现场的编剧史航猜测那是因为他一路梗着脖子。另外一次看一部国产片，姜文吐了。

但从12月7日那天起他不得不接受外界的挑剔，那也是此后大量涌来的坏消息的开始—当天放映的是他演员时期的代表作《本命年》，他到资料馆二楼看了一会，只过了10分钟就匆匆离开。那天并非怀旧的好时机。姜文除了听到导演生涯中少见的负面评价之外，还得知新片《一步之遥》并未通过审查。

当天深夜不亦乐乎电影公司宣布第二天的首映礼延期。消息太过突然，得知延期的时候，原定的首映礼主持人陈鲁豫正在准备8日的礼服。等到12月15日，正式的首映礼为等待修改后过审的拷贝推迟了几十分钟，但毕竟顺利进行。现场气氛在电影开头出现龙标时达到高潮—但却是当晚唯一的高潮—140分钟的电影结束之后，掌声稀稀落落，有种谨慎的疑虑。上台致辞同时也是第一次看到片子的主演葛优、王志文表示“要回家琢磨一下”。

大量的负面评价在当晚的互联网上涌出。第二天，姜文带着主创团队到腾讯参加节目录制，他的嘴上结了块红痂，袖子如同往常一样卷得很高，表情是一贯的像是有些不确定但又其实成竹在胸，表示之所以有观众声称看不懂是因为等待拷贝时间过长而说出的气话。

《一步之遥》中饰演军阀的刘利年是姜文的多年好友，他在网上看到了这段视频，“我一看他的脸绷着，血压升高，不至于这样，（有）脾气也不至于这样。其实他原先没这样，可能大家太不理解他了。一个艺术家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多郁闷啊。”

姜文此后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解释模式。12月17日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他坐在工作室里一张镶着大圆铁钉的长条木桌前接受采访，并指挥一个庞大的阵容陪同—包括廖一梅在内的4名编剧和一名摄影指导。当被问及亲朋好友的观后感时，他挨个点名回答，“那天对你什么态度了，亲朋好友给你什么态度了？”又或者，“你说说。”那天下午他只见了5家媒体，一家原定只有15分钟采访时间的媒体与其聊了一个多小时。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盛满雪茄烟蒂，他主动解释起《一步之遥》的主题，告诉《人物》，妻子周韵说“你现在一定要对记者耐心。”

他情不自禁地将给出差评的大V称作王天王，《一步之遥》中一个扮丑的戏子—在这一轮采访中每当被问及差评他总是这样形容—“王天王同志，这种有名的天王，有话语权的，是吧……为了自己的名气，他们不管马走日到底出什么事了，也不管马走日其实底线比他们高，那这种哗众取宠让大家都很高兴嘛。我们不想懂得你，我们不懂，就不想懂你，不但不懂，给你关在那笼子里，谁都懂不了。”他的声音是演员经过训练的那种，有胸腔共鸣的感觉，长篇的讲述隐隐透出焦虑感。

与其他作品质量不稳定的一线导演相比，姜文几乎从未承受过任何对其电影本身的质疑。广泛的差评和随之而来的解释都是罕见的。“真的少啊，少见。”与姜文两次合作过的编剧郭俊立说。

这是电影上映带来的一种变化，在此前后姜文对待媒体的态度迥然不同—就在11月末、上映前半个月，他应对5家媒体，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再回溯到更早以前，投资5500万的《太阳照常升起》仅收获1700万票房，几年后姜文因《让子弹飞》获奖，编剧危笑替他领奖时姜文嘱其带话，“感谢那些喜欢《太阳照常升起》的人们。”他以一种强硬而简短的方式表达不满，面对有称“看不懂”《太阳》的评价时，他的回应不过是，“再看一遍。”

教父

姜文一直对自己对电影的认知保持着绝对自信。冯小刚曾记录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91年一队人马在纽约长岛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时，电视里播放了几十秒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说该片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称片里没这么个人，导演倒是叫大卫·里恩。他说这部电影自己看过7遍。双方打赌，赢的一方有权对输的一方做任何事。冯小刚陪着马晓晴等人去借录像带，结果发现姜文赢了。文章中写道，“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现实生活中姜文很少失去把握，尤其是对人的把握。

他是天生的演员，职业生涯以表演开始，中戏入学考试时朗诵了契诃夫的《变色龙》。在老师张仁里的招生经历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以及对契诃夫作品的独到理解，没有内在的幽默气质，这种风格是很难把握准确的。”中戏表演系1980级的男生特别闹腾，时常扰民。同毕业自中戏的史航听说过一个段子，隔壁胡同居民给街道提意见，结果姜文和同学就乔装干部，去居民家敲门家访—中戏的学生怎么打扰你们了？写成材料，签字。然后接着问，相不相信组织？相信？相信就别闹了，等我们给你们落实这个事儿。

表演并不足以耗尽姜文，他似乎拥有某种洞穿生活本质的天赋。“他说莎士比亚写剧本就是到处给生活起外号，这段生活叫‘麦克白’，那段生活外号叫‘罗米欧与朱丽叶’。”史航回忆，“他说生活可以是糟糠，但电影不是。”姜文还给史航起了外号叫“有声的思想家”，意思是话多，不出声就无法思考。一位摄影师也曾对《让子弹飞》戏外的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姜文拿了一块橡皮泥，说要捏一个副导演的嘴，“咔咔咔”一捏，真就是那人的嘴，“捏得确实像”。

除此之外，史航认为姜文的欲望也不可能满足于单纯做演员，尽管他早在24岁时就凭《芙蓉镇》的一个中年“右派”角色获得百花奖，但是演员没有对全局的掌控能力，“他作为导演，你不好，不好我把你剪掉，就是他能控制。”

现实生活中姜文很少失去把握，尤其是对人的把握。当他找到洪晃时，对方以为他想让自己写剧本。结果姜文在饭桌上非常严肃地表示“有件事儿我得求你，你得帮我演一个角色”。洪晃2005年曾主演过一部电影，此后她说，我要是再演戏，所有人都可以大嘴巴抽我，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但这次她面对的是姜文。姜文强调，这个角色很厉害，是个军阀的大太太，只能是你来，也不是来演，就是来剧组玩玩。结果，“特没出息”，“一顿饭没吃完我就已经答应他了。”洪晃甚至没提自己因此破了抽嘴巴的赌咒。拍完之后尽管觉得演了个“恶婆”，跟自己的写作者形象有些冲突，并且表示以后再也不演了，可她又有一个转折，“但我觉得我很幸运，第一我有姜文这么一个朋友，他愿意让我演这么一出戏，挨一万个嘴巴子就挨一万个嘴巴子吧。”

姜文还去邀请已经搁笔3年的编剧廖一梅为其写剧本。他引用了科波拉拍《教父》的典故，科波拉想找一位名编剧，但对方不同意。科波拉说，你就给我写一场戏，那场戏是电影里最重要的。姜文说，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写一场戏。

廖一梅后来不止写了一场，她在位于怀柔的庞大的剧组住了4个月。这场合作是双方预料之中的结果。她曾在文章中描写姜文，“凡碰上会写字的，就鼓励，就要求，就威胁对方给他写剧本，不答应就各种甩小话儿各种给脸色。”至于自己，她说到这里低下头笑了一下，“反正他一直说我欠他一个剧本，我就同意了我欠他一个剧本。”

这并不是姜文唯一一次参考《教父》。《一步之遥》的开头也模仿了这部他最欣赏的影片，不同之处在于马龙·白兰度抱着一只小猫，而姜文抱着的则是一只白兔。姜文曾和史航深入地讲过这部电影，教父其实是个“怨妇”。“越有权力，越要演得毫无权力，”史航说，“一个那么强的人，他需要你，他在乎你对他的东西，他有那么充沛的反应，对你那么哀怨，哀怨就是需要你……他的权力用来制造与他人交往的黏合剂—说得俗一点就是—制造反差，让你永远忘不了他。”

自媒体微信公号“仕图”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姜文的文章，其中分析道，“暴君都是聪明人，业务上往往也很能让人服气，他出现的地方，男人变成随从，女人变成嫔妃，走到哪里，哪里就变了后宫。”不过，“姜文是囧字眉，囧字眉可以柔化暴君，一个人做事粗暴点，如果有囧字眉一下子就可以变得孩子气了，最多有点任性撒娇了。”

在美术指导柳青看来，姜文也正在“往教父上走了，那会儿（《让子弹飞》之前的几部片子）他不是，那会儿是一个诉说和表现的，他是那么一个……还没到，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传道授业，具备那个能力了。”

这个圈子倾向于相信，姜文想办的事一定有办法做成。1993年，香港电影人文隽投资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制作最终超支100%。文隽其实觉得早在开拍第一天就已迹象初露—他去探班，发现这天姜文光是在拍白云，拍了三四千尺的底片，“当时我心里面已经，其实暗地里都一凉了，肯定会超了，怎么办？”文隽回忆，“但是姜文都跟你说了，我第一次当导演，你就让我过瘾一下，你能拒绝他吗？所以我说他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

姜文本人张扬恣肆的自我意识，与毛泽东高度匹配。

文隽回忆，此后姜文拍《太阳照常升起》时邀文隽去看片，说还缺500万美金，怎么办？文隽说，“我说我真没办法……我心里面那句话就说，我前面己经跟你合作过，我知道我没办法控制你，对不对，我知道你的本事是，你不达目的不会罢休的。”

“你说内地电影圈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导演，像姜文那么有想法，那么反客为主，老板都要听他的，真的我恐怕只有姜文一个人。”文隽评价。

姜文的合作伙伴、与其各拥有不亦乐乎电影公司50%股份的马珂告诉《人物》，没有人拒绝过姜文，“因为他是姜文啊。”

comrade

姜文自幼已经表现出某种特别的气质。他的弟弟、演员姜武在回复《人物》采访的邮件中写道，“听我妈说，我小时候有点蔫儿淘，看上去老老实实、不哼不哈的，有时候干了‘坏事’，别人还看不出是我干的，还以为我是个好孩子。而我哥属于‘我就是这样’的那种人，干什么全在面上摆着，做‘坏事’也做到明面上。这也是为什么姜文塑造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等作品中众多硬汉角色的原因。哥哥从小骨子里就有一种勇士情结。”

文隽则说，“阳刚已经不足以去形容他，阳刚很容易的，身体训练好，然后体魄好一点，高大。但是他不只，他是从里面到外面那个霸气，对不对，那个气质都是别人没有的。”

媒体人黄章晋曾写过一篇名为《最适合演毛泽东的是姜文》的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他认为“姜文本人张扬恣肆的自我意识，与毛泽东高度匹配”，而“毛和姜文的同行，都罕有这种强烈即兴狂欢美学的作品”。

1993年，30岁的姜文开始准备《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在北京郊区良乡一个部队汽车团复制了自己童年的环境，一个北京军队大院。初执导筒的姜文很兴奋，剧组有大炮的道具，他总愿意坐在大炮上拍。在开拍前，饰演马小军的夏雨已经和其他演员在良乡住了几个月，他们每天都穿着1970年代的军服，早上6点半起床做广播体操，白天看1970年代的资料片，革命歌曲反复播放。演员们一开始比较反感穿军服，觉得不好看，姜文给他们做工作，说这是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个男孩的勇气的象征。有时，原著作者王朔会亲自到剧组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姜文将之称为“腌”演员—他们变成了1970年代的孩子。

“文革”对姜文的家庭并非没有伤害。他出身军队大院，父亲曾任志愿军军医，母亲在“文革”时期遭遇迫害。编剧朱苏进曾听姜文讲过一个故事，“文革”结束后母亲不肯吃好东西，严重营养不良，姜文想让母亲喝碗鸡汤，可母亲回说，非得平反了才能喝。姜文没办法，只能用一个肥皂刻了公章，在一张公文纸上一本正经地写了篇《平反书》，盖上章给母亲看，他说党中央和军委都为你平反了，喝鸡汤吧。母亲激动得不行，终于把汤喝了。

不过1970年代对于少年姜文来说是一段好时光。1973年姜文全家结束了随父亲部队的流动，回到北京的军队大院。那时已是“文革”后期，革命不是父辈那样的亲身经历，而更像是某种戏仿。革命年代的经历让他迷恋枪声、军服、火车—这些元素在他的影片中反复出现，另外频频现身的是领袖讲话和群众联欢的场景。

此后人们屡屡将姜文影片中过分饱满的美学视作对毛的致敬。但事实上，正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那样，他穿军装，喊口号，但只是追随潮流。在姜文看来，童年时光“无论是在那之前的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人们永远都没有那样的自由。以前人们是政治的奴隶，现在人们是金钱的奴隶”。在1990年代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他动情回忆，童年留下的印象如同摇滚乐一样。

《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姜文也曾回应过该片是否是自己的自传，“我从小生长在部队的环境里，幼年时代所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要为全人类解放做出贡献的愿望会常常在我的脑中出现……所以也很自然地带到了我的影片中。我不知道我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斗争或者竞争对我有刺激，有吸引力。只要一想到这事挺难的，或者说有挑战性，我反而会很兴奋很激动。”

曾有媒体记录过，在姜文早期的工作室里，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绣像，此后工作室迁新址，他书架上又摆了一张日常少见的毛在延安时期的照片。他熟读“毛选”，学习其中韬略。创作《一步之遥》剧本时恰逢百名作家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找了一个在法国学戏剧的女人把讲话内容朗诵了一遍。

采访时，他说自己之所以找人念“讲话”，是因为“很多人都说知道知道。那天让我问了一个，就是各种事都懂的一个人，我说你知道，我说你告诉我怎么讲的？……分几部分？讲的什么？真的很值得去看。就是说，它竟然是一个17000字的一个讲话，所以很多人没想到，这么长，而且分两大部分”。但当被问起这篇讲话是否对其剧本创作产生影响时，他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称只是“当知识来了解”。

包括黄章晋在内的所有采访对象都否认了姜文是一个“毛粉”，事实上，他们倾向于认为姜文与毛泽东是“审美意义上的亲近，而非意识形态的信徒”。

“文革”时代的毛曾被姜文视为“某种巨星”。1995年，一篇对姜文的访谈发表于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官方出版物。姜文说道，“乍一看如一场盛大的节日和爱情，整个民族爱上了一个人，毛泽东……整个国家置身于最著名的摇滚明星的演唱会中……”

不可否认，时代的胎记仍然印在姜文的身上，他习惯性地称呼人为同志，舒淇同志，蒙娜丽莎同志，或者达芬奇同志。当《人物》问起时，他愣了一下，反问道：“我说的时候多？还是不说的时候多？”然后表示，“我这么大岁数了，就按照我所习惯的，就是comrade（同志）。”

当《人物》提到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的性格为“一半虎气、一半猴气”时，姜文立刻摆了摆双手，身体向后倾，“这可不能这么说，这不是形容我的。”然后他迅速而准确地给出这段话的出处，“这是在滴水洞的时候人家（毛）自己形容的。”（编者注：滴水洞位于湖南韶山）

他常把电影比喻成请客，一定要上最好的肉菜，而且满桌都是肉菜。

成功，再次成功

《一步之遥》的编剧团队住在中影怀柔基地的389房间，厨房的对面。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都是碗”。这一点令编剧于彦琳印象深刻，“就没吃过那么多东西，在短暂的时间内吃那么多东西的事儿很少有吧，在成年之后。”

肉昏迷—姜文会这样形容酒足饭饱时的感受。于彦琳曾经问过姜文，为什么电影内容如此密集。姜文说，这是我请客的方式。他常把拍电影比喻成请客，一定要上最好的肉菜，而且满桌都是肉菜。

他不喜欢慢节奏，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有4000多个镜头，快过武打片。做《让子弹飞》后期的时候，他曾和公司的人讲，谁能多剪掉一秒钟就奖励谁。《一步之遥》的制片人尹红波解释，姜文既追求感官刺激，又要加入意义，“节奏快没有办法，他太多东西了，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要不快就表达不完了。”

他鼓励肆意癫狂的想象力，被视为中国最具“酒神精神”的导演。电影要“high”，这也是《一步之遥》美术指导柳青接到的要求。为了让一个沙滩场景能够表现出金灿灿暖洋洋的感觉，姜文决定购买两卡车玉米，磨碎当做沙粒。

按照柳青的判断，“老姜的电影，你看以前几部片子，都会带来很强的冲击力。从形式上来说，它高度统一到一个风格上，高度统一，影响了所有人。”廖一梅则表示，很清楚自己是在帮姜文建造他的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愿望强迫他接受其他风格。

快节奏的审美之下，为了填充丰富的意义，姜文需要强大的文本支撑。著名编剧朱苏进曾与《让子弹飞》团队开过“我这辈子开得最长的会”。剧本会往往一开就是好几天，这位作家向《人物》回忆时笑了起来，“过去开党委会都没开那么久，开得我几乎想跳楼。”

但他认为，理解姜文的这种编剧方式其实是“要害问题”，“姜文这个人在我看来他自己心目当中，在做任何一个电影他心里是有一套想法的，而这个想法他在很长时间他处在一种不确定状态，他要用一个苹果……但我一时还说不出这个苹果是什么滋味，它的圆周率，它的基因和成分组成对不对。那么有些导演，比如姜文这个导演就会找一帮人来，把天下所有的苹果都摘下来，一个个量，他首先就会知道哪些苹果是他不需要的。但是他需要什么呢，他一时也说不清楚，他必须是在寻找过程当中完成确定以及生长。”

在某种程度上，编剧承担了试错的功能。这种工作方法在《一步之遥》达到顶峰，足足9个编剧—一位曾经与姜文多次合作的编剧认为，编剧越多，其实就越稀释了编剧的个体价值。“9个编剧你根本记不住谁写的，”那位编剧说，“唯一的功能就是显示导演厉害。”

从22岁出道开始姜文就走上了封神之路。他几乎没演过年轻人，第一个角色就是溥仪。作为演员的姜文，其声誉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崛起息息相关。当时中国电影仍是制片厂制度，还未走向完全的市场化，第四、五代导演以艺术片在国内外电影节攻城略地。姜文参演了《春桃》、《红高粱》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没有之一。”编剧史建全对《人物》说。

洪晃则称姜文是“少有的男女通吃”，“男的崇拜他爷们，女的喜欢他男子汉的感觉。”在洪晃看来，姜文是sexy symbol，性偶像。

投身导演行列的姜文仍然没有让人失望。比姜文年长些的导演被视为“第五代”，少年时卷入“文革”动荡，接受专业训练后有强烈的求新愿望，作品的象征性、寓意性十分强烈。比姜文年轻些的一批导演是“第六代”，他们在主流话语体系和突如其来的市场环境之间求生存，往往走入地下。夹在两个代际间的姜文没有那两种群体性特征，按照朱苏进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导演啊编剧啊，鸡生鸡蛋，鸭生鸭蛋，鹅生鹅蛋，姜文下蛋有时候会下一个恐龙蛋。”

他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即助夏雨摘得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而《让子弹飞》的6.7亿票房证明了他在商业时代依旧可以是成功者。

姜文从未在艺术层面妥协过。此前拍《太阳照常升起》时还曾因资方资金链断档而停拍9个月。但成片中看不出资金的窘境—服装细化到了1970年代胸罩肩带的样式。品相永远第一，女主角的一双鱼鞋比一辆车都贵。为了建造1950年代的蒸汽机车，剧组拆过13列火车。

著名编剧芦苇将姜文强烈的个人风格总结为3个字，“我牛逼”。

2005年，马珂找到姜文，自荐当他的制片人，他是姜文电影的粉丝，找到姜文的原因是“姜文是最好的”。当时忙于《太阳照常升起》制作的姜文并未回应。那部影片经历了可怕的失败，群众反映看不懂，5500万的投入只获得了1700万的票房。姜文决定进行一次更易懂也更商业的创作，说起《让子弹飞》时表示，“起码让人家把钱赚回去呗”，“我觉得拍一个挣钱的电影不是特别难的事，老说票房确实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让这个电影变得更有意思，更好看，总比死乞白赖掉钱眼里有意思，对不对？”

两年后，姜文主动联系了马珂，两人开始合作，成立“不亦乐乎”公司，各占50%的股份。马珂负责制作、宣传、发行，在那些艺术以外的领域为姜文保驾护航。

《让子弹飞》巨大的成功也让姜文在新片里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资本保障，在《一步之遥》里，他将自己的电影美学发挥到某种极致。廖一梅称，编剧团队写的内容可以支撑起10部电影。参加演出的群众演员超过2万人，造型指导张叔平一共准备了27249件服饰。刘利年试了十几次服装，“高了一点，低了一点，衬衣问你舒不舒服，我刚说不舒服，剪了重做，哇，你就感觉都不好意思了。”

文隽注意到姜文也试图在商业上延续自己的领先地位，“（《太阳照常升起》）其实给他一个警号，或者给他一个讯号，就是现在市场的大潮来了。你牛逼吗？牛逼。什么算牛逼？就是票房第一才牛逼。所以现在你看姜文追逐的不是去什么影展，（而是）我《一步之遥》要打破《变形金刚》的纪录。”

失衡

著名编剧芦苇将姜文强烈的个人风格总结为3个字，“我牛逼”。但芦苇又说，“姜文确实牛逼，但他的问题是过分依靠牛逼。”《一步之遥》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成功。如果要收回投资，至少需要10亿以上的票房，而截至12月30日，票房4.79亿元。片方从12月23日开始推出2D版本，试图抢占更多的银幕，但已无法扭转颓势。

“他占尽了电影界最好的资源。”贺鹏说。他是先力电影器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太阳照常升起》的投资方之一，他认为投资人与姜文合作考虑回报的较少，总是冲着姜文的才气和未来，“有些买未来期权的意思。”但贺鹏也意识到，“从我个人的这个情怀来讲，就是怕把他宠坏了，宠出一个问题来。”他说，“姜文呢，永远是这样，波浪形的，这部挣钱，下部戏不一定挣钱。”

至于如何评价《一步之遥》，贺鹏感到有些犹豫，“我觉得《让子弹飞》就是他说服自己的一个杰作，然后《一步之遥》呢，我现在也不好说，是回归了，还是又……？对，我不好说。”

尽管姜文不愿谈资本和票房，但他很难避免受到影响。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找到《太阳照常升起》的投资人王伟，希望“再干一个，把这钱赚回来，不能让你赔了”。王伟后来向《人物》评价，“姜文内心还是一个强者，什么是强者，就是不欺负人，不占人便宜。”

对于姜文来说，“底线”是个关键词，他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男人，教父。刘晓庆曾经身陷税案，姜文花了大钱请到北京最出名的律师帮她打官司，虽然他们那时己分手10年。某种程度来说，《一步之遥》的故事像是姜文的自喻，一个有底线的人的故事，一个“不好意思的英雄的故事”。只是很不幸，这次大家没能看出故事的本意，还得辛苦他自己拼命解释。

作为一名支持姜文的商人，谈到这个时代时，王伟显得有些愤世嫉俗并滔滔不绝，他认为《一步之遥》是对当下物欲横流的一种现实批判。“姜文作为一个有历史格局的人来看现实当中的问题，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我问老姜你老拍这个累不累？他说我还是希望我这片子500年以后还是有人看的……中国电影大部分都是垃圾，《姜戈》这样的电影在中国只卖3000万，我不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姜文的电影卖成这样，我觉得也正常，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他说下次再见到姜文，要鼓励对方去拍一个别在中国放的电影，“你别再来这个了，多难受啊。”坐在自己紧邻高档别墅区的公司里，这位曾经涉足房地产的商人调侃中国电影2014年度的票房，“300亿？就卖俩楼。”

熟悉姜文的人认为他在拍片上唯一的限制就是审查。《鬼子来了》之后，姜文被禁5年，37岁到42岁，是一个导演最黄金的年龄。《一步之遥》仍然没有躲过严苛的审查。成片只需要改动几个人名和表述，“就是画的是细声雨，改来改去看着还是细声雨。”姜文说。但突如其来的审查决定令片方措手不及，光是推迟首映礼的损失就超过千万。

拥有资本和信心支持的艺术家最终也许越过了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戏对我而言，现在它有点儿太满了，太满满到最后像流水账。”郭俊立说，“以前姜文电影的节奏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老姜电影里边的节奏感是最有风格的。但是恰恰这个片子在节奏这块就出点儿问题了。”

狂欢过度成为电影争议的主要原因。戴锦华在首映当天又看了一遍《一步之遥》，她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以往成就姜文的特质，比如快节奏、荷尔蒙、饱满的情节，正逐渐走向失衡，“平衡把握不足”。

观众与上帝

采访结束之后，姜文突然叫住《人物》记者，说要给大V带句话。当晚姜文听说有人带着纸笔进电影院记录，然后在网上发差评，他有些激动和委屈，“如果你是大V我必须给你说句话，衷心感谢那些热情洋溢的负差评，他们甚至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欲望，我又去看了一遍《一步之遥》。以他们的方式拿一根笔一张纸，看一下、记一下，看一下、记一下，确实对观影带来了一些障碍，但是不至于不懂我所看见的那些部分。但是在我记笔记这些部分，我确实漏掉了，我也看不懂。可以这么说吗？ 谢谢。”

说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转头，对着空气喊话，像看见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没完没了了怎么？说你一句不好你怎么没完没了啊？”这方寸之地成为独角戏的舞台，他转向记者：“这句话也是姜文说的。”

在场的4位编剧保持沉默，摄影指导谢征宇拿着记者的手机给姜文拍照。姜文先望向右边，摊开双手，做出询问的姿态；然后望向左边，左手食指开始指指点点，做批评状。

“对话。姜文与姜文自己的对话。”他笑道，表示这可以做文章的题目。

“他是一个在解构中间获得乐趣和安全感的人，”史航曾对《人物》形容姜文的思维方式，“就是你要说的事儿我自己全说了。”

如今姜文的安全感似乎正在遭到威胁。他反复提及的评论是“看不懂”，但差评还包括“自恋”、“无意义”甚至“毛粉”。他曾无奈地对媒体解释，“我不是说大家不可以批评……理智上说，我什么都应该接受，什么都应该面对，里边稍稍有一点让我觉得不够理想的状态是，我是这样要求我自己，我不要用情绪来对待眼前的事情，但是现在碰到很多的事情是，很多人是在宣泄情绪。”

在采访中，姜文经常使用反问。在一次对他的群访中，一位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姜文仰起头，“我拍《红高粱》的时候，有个副导演就老说戏剧张力。”然后他望向那位记者，“我说对不起，我说什么叫戏剧张力，他跟我讲半天，我到现在我还没懂。你今儿用这词儿，你必须跟我讲清楚，什么叫张力？”他微微有些口吃，表情茫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对话的攻击性。

“宝贵的不耐烦。”史航解释姜文抗拒媒体给他贴标签时的态度。同时他也非常感慨姜文与媒体之间的沟通不畅，“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姜文赞成电影与观众保持“调情”的状态，“一把观众当上帝，这电影就没法看了。”他批评中国电影人“拍电影就是经常把自己当糟糠，反正嫁你了，俩孩子了，脸也不洗头也不梳了，什么糟心聊什么，弄得两人都特没面子”。

史航记得姜文剖白拍《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心情，“我是跟上帝聊天儿，但我不介意你们在这儿。”

最近两年，中国的现象级电影是粉丝电影、类型电影，甚至一首网络流行曲都能被搬上银幕。姜文的趣味因此显得“精英”。

2015年1月，姜文即将加盟北京卫视的真人秀节目“造梦者”。真人秀强调观众选择，但在与节目组讨论规则时，姜文提出可以淘汰观众。“那么观众也有不好的观众，也有没有判断力的观众，为什么不能够由导师或者由选手淘汰一部分观众呢？“造梦者”总策划焦涛华对《人物》回忆，“他说我们做一个反向的推论，比方说把观众分成四个区，也许有导师认为观点跟自己统一的区那就可以保留，如果真有发生争执的区域，那是不是能够给导师一些权力，能够把这部分观众换掉。”

焦涛华承认，他和同事第一次听到时觉得“匪夷所思”—这样的规则“逻辑上公平”，但“在电视的这种操作流程里边，现在还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会让观众搞不懂”。

围绕姜文的争议逐渐变成曲高和寡的艺术家是否应该贴合大众，以及姜文到底算不算得上一个曲高和寡的艺术家。在看到有评论称“《一步之遥》与《让子弹飞》差了100个《非诚勿扰》”之后，曾经与其合作过的郭俊立感到愤怒，为什么要继续拍《让子弹飞》？“又不是为你活着，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你满意的东西呢？”他说，“说姜文这个片子可能有点问题，或者说并不像他前4部电影一样，反正没有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有公论的，只是就姜文纵向比较，就姜文本身的作品来比较的。其实不存在横向比较，我觉得横向比较根本就没法比，不用比。”

戴锦华对《一步之遥》的质量有所保留，但她也同时看到目前针对姜文的批评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中国人很难包容‘异类’，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异类’。”

《一步之遥》上映后，姜文在媒体上一遍遍解释电影的内容，但对于票房失利、口碑滑坡以及自己昂贵的坚持，他仍无法直抒胸臆。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解释后，他对来访的媒体说，想给报道起个名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近年来，姜武很少在媒体上谈起哥哥。《一步之遥》上映前，《人物》记者试图联系采访姜武，被拒绝。上映后，姜武同意了接受邮件采访，并在回复中写道，“世界上不同的物种之间有无关联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姜文只有一个，他只像他自己。”

姜文剖白拍《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心情，“我是跟上帝聊天儿，但我不介意你们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