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子

蔡崇达

即使我有一段时间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一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建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掉。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儿，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岁，父亲二十七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还兼职混黑社会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

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会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

她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元巨款，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说，钱还不容易。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是要绘声绘色，然后说，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

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

第二年，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身无分文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个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

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

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

“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回家后不久父亲就被开除公职了，还罚了三年的粮食配给。他把自己关了三年，然后独自去了宁波。又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间完整的石板房。他用他和母亲的名字命名了这间房。当时我六岁，就看到母亲盯着门联杵着嘴，一句话都没说。几步开外的父亲，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房子建成父亲再没有走，用之前挣的钱开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却越来越小。在我高二时他摔了一跤，中了风。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母亲有意无意，经常往这里跑。

二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这是我读高三的时候修建的。那也是父亲生病的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元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元，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儿。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是对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忙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她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支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元。母亲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

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然后，过了两年，她在镇政府的公告栏上看到规划公路的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过去。

“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从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

我说：“好啊。”

母亲号啕大哭，一个劲儿地向我解释，尽管我并不在意。

回到家，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母亲早早躺下了。她从内心里透出的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一个人爬起床，打开这房子所有的灯，这几年来才第一次认真地一点一点地看这房子的一切，像看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亲人，它的皱纹、它的寿斑、它的伤痕。

三楼四楼修建得很潦草，没有母亲为父亲特意设置的扶手，没有摆放多少家具，建完后其实一直空置着，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二楼急急忙忙搬上来，也把我的房间安置在四楼。有段时间，她甚至不愿意走进二楼。

二楼第一间房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住的，紧挨着的一个房间是我住的，然后隔着一个厅，是姐姐的房间。面积不大，就一百平方米不到，扣除了一个楼梯一个阳台，还要隔三间房，偏瘫的父亲常常腾挪不及，骂母亲设计得不合理。母亲每次都会回击：“我小学都没毕业，你当我建筑师啊？”

走进去，果然可以看到，那墙体，有拐杖倚靠着磨出来的刮痕。打开第一间的房门，房间还弥漫着淡淡的父亲的气息。那个曾经安放存款的木桌还在，木桌斑斑驳驳，是父亲好几次发脾气用拐杖砸的。只是中间的抽屉还是被母亲锁着。不知道此时锁着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想打开灯，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睡过的地方，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儿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

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张床上，感觉父亲的气息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

我继续躺在那儿把号啕大哭憋在嘴里，不让楼上的母亲听见。等把所有哭声吞进肚子，我仓促地逃离二楼，草草结束了这趟可怕的探险。

三政府要施工了，母亲更加着急。当天下午，母亲就去拜访三伯了。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的事情，她都习惯和三伯商量，还有，三伯认识很多建筑队，能拿到比较好的价钱。

待在家里的我一直心神不宁，憋闷得慌，一个人爬到了四楼的顶上。我家建在小镇的高地，从这房子的四楼，可以看到整个小镇。

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发现，整个小镇遍布着工地，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正在发脓的伤口，而挖出的红土，血一般的红。东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像只巨兽，一路吞噬过来，而它挪动过的地方，到处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尘网，就像包扎的纱布。我知道，还有更多条线已经划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只是还没落下，等到明后年，这片土地将皮开肉绽。

晚上三伯回访。母亲以为是找到建筑队，兴奋地迎上去。

泡了茶慢慢品，三伯开口：“其实我反对建房子。”

母亲想解释什么。三伯拦住了，突然发火：“我就不理解了，以前要建房子，你当时说为了黑狗达为了这个家的脸面，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图什么？”

我想帮母亲解释，三伯还是不让：“总之我反对，你们别说了。”开始和我建议在北京买房。“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要为你儿子考虑。”

母亲脸憋得通红，强忍着情绪。

三伯反而觉得不自在了：“要不你说说你的想法。”

母亲却说不出话了。

我接过话来：“其实是我想修建的。”

其实我理解母亲了，在她的认定里，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他组建了这个家庭。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组建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

在我的坚持下，三伯虽然不理解，但决定尊重这个决定。我知道他其实考虑的是我以后实际要面对的问题，我也实在无法和他解释清楚这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

母亲开始奔走，和三伯挑选建筑队，挑选施工日期。最终从神佛问来的动土的日子，是在一个星期后——那时我已经必须返回北京上班了。

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母亲到银行提钱。和贫穷缠斗了大半辈子，即使是从银行提取出来的钱，她还是要坐在那一张张反复地数。清点完，她把钱搂在胸前，像怀抱着一个新生儿，小心翼翼地往家里走。

这本应该兴奋的时刻，她却一路满腹心事。到了家门口，她终于开了口：“儿子，我对不起你，这样你就不够钱在北京买房子了。”

我只能笑。

又走了几步路，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和我说了另外一个事情：“有个事情我怕你生气，但我很想你能答应我。老家的房子最重要的是门口那块奠基的石头，你介意这房子的建造者打的是你父亲的名字吗？”

“我不介意。”我假装冷静地说着，心里为被印证的某些事，又触动到差点没忍住眼泪。

“其实我觉得大门还是要放老房子父亲做的那对，写有你们俩名字的对联。”

然后，我看见那笑容就这么一点点地在她脸上绽放开，这满是皱纹的脸突然透出羞涩的容光。我像摸小孩一样，摸摸母亲的头，心里想，我可爱的母亲啊。

同事的邀约，春节第一天准时上班的人一起吃饭庆祝。那个嘈杂的餐厅，每个人说着春节回家的种种故事：排队两天买到的票、回去后的陌生和不习惯、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然后有人提议说，为大家共同的遥远的故乡举杯。

我举起杯，心里想着：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然后独自庆幸地想，我的母亲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

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时间里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