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中途”
——读张楚《长发》

黄文倩

——读张楚《长发》

黄文倩

张楚(一九七四-)是大陆“七○”世代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根据中国百度百科的说法，他生于河北省唐山市，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毕业后，一边在济南县的国税局工作，一边维持着他独立的写作追求迄今。一些文学奖的荣誉，见证他一定的才华与潜力，例如，二○○三年的《曲別针》曾获得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第十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二○○四年的《长发》获得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同年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樱桃记》获得《中国作家》的“大红鹰文学奖”，《细嗓门》获二○○七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刹那记》获得二○○八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等等。二○○五年，他曾当选为第二届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也入选《人民文学》杂志社评选的大陆作家“未来大家Top20”，网路百科对他上榜的评价是：“张楚以诚实的写作姿态，敏锐洞察小镇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追问和思索。他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塑造得个性鲜明，从而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沉默的世界……”二○一三年冬天，中国作家协会组织青年作家代表团来台参访，张楚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在台北有过数面之缘，或许谈过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记忆中的张楚有点沉默低调，并以一种小镇乡土作家的忧郁、淳厚与善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陆续追踪一些七○作家的代表作时，张楚二○○四年的《长发》引起我的注意。大陆的乡土和城市题材，较具有争议性与能见度，而张楚的《长发》初看上去，只是一篇介在城乡中间的小镇书写，在常识的视野中，很容易坐实到日常与世俗性，格局和思想纵深似乎不大。近年来台湾也有吴忆伟《努力工作》、赖钰婷《小地方》、刘维茵《小村种树志》等类似作品，但我以为张楚的这些小镇小说，却有着特殊的艺术与思想的追求，纯熟地运用现代派的荒诞与陌生化的技法的同时、在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的同时，目的仍导向了对中国当下社会和现实的反省与批判。而他的文风与人格特质中的细腻抒情，亦强化了批判的尖锐性和疼痛感，美学感染力不因其现实的针对性而消减。

《长发》的故事不复杂，在主题上，可以用“人在‘中途’”来加以概括。小说的背景/场景/空间，位在一个名梅镇的小地方，是大陆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的一种暂时结果——未能达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模，但也已经脱离了农村的景观和原有的民俗和习惯。小说中的角色，是深受这种巨大社会变迁的一些底层人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大陆近三十年的高速的社会异化，直接地生产了他(她)们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底层命运。他们对于身处“中途”命运的生产基础，没有什么自觉，但也因此更令人疼惜。

从底层的主人公王小丽的眼光来看梅镇，充满强烈的不耐。这里不存在着任何知识分子由上到下，观看“风景”的事不关己的诗意。对王小丽而言：“她讨厌这个病怏怏的季节，梅镇的冬天树木枯涩，一只飞鸟都没有，而天空，天空被热电厂的烟囱里喷薄出的废气渲成死者脸庞似的暗灰，即便太阳蹭出时，也沒有班驳的、柔美的光亮，只是一只守寡多年的老女人的乳房罢了，空荡荡地、忧郁地垂悬着。”这样阴暗的色泽、情调贯穿整个背景，形成了一种氛围式的命运隐喻。

王小丽长相平庸，在大陆改革开放后，仍在国营工厂工作，但工厂出了问题，好几个月拿不到薪水，或许是已经习惯于早年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意识，王小丽还是认真地继续工作。她的家庭关系，也从传统乡土社会共同体的相濡以沫，走向“现代”化的瓦解——王小丽的父亲，原本是梅镇皮影戏的名角，现在却成为只能每天看着各种通俗的电视节目打发时间的守财奴。同住的姐妹们，为了赚取多一点的金钱，在家里总是在做手工，连对身边亲近的人，都无能力相处、关怀与爱。至于家中的外甥女，虽然有年少天真善良的一面，但也不足以安慰王小丽——因为在已经半“现代”的王小丽的感觉里，她时常能闻到对方身上馊饭般半年没洗澡的气味，而外甥女却不以为不自然。王小丽不是那种完全能靠精神、智慧过日子的人。

王小丽的婚姻与爱情，也位在“中途”。她离过一次婚，夫家对她不好，前夫又有阳痿，王小丽想要孩子却不能得，所以她勇于离婚，也不吝于将身边较有价值的财物赔给男方，这是她很“现代”、独立的一面。但她又有相当传统的另一面——她的现任未婚夫——一个也离过婚、有个四岁孩子，在剧团里跑龙套的男人，成了她目前生活的唯一安慰，她因此“珍惜”着跟这个男人的纯情往来，在正式二婚前，不打算发生性关系。因为有着这样的“爱”与精神想象，“她觉得这样的日子终于是暖和的。”

但张楚虽然不是一个温情主义的作家，他所塑造的介在城乡“中途”的王小丽们，既早已经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启蒙的主人公“香雪”(铁凝：《哦，香雪》，一九八二年)，也不若九十年代后，直接大胆投入资本主义身体物化逻辑的“英芝”(方方：《奔跑的火光》，二○○一年)，“王小丽”无论在工作、家庭关系和婚恋感情，跟整个小镇的发展一般，都因为位在中途而进退维谷——不那么纯粹与无知，却也还不愿意或没有勇气真的“下海”——以物化换取自由、解放。我认为张楚的《长发》所发现与提出的最好的文学扣问正是在这里：她们要活，愿意活，而为了活，她们生产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自我安慰的“中途”主体性，甚至可以说推进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平衡自身，同时，那样的主体跟他所使用的荒诞技术一样荒诞，张楚强烈地知觉并艺术化地对应这一点。

王小丽主体平衡的精神胜利法，在小说中核心地展现在两个跟“现代”与“性”有关的情节与细节里。其一，骨子里仍传统，不愿跟未婚夫发生性关系的纯情王小丽，有一天，发现未婚夫跟他的前妻仍有着“性”的往来，她本来非常哀伤，从情感逻辑来看，王小丽也本应如此，从传统的意义上，她对爱情和婚恋的信任，可能就此崩毀，但奇特的转折是——王小丽不但仍决定卖掉她美丽的长发，继续对未婚夫付出，同时强化她的自卑与自我贬抑：“可我还能找个什么样的？”甚至自我安慰——那至少证明未婚夫“性”能力并无问题，未来她很快可以有个孩子。从传统到现代性，王小丽被逼迫快速地过渡。

其二，为了给未婚夫买一台二手摩托车作结婚礼物，王小丽在卖掉她长发的过程中被买方强暴。张楚非常仔细地刻画她被强暴的多个环节，展现了在社会和个人命运“中途”的王小丽的极端不堪和残忍的主体平衡——王小丽由于不曾跟男人有过真正的性关系，或许再加上一些传统的质样，她完全无法直觉地理解男性的欲望、感官变化和灵魂的发展进程，也因此一直到要被强暴的最后一刻，才忽然意识到整个危机，以至于完全失去第一时间自我保护的机会。其次，在被强暴的过程中，王小丽在最初的挣扎过后，甚至很快放弃挣扎，她满心只关心她刚刚卖掉长发的五百元钱——仍然塞在胸罩里。她想到自己只是想买辆摩托车、想到自己要结婚、想到只是想要好点的嫁妆……主体的被物化、罪恶、伤害、不堪……通通都不在王小丽的感觉与知性的意识里。小说末了，张楚让主人公王小丽，松开了被强暴者按压的手，用力地拉掉了房间的窗帘(她仍然沒有挣扎)，那瞬间的变亮的白，染满王小丽的瞳孔，似乎是在暗示：有光，也亮了，但一切却都看不见。张楚以存在主义的象征手法，强烈地表现了王小丽“人在‘中途’”的中国式底层命运。

作为始终在小镇成长、工作的作家，张楚非常清楚自己必然的局限。在其《长发》的创作自述里，他曾这样的表示对小镇人民和写作关系的见解：“作为小镇上的居民，他们都保留着‘复制人’的美好品德——你无法在他们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情感类型和不安因素，你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和略显粗糙的技法，将降临到你身上的灵感战战兢兢地转化为人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你不安，你胆怯，同时因为无知，这胆怯不安又会派生出莫名的勇毅。”这就是张楚了，他最好的状态，我以为就是这样的担忧局限下的战战兢兢，只有战战兢兢才能让他维持对普通人的各式小秘密、习性的探索耐性，只有战战兢兢才能让他在各式的场景、人物、作为和心理的可能性上，一点一滴展开他的想象。而这种书写方式，对他而言的阶段性优点是：他得以大幅降低处理“底层”题材时的概念先行、大叙事的虚浮，甚至问题小说过于政治正确的弊病，从而更靠近了某种灵魂的真实，达成文艺对社会解放的一种刺激效果。

当然，《长发》也并非完全没有弱点。但我倾向认为，这不只是张楚个人的生产，身为大陆改革开放后成长与成熟的“七○”世代，他们既没有前辈作家的光环和写作条件(如“右派”、“知青”世代，甚至随后而来的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一代)，又不若八○、九○后作家能理直气壮地向文化通俗消费市场靠拢，而张楚对所谓“文学”特殊性与独立性的品格的坚持，又必然让他和他的写作工作，只能是一种孤独者的实践。在现今两岸文学已失去社会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时代，能够坚持文学创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非世俗意义上的精神工程，应该优先给予支持和扶植。也因此，如果真的要说“批评”，我觉得张楚在创作上的问题，恰恰是太自觉了一些、太珍惜了自我一些，在《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文艺报，二○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一文中，张楚曾说：“有时我会很小农意识地想，我想要的生活，或许就是我已得到的生活，尽管从青春期就厌恶着它，且它不华美纷繁，它不强健壮硕，但与我这种散漫温和的人而言，粗鄙、粗糙的它或许就是我的仙境，就是我的福祉。我宁愿相信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或许是千百年文明和智慧的积累，中国虽然有“诗言志”的传统，但其话语的貌合神离、未尽、沉默与缝隙之外，可能更为关键。我因此并不完全相信张楚的“小农意识”说，也不认为他想要的生活，就是他已经得到的生活——尤其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像王小丽一般，可能过着有光却不一定看得见希望的日子。即使不说勇于承担，但像张楚这样的作家，是不会过于善待自己的。尽管无论从他的性格或新的历史条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过于后现代及世俗的风潮——都很容易让作家找到退回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作家不能提出对中国、甚至人类命运的更新的见解，如果我们中壮的作家们，不过于妄自菲薄，不愿简单地认同今日的一些流行观念的话。

李云雷在和张楚的一篇对谈稿中曾说：“他的小说更接近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派诗歌’，他不回避现实中的黑暗、丑陋甚至肮脏，相反在对这些现象或事物的描述中，让人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逼迫人去寻找另外的出路。”此特质评价到位。而我想再补充一句：如果张楚也愿意逼迫自己，去寻找另外的出路——像世界文学史上长于中短篇的前辈：契诃夫、莫泊桑、甚至茨威格等，对社会、历史、公共性、人心和苦难不懈扣问，在新的历史诗意、感觉、知性的形象化上，继续开垦、扩大、深化，张楚有潜力且值得期待成为更成熟的作家——这将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理想中的未来中国。

(责任编辑 韩春燕)

黄文倩，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