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梁艳

本刊记者_庄真诚 成都报道

“侠女”梁艳

本刊记者_庄真诚 成都报道

梁艳是一个优秀的老师，这点毋庸置疑，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她每年大约要讲30节公开课，20多场讲座，还有几千人慕名来到芳草小学来听她上课。我无意赞扬一个榜样，我只是做一个呈现，一个优秀的老师在想什么。

“这次你们准备的是什么主题？”梁艳手插着裤袋，弯下身子问正在为社团活动想主题的几个女生。“不能给你说。”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比较警惕，立刻回应，“你也不要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自己正在商量。”几个羞赧的女孩子急切想要把她推开，就像在防备一个要偷听自己小秘密的伙伴。梁艳像做了恶作剧一样，笑着的时候会皱着鼻子，她任由那几个孩子赶走她，“上次我给她们定演讲主题，结果输了，她们再也不信任我了。”她一边给我解释，一边在各自围成小组的孩子们中间转悠。

梁艳身形高挑，戴顶鸭舌帽，腿长，走起路来颇为潇洒，就像孩子们中的“老大”，有些孩子偷偷跑过来告诉她又有了什么新的点子。有些孩子表演不够认真，梁艳纠正了一下，似乎非常受用。她的办公椅上搭着一件衬衣和灰色西服，像是为了随时配合什么一样地搁在那里，“梁老师平时就是穿着运动服，只有要上公开课的时候，才画一下口红。”学生悄悄给我打“小报告”。很明显，梁艳更喜欢这样的随性自在。

这就是梁艳，像个侠女，武侠小说里的那种，直爽大气。而当我坐在她对面时才发现，她长了一副适合当老师的秀丽五官。

没有老师的课堂

梁艳的课堂是两个极端：要么极其安静，好像生出一种严肃的气场，让人都不敢轻易挪动；要么极其热闹，争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好像就不会有安静的时候。

当然最大的特点是，在这个课堂里老师几乎隐形了。

那这是怎样一堂课？

梁艳上的是语文课。她的课堂，既不让学生分段落大意，也不让学生做中心思想的归纳，没有枯燥的字词诵读，也没有传授作者行文背后的具体用意。她上的不像是语文课。

或者说，她根本没有上课。

这让想观摩课堂的我一头雾水。

教室里四十个孩子，分成了十个小组，孩子们坐在一起安静学习，但是又会发现孩子们学习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些孩子在读课外书：书目诸如《宋氏三姐妹》、《穆斯林的葬礼》、《苏菲的世界》；有些孩子在自己做题；有些孩子在学习语文教材。大家进度不一。

不用去特意维持纪律，孩子们自主自觉地做自己的事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小学课堂。

这是梁艳课堂的其中一个形式——自主合作学习课。在自主合作学习课上，她让学生们自己熟悉课文、在课文上勾画做笔记，然后孩子们开始在组内合作学习讨论，自己当自己的小老师。最后统一做单元的评改，她会让学生们读课文背诵课文，在课上做演讲。有些孩子学得比较好，基础扎实，经过梁艳的批准，在学完教材后，可以自己选择书籍阅读。有些孩子慢一点，也给予充分的自由度，按照自己的能力消化教材。

梁艳设计这个形式的目的在于，她希望孩子们在这个过程里，通过“初读”、“自读”、“交流”达到一种自身对课文的理解，“教育应该是一种引导，而不是灌输，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去主动做。”这是梁艳的观念，所以她把课堂还给学生。

她把整个课程分割为三个部分，只用三分之一的课时来上教材，剩下的时间做“课外阅读交流课”、“演讲辩论课”等等。

“难道就不会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所影响？”有些老师会惊讶于梁艳这样设计课程的自信。

“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我们低估了孩子们的聪明和潜力。”梁艳班里的孩子可以独立完成对教材的理解，并且效果并不比花全部课时上教材的其他学生差。

最热闹的即是阅读交流课和演讲课，这时教室上空飘动的不仅是孩子们旁征博引、振振有词、争论不休的声音，还有充沛的情绪流动。每到汇报课，大家就要开始评奖，这时有喜悦、有不甘、有泪水，五味杂陈。这完全不像一个课堂了，但这却是梁艳想让孩子体会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各种情绪，而不是死板地枯坐在一个地方，盯着老师一整天，这样很可怕的。”她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一个语文老师的范畴。

自创招式

当然，梁艳的这一系列课程形式的转变不是突然身怀绝学、马上顿悟的模式。

她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爆发。

首要推动因素是她本身并不墨守成规的性格。当年，梁艳还在读师范的时候，就经常参加各种校内的演讲比赛、主持、表演，什么都参加，她曾多次主持成都市的大型晚会，也算半个公众人物。她的表达能力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充分锻炼，刚进芳草小学面试时，梁艳的表述能力就给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也是一个教师应该有的基本能力，至少梁艳这样认为，“以前师范教育所强调的教师基本功——‘三笔一话’（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现在的师范毕业生似乎掌握得并不扎实。”

然而在刚当老师的前几年，她的职业生涯其实和大多数老师没有任何差别。一板一眼地教教材，监督学生做作业，批改试卷。这样的教学节奏让梁艳很快遇到了瓶颈，她上课上得很焦躁，光是维持课堂纪律，就让她精疲力尽，“我发现上课到后来，基本上要花一半的时间来整顿纪律，学生们注意力并不集中，开始开小差，说话。”

梁艳性格爽朗

“一些老师，宁可花一个上午备教材、备知识点、备教法等，也不肯花十分钟与学生交流，这无疑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

其实，更严重的瓶颈还不是这个，而是赛课。说起这个事情，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啼笑皆非。2008年，梁艳的一场公开赛课在5月13日进行，她整整一个星期为了它愁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倒不是因为能力上不够，就是很排斥这个赛课。花那么多心思准备，像演戏一样，排练好脚本，精确到每一分钟，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本能地就不喜欢这样的模式，然后到了5月12日那天，强烈的地震袭来，地震平静后，梁艳当时脑子里反复想着的是，“那是不是明天就不用赛课了？”并且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心里从来没有那么放松、舒坦过。哎，真的，我后来就在想，我连地震都不怕，居然怕赛课。”她忍不住地笑。

她决心转变教学模式，不想再如同以前那样教了。

在此之前，梁艳就在心中反复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语文到底是学什么”。当然她没有马上思考出来，但是很明显的是，她知道现有的教学模式不是一个语文教育应该有的。

现有语文模式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的做法展开评议，把苏联语文课的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步骤和教课方法推荐给了中国。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方法”，风行数十年影响深远。苏式教学法的教学过程一般不外乎包含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是起始课。介绍作品和作家的时代背景，集中讲解生字词，熟悉课文大意；再次是分析课，阅读和分析课文，通过朗读、默读课文，分析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过程，着重内容和思想的分析；最后是总结课，概括文章主题思想，总结写作方法等等。

在一篇她自己写的博文里，她在质疑：“一些老师，宁可花一个上午备教材、备知识点、备教法等，也不肯花十分钟与学生交流，这无疑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

前来学习的老师观摩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课堂

梁艳和孩子们

她更愿意去看到孩子本身，因为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他们都不一样。

“可是真奇怪，我们却要把他们塑造成一样的人。”

梁艳说这句话并不是出于批判，而是出于珍惜。她像珍惜每一朵花一样地去珍惜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地方，这是生命的独特性，不应该被破坏。

每接手一个班，她会先花半个月了解这个班的所有学生，具体细微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听课习惯、读书习惯、习作水平和阅读量。哪个孩子喜欢语文，为什么喜欢？哪个孩子不喜欢，为什么？会倾听的学生有哪些？不会倾听者表现在哪里？谁喜欢阅读，读什么书？谁不喜欢阅读，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爱阅读？学生积累了多少名篇，认识了多少名家？谁作文写得好？谁的字漂亮？

“我觉得我们梁老师很特别，有时候我上语文补习班和其他同学交流，他们觉得我们的语文课非常新鲜，就像从来没有听过可以这样上课一样，我们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很不可思议。”梁艳学生说的“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梁艳让学生做语文社团活动。每到梁艳语文课的社团汇报周，梁艳就成为了学生眼中的“霸课大王”，一节语文课的时间根本不够，就只有占用下一节不是非常主干的课堂。孩子们在社团汇报课上有演戏的，有做脱口秀的，或者常常争得声嘶力竭，他们可能自己都想不到，因为当年的自己上个讲台都要哭鼻子。

当年叶圣陶在对“语文”学科教学本质做探讨时，已经强调过，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会说，“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梁艳知道，语文的教育就是母语的教育，一个母语教育应该有什么？她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母语教育方式，发现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够流利地表达，大量的阅读。

于是梁艳的课上多了让学生自由评述的环节。当然一开始不会很顺利，大多数孩子没有接受过这种锻炼，害怕在众人面前讲演，“我还记得有个男生当时紧张得一直扯裤子，纠结得都要把裤子扯下去了，这还算好的，有些人站在讲台上就哭。”

敬欣怡就是在这些课堂中展现出了演讲的天赋

“那这种情况你会于心不忍吗？”

“肯定有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让他下去不讲了，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敢勇敢表达。”到现在，班里最差的孩子都能上去说半个小时，毫不怯场。

热血教师

梁艳思考出来的语文培养，就是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终身的阅读者，一个流利的表达者。她相信阅读的习惯能够影响孩子一辈子。

每年，梁艳要到全国各地讲课。每次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热爱，你要让学生去热爱这个学科，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展示自己，在锻炼的过程中就会爱上课堂。”重要的是，作为老师本身是怀着热爱，才能让学生爱上。

跟梁艳聊天，聊了半天下来，发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内容都在探讨教育与人的关系，远远超越了语文学科教育技能这个本身。

有一次，梁艳和校长在外面买东西，排了长长的队伍，而有人为了图省事，直接插队，梁艳的性格直率，看到此就有些气愤起来。而黄校长却不气愤，他指了指队伍对梁艳说：“我三十年前当老师时，教出来的就是现在的这些大人，这其实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老师的错。”

梁艳背后突然冒出一阵冷汗，她突然明白，她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三十年后，就是走上社会的大人。“当社会换了一批人后，难道他们还要像现在这些大人一样吗？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不做出改变，那三十年后，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

梁艳在想，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单单从语文教学出发，如果还是用这套语文教育模式能教育出优秀的孩子吗？梁艳觉得后怕，起码她自己是凭着对阅读的天生喜爱，和不断的鞭策才拥有了现在的视野。她在思考如何让现在的孩子去学好语文。

她突然明白，她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三十年后，就是走上社会的大人。当社会换了一批人后，难道他们还要像现在这些大人一样吗？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不做出改变，那三十年后，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

只有阅读

“阅读是一个终身的习惯，不管他们走到哪里，成长成怎样的人，只要不放弃阅读，是始终可以前进的。”梁艳思考出了这样的答案。

梁艳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一个语文学科能给予的改变。

梁艳班里有个女孩子叫敬欣怡 ，极具表现力和语言天赋。在阅读交流课中，梁艳发现了她的闪光点，在课上给了她充分的表演空间。我见到梁艳那天，这个孩子刚从北京回来，结束了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演讲录制。敬欣怡并不是从小就被按照“演讲天才”模式培养的孩子，她的妈妈在学校不远的居民院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是梁艳给了她展示天赋的可能。

社会科学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濡化”，是指一个人一生获得文化教养的过程，就像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碰撞，然后长期缓慢地转变，影响。

就像梁艳正在做的教育，她并不急于去判别一个孩子好还是不好，她认为教育是一种守望，需要等待，“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是她着迷这种教育过程。“当教师图什么呢？如果是评优秀，但是优秀的名额始终就那么几个，大部分教师都可能得不到；如果图利，工资就那么多，是国家发的，要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那我们为什么还执著在这个职业上？因为我们可以影响一个孩子，看着他成长，改变得更好，对于我来说，这是教育最大的魅力。”

梁艳一点都不悲观，即使大多数老师都认为所谓的“课程改革”，在教育体制下，更像是戴着脚链跳舞，但是她很有信心，这种信心，当你坐在她面前的时候，你能被她的神情所感染。她认为发挥的空间是在教师的手里，“作为老师，如果你创造出了自由平等的课堂，那么就会有一批懂得自由平等的孩子，如果千万个老师都做出改变，那么三十年后的社会，就是这些自由平等的孩子们的。”

多么幸运，她成为了老师。

记者手记：非典型语文老师

说实话，在采访梁艳的过程中，她的很多话都让我浑身颤抖。这是一种情感的煽动能力，我完全相信：在我采访她的前几天，她在龙泉某学校给全校做演讲，很多老师都听哭了。

我认为一个老师是需要这样的能力的。你丝毫不会怀疑她的真实，她就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的第二件事是，老师是需要有天赋的，这种天赋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能力，热爱的能力。这并不是非要是名校才会有的标签，它不是资格证书，它应附在人格的深处。

老师并非只是一个职业。即使似乎很多老师只把它当作职业，梁艳却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老师是怀揣着情怀，是投入到这样的职业里的。

梁艳所在的学校芳草小学，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小学，这就意味着它的生源是普通的，它的老师是普通的。梁艳在十年后从这里成长为了优秀的语文老师，芳草小学也开始被教育界很多人关注。梁艳的很多学生现在上了非常好的大学，有很多例子，我没法一一列举。她的其中一个男学生，当年调皮捣蛋学习也不好，梁艳让他演话剧里的坏学生，当是本色演出。这个机会让这个男孩展露出了表演天赋，梁艳后来一直叮嘱他的父母关注自己孩子这方面的特长。今年夏天，这个男孩被美国戏剧学校录取，“1米85的个子，那么帅，站在我面前，抱着我，说谢谢我改变了他的人生。”梁艳把手举起，描绘当时那个情境，我们俩都好像沉浸到那个画面里，觉得美好又感动。

难道我们当下的教育不是正应该有这样的老师吗？不必去迷恋名校，不管孩子是不是在名校，只要有这样的老师，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光。而其实更多的好的老师，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努力着，默默热爱。

国内有个女编剧叫廖一梅，她曾经说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我觉得这就像梁艳口中能够说出的句子，她要的不是成功，而是通过教育，看到生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