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坛：对诗歌空间“数”值的再认识

卢辉

一 诗歌写作：“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

1 诗歌“双重空间”和“单向空间”

“地域的转换”与“经历过的地方”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地域或地方与创作的关系有它几个层面的东西，一是出生、成长、生活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长久性，它是“宿命式”、“渐变式”、“持久式”、“积淀式”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岩层，它是双重空间；二是旅行、经历过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短暂性，它是“新奇式”、“瞬息式”、“突变式”、“直击式”、“显露式”的即席空间，它是单向空间。按这样的二个层面来说，地域或地方空间有它的“器质性”和“物理性”的一面，也有它“生理性”和“神启性”的一面。就拿我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说，我先后写了许多象《关于战争以及它的后遗症》、《穿过战争到达谁的伤口》、《再过泸定桥》、《中国从那个山坡下来》等一批战争类的长诗。迄今为止，这些战争长诗在中国诗坛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不敢妄言，但它们肯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批战争长诗的问世正是“地域的转换”与“经历过的地方”对我的影响。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我不是一个“战士”哪来的战争呈递，然而，从“都市”到“山坳”反差性极强的空间变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何尝不是一场历炼式的“战争”，在我成长过程中，一种寻求“突破”的渴望是那样的“壮怀激烈”。我的确不是一个“战士”，但我肯定是一个“斗士”，在我经过某个象“泸定桥”这样的战争“遗迹”之后，持久性的“积淀”与“宿命”终于找到突变性的“直击”与“显露”，这样的影响力既是空间的，更是神启的。

2 诗歌的“空间体式”与“精神透视”

其实“空间体式”在绘画上有较严格的“技术参数”，比如坐标、三维、透视、 焦点、分割线等等，也就是“不成规矩何成方圆”之说，这里强调的是绘画的“基点和骨感”,从现代诗创作而言，“空间体式”没有象绘画有硬性的“数值”， 而且， 谈的更多是“时空观”，因为，只有时空观的存在，才有现代诗的“精神透视”， 即心象， 正所谓：心之所至，四面八方。因此，现代诗的时空跨越给人更多的是“超验”、 “魔幻”、“突兀”和“新奇”，它不象格律诗有许多内在的规定性， 有较为严格的韵律把控。不过，有一点，如果把古典诗歌中“东篱”、“栅栏”、“南山” 等被象征的“空间”当成是一种“体式”的话，我们就要警惕其“古典的指向”， 千万不可用之后将“现代的指向”掏空，使之深陷古意而出不来，所以，用古典被象征过的“空间物象”，只有改变其言说方式，才能达到“穿越”的效果：比如我早期的一首小诗《夜》的一节：“情人向西我不相信/很多柵栏都是古典的伤痕/我出发到最流水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好诗，但它能说明被古典诗用过的“柵栏”，究竟诗歌创作者是回到“柵栏”的情景中沉缅一番，还是“跳”出来，拿“柵栏”为现代所用，回避那个柵栏的“特定空间”所导致的意义阻隔，巧用栅栏的“弥漫性”进行意义重组，所以才有“出发到最流水的地方”的洒脱诗意。

二 诗歌写作：形式空间的特定“数”值

1 “特殊诗体”的存在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

在我看来，“特殊诗体”大多都不是现代诗人刻意所为的，尽管我不否认现代诗坛有让人拍案叫绝的、只以二行、三行作节或单首诗的个案存在。其实，诗歌写作是一种很智性，很知性的“精神劳作”，诗歌很讲究“第一推动力”，即诗写的缘起是经验的“唤醒”，还是某个很有磁性的“词语”的撩拨，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莫名昭示，还是对某个感兴趣物象的“精神掘进”……林林总总的“第一推动力”告诉我们，任何的诗节存在都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就象是一场径赛，你的气力、耐力、勇力决定你“跑”出的数值，在你的所能之处，一定也是你最精彩之处， 反之亦然，写诗也是这样，当你的经验、感悟、发现、精进等所到之处、所能之处一定是你“最好的精神表征”，至于，你需要多少行（特定空间）来承载，这只有以你的“精神舒坦”和“精神饱和”为尺度。就拿汤养宗的著名的二行诗《父亲与草》来说， “我父亲说草是除不完的。他在地里锄了一辈子草/他死后，草又在他坟头长了出来。”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他刻意而为之的结果。其实，汤养宗写这首的“第一推动力”，就是许许多多关于父亲影像“芒点”的突现。正是：草为本， 草为父； 草为命，草为心，这样的二律回环就是人的一生，在此，诗人再不需要大篇幅、 大铺排、大叙事、大时空来完成对父亲的“再造”与“再现”，而是用这，看似“常态”的除草与长草，来“回顾”父亲的一生，乃至生死的“造化”。的确，诗歌写作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有一种莫名的“第一推动力”让你在精神旅途或迂回，或顿悟，或灵机，或得道……而诗歌的可能空间也随之展开。

2 诗歌“可能空间”的“象形容量”和“意指容量”

诗歌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大特性就在于诗歌所具有的“可能空间”，这个“可能空间”既有汉字自身的“象形容量”，也有诗人借力汉字的“意指容量”，我一向认为，诗歌比起任何文体更需要“空间”（灵府），而这个空间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可感”的宽度和长度，从文论而言，可感的空间，其实就是“思考”的“外延”，所谓思则远、远则空便是这理。诗歌语言之所以要有“可感”的底线，说的就是诗歌所能“唤起”的可能空间，这个可能空间是连绵的、持续的、弥漫的、牵引的“玄想地”： 比如，我早期的作品《黄昏》里的一节：“割开橙黄色的余晖/底下有昨天的风/两匹飞马拖着岁月/时间分明在流”。在这一节里，时空交错，大化合一；天上人间， 似水流年。一幅“天地皆我心，心随天地行”的画卷。从这个诗例不难看出，诗歌的空间意象，讲的就是画境，就是要让欣赏者在“品读”诗句的第一味中有着“唤起”（吊味口）的可能，进而，入乎其中，任我遨游；所思所得，尽在其中。这才是诗歌由空间意象所带来的无穷魅力。

三 诗歌写作：寻找“生态空间”的“期许值”

1 物质文化生态是不可再生的

首先，我所理解的文化生态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原生的、参差的、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它远离强制的、短暂的、人为的、化一的、整齐的“大一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这个基点上，我所需要的当下文化生态肯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融入到百姓生活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物质文化生态来说，它具有不可再生性，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 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破坏，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物质文化生态， 能为诗人融入历史，穿越古今提供更为开阔的“可能空间”；从精神文化生态来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起的舆论一律，只许信仰不准思考，封闭锁国，杜绝世界信息，精神生活的清教徒化等等，导致了10年灾难的文化沙化。对诗人而言，精神文化生态的沙化，其恶果无疑是一种扼杀。最让人揪心的是对精神文化生态的污染和破坏往往是隐性的，它对社会精神的腐蚀、国民素质的凌夷，乃至对人性的残害，往往不会在短时期内显示其危害，那只有用理性鉴别才能察知。所以，我所期待的文化生态是一种自觉的、持续的、原生的、参差的、多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正如诗人于坚曾经说过的“像上帝一样的思考，象市民一样生活”应该最能体现当下诗人对文化生态的“期许值”。

2 诗歌的“批评空间”是双向并进的思维过程

我一向把“评”的本身也当成一种“艺品”，更重要的是“人学”，读诗，就象读一个人，你必然要去做种种揣摩的“侵入”，所以，我不喜欢所谓“学院式”的评述， 我的点评爱“兴致所来”，不爱“套路”，故容易让人在另一个“实用”的维度觉得“玄”，这可能也是我的缺点，反之也是我的优点。我在多种场合说过，评诗就象是对人的一次“窥探”或者就算是“算一卦”也行，如果评对了，进到作品里去了， 能说出写作者的用意，或从另一个侧面为写作者点亮了另一盏灯，你就会喜出望外， 有一种成就感，难道不是吗？其实千万不要把评诗过程中的“评”与“读”割开，因为它是双向并进的“思维过程”，“读”是用心去“理顺”，“评”是“顺理”成文，它是一个过程的两极，不存在谁重谁轻的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得好：“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我以为，入（读）不了其“内”，焉能出（评）乎其外，所以，只要你懂得“读”已是在暗中评判了。所以，我一向认为，评者首先要把自己也当成是“写者”才有可能在角色置换过程中获取零距离的“测评”，否则，居高临下，引经据典， 永远只能干“敲边鼓”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