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无冕

文/任洪渊

谢冕无冕

文/任洪渊

谢冕与“新诗潮”

谈论谢冕，就是谈论一个诗歌年代，谈论一种诗歌选择。

这是一代青年诗人的话语。在80～90年代的诗歌现场，青年诗人无论是公开的对话还是私下的交谈，都会引出谢冕的名字。一个诗的朦胧时期最不朦胧的名字。

最早，是从张贴在西长安街墙头的诗抄开始呼唤自己的名字。“朦胧诗”？不过是一个民俗的俚名，甚至抵不上“俄国形式主义”那种“诋毁的荣耀”。青年诗人又因为自身的中国原因——“中国原因”是我偏好的一个词语，可以给自己一个“今天”的历史名称，却不能给自己的诗一个明天的诗学名称，也就是说，一个诗的ism（主义）。谁能够回答诗的呼唤？

第一个是艾青，第二个是绿原，应当是命名者。可惜，出于艾青式的“中国原因”和绿原式的“中国原因”，在新的诗人和新的诗歌面前，他们一个转身了，另一个转向了。尽管像江河多次对我说过的那样，他们曾一再拜谒艾青。请允许我借用线装书里的一两个词语，转叙一些现代诗人的一些古典行为。至于他们谒见时的戏剧，自然不必由我转叙了。

牛汉和青年诗人的交往，又完全是诗的，真正非关书，非关理，更非关书外理外的一切。牛汉主编的《中国》成为一个时期青年诗人的诗歌广场，同时，牛汉也在自己的晚年写出了他“牛汉高度”的诗篇，《梦游三稿》和《空旷在远方》。

“牛汉高度”，是人的高度也是诗的高度。2000年12月，去大连诗会途中，飞机遇风雪转降在沈阳机场。走在牛汉身边，我也即兴说起了“牛汉高度”。他多少有些叹息说，高龄，他好像慢慢矮了一点。我安慰他说，连珠穆朗玛雪峰也悄悄融雪，也好像渐渐低了一点。放心吧，既然在一个普遍矮化的世界，牛汉与珠穆朗玛峰的相对高度不变。

他们两代反传统诗人留下了一段传统的佳话。

唯有谢冕。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历史总会为明天提前准备了人和思想。谢冕和“新诗潮”准备了40年。

我甚至要说，“新诗潮”是谢冕呼叫出来的。从喻山的崛起到喻潮的浪涌，从谢冕词语的转换中，涌来了五四思潮和诗潮后的又一次思潮和诗潮。一个时代性的命名。由于体察不到谢冕词语的深层运动，跟随在他后面的继续崛起论者，只好一个个孤零零屹立在自己的山顶上。

那是实现在谢冕理论文本上的一次汇流。因为汇流，白洋淀诗群北岛、芒克、江河们，才没有互相逐浪在一个水泊；隔山又隔水的舒婷、顾城、杨炼们，也才没有远隔在各自拍岸的平行的河川。——他们集合了，新诗潮的第一波便是纵横决荡的排浪。地下的手抄本，西长安街墙上的诗草，《诗刊》和“青春诗会”，都过去了，最后没有流逝的，是在谢冕理论文本上以“新诗潮”的名义荡击的潮流，涌过今天涌向明天。

仍然是谢冕说出了“狂潮后的平静”和平静中涌现的“后新诗潮”。91年，又“一个有待清醒抉择的临界点”。5月2日，谢冕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召开了“1991：中国现代诗的命运和前途学术座谈会”，因为别无选择的命运。会址，朴素地选在对“中心”免费的燕园，未名的湖和塔旁边，中文系的中式庭院，而且是挂满北大大师画像的系主任办公室，好像并不是为了给什么人留下什么历史的遗照。前辈诗人牛汉、郑敏、屠岸，当年的青年诗人伊蕾、西川、王家新、邹静之、阿吾，还不是麦芒的黄亦兵，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和研究中心谢冕、孙玉石、杨匡汉、洪子诚、蓝棣之、吴思敬、刘福春、张颐武、唐晓渡、任洪渊围坐在一起。不管他们怎样对命运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就是一个诗歌年代的一种诗歌选择。

89年秋，我收到改组后的《诗刊》、《文艺报》“纪念郭小川诞辰70周年座谈会”邀请函。我居然也在“与会20人名单”中：在他们某些人身边也有我的位置？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不禁自问。我已经远远听到一位诗人在重庆大学演讲中的愤怒声讨。去面对面争辩或者默默聆听，都不是我的角色。不在场——我又一次选择了退避和逃离。尽管我也纪念郭小川。

“平静”，也许是上游冲出重山的喧闹已经汇涌成中游的深沉。当然有淘汰，沉沦，甚至逆向，但更多的是深沉。这是源源不断的力，不然，怎么能够长流过广漠的平原并且准备荡开出海口？不过，从思潮高过诗潮的“新诗潮”到诗潮大于思潮的“后新诗潮”，谢冕说，现代诗都不得不在对抗“背后倒戈”和“反向拉力”的同时完成自己的“现代审美”旨趣和形式，同样是注定的。

这里，只作一个诗人的在场叙述。对谢冕诗学体系的评述，我们留待批评家和批评史家们。

谢冕一日

而我是一个错过了年代也错过了年龄的“青年诗人”。既然来自假面年月的人们都在换妆，我也没有什么理由藏老。何况今天流行的装嫩，又还不是昨天的风尚。那大概就是一种“被青年”吧？——因为怯懦的沉默，我只能等到谢冕命名的“新诗潮”初潮涌动的时候，才敢走来。在1979年的《诗刊》上，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那一批青年诗人的名字中。也许从公开发表的诗龄上，我和他们同代，甚至同龄。请朋友们原谅我这不是出于预谋的乱真。

我走来，从青年诗人中间或者身边走过。1979年，早春，在《诗刊》虎坊桥编辑部门口，展示着两幅诗牌：一侧，是舒婷的《致橡树》，一侧，是我的《清明祭》。那时的青年画家王怀庆题图，一座由多组祭悼仪式拼贴的碑体浮雕。年末，主编严辰在编辑部“会见”青年诗人，我不无尴尬地坐在他们中最年小的一个——顾城的旁边，身份不明地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的首场预演。几年后，传来了台湾《创世纪·大陆朦胧诗专号》，我竟直接跻身在朦胧诗群里，时空又一次把远离的朦胧暗转成隔海的暧昧。需要声明吗？——又向谁声明“我不是青年”？

我自然知道，我不过是在新诗潮主潮外的某个边缘地带。边缘，给了我距离，和距离后面的视野。我有了一个与谢冕、与诗潮中人同样远近的位置。

从我与顾城同座的那一刻，我就面对着太平洋早潮般涌来的20岁。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他们做了本该由我们这一代人做而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是他们走出了50～60年代中国“学院”的高墙，在上山下乡的旷野读禁书，中国的和外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是他们延续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且，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回声才没有因穆旦们的沉默而成绝响。我从他们身边走过，也就走过了西方现代文学近150年的进程。像他们那样，我还能够有一次20岁的开始吗？我愿意在他们附近。87年，仲夏，在师大校园内我的陋室里，我和方非，加上江河和蝌蚪，为顾城和谢烨的远别饯行。送别，是在夏日的夜雨中。我对顾城和谢烨的回忆，最后停在他们穿雨走去的身影上。对于我，这个雨夜永远遮断了他们前面新西兰激流岛的悲剧。

我把谢冕看作同代人中的前贤。是的，前贤。“Пeчaлbно гляжy я нa нaшe пokoлeниe ”（“我悲痛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我曾引用莱蒙托夫《沉思》的第一行诗句为题写过一首诗：10年，我惊惧地走过一个个低垂着头颅的广场，弯下了腰的长街和屈膝跪下的校园。既然一代人跪倒成一代历史的葬仪，谁敢回望背后，十年后，百年后，又一代遥望的惊愕和追问？如果没有谢冕，我们这在60～70年代陷落的一代，无疑，也终将是80年代缺席的一代。

83年，初秋，我请思敬引路到北大看望谢冕。不问道，不问礼，不问学，只问诗。

在谢冕的书房，谈话总是从来访者的求教词语开始。但是，那么随意地，谢冕一两句戏语就把他的答转变成了问。随着谢冕一个一个意兴风发的问询，交谈也转变成了一路揽胜的漫游。而每一次主与客的神遇与兴会，谢冕都是一阵纵声大笑，于是，四座笑声回响。一走进谢冕书房，就没有人不和谢冕同声大笑。笑声里，我突然发现，谢冕的小书房原来是无墙的厅堂，一切都洞开了，敞开了，从门窗，到胸襟。这就是谢冕。我第一次看见了谢冕语言文本后面的人生姿态，从他的人格，性情，到意趣和风度。

书房窗外，蔚秀园已近黄昏。主人殷勤挽留。谢冕走进厨房，晚餐桌上，加了一盘他自己烹炒的“油爆牛柳”。我只听闻过吴祖光戏外的厨下绝技，现在，望外的，品尝了谢冕诗余的菜艺——朋友们都分享过谢冕舌尖上的美学吗？唉，我早该多陪谢冕把酒论“食”，借机秘传一卷美食谱系上的“谢氏名谱”。

夜静了，主人送客到门口，我才注意到谢冕门前的花廊。谢冕是为了门口的十尺土地住进一楼居室的。我不懂园艺，那是他闽南花树的一角剪影？又是一种匠心，土地虽小，在空间—负空间的多重空间，谢冕装置了门前听春听秋问开问谢的十步花廊。

一天，我初读了谢冕美诗、美食、美园的三美主义。回想着他问询的智慧，回味着他的佳肴，回应着他的笑声，再徘徊过他门前的十步花廊，在谢冕身边我也一日谢冕。

谢门弟子

谢门弟子——朋友们，是不是我第一个这样称呼你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肯定是谢冕为现代文学辞典增加的又一个词和词条。

师门？至少从我迷离的视线里，隐约逶迤到清华几剑客的门前，已经开始寥落。

近几年，似乎疾步追赶现代的人们，也偶然不停步地匆忙回头一望。这样，像在一夜之间修复了被红卫兵捣毁的古迹，在一个早晨请出了一位又一位没有国学的国学家。也像复原，没有抹去红卫兵残损的记忆，古迹却最后失真一样，这种那种“国学”，“新国学”，不过是在现代玩物而不及物的狂欢里，非常本土地玩古人和古人的经典罢了。古战场，文化遗址，先贤故园和陵园，也仿佛是为了现代人的终生假日和消费历史后设的。玩山玩水玩盗墓的瑰宝玩出土的文物玩异域掳掠的风物与风情，玩，工具技术材料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已经有了玩三级火箭的宇宙速度和外太空逍遥的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联盟号飞船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燃烧在天边的两团火焰，早已散成余霞，为什么不玩下去？我们的“国学家”们赶来，除了在游戏古人中假笑，并借古人添一分假笑，还能够做些什么。多亏他们也还暂时无“门”。倘若他们已经门众数百或数千，那将怎样？

但是，我看见了文学的谢门。也是在文学的现场，我从谢门弟子各不相同各不相似的批评身姿和身影背后，不近不远地，看到了谢门。同出一门，他们的批评个性竟如此不同，以至他们的唯一相同就是他们的不同。

谢冕有怎样的教育学？我猜想——文学里的猜想比成语更吸引我，无冕的谢冕一定希望从他的面前走出无冕的批评家。这里，我所谓的无冕，不是挂冠的慷慨，弃冠的自重，更不是什么自我立法的无冕王的权威。不是。在一个过渡时代，10年，西方300年的文化、文学思潮，同时从我们的大陆匆匆过境。线装书里的古人也应时易冠易服登场。谢冕无冕，他甚至不愿意被传一家学说、创一门学派所局限。他不、连同他的弟子们也不自囿于一种或数种文化理论。谢门弟子不姓谢，也不姓谁——谢门只为弟子们敞开明天：他们将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叫出自己的姓氏。因此，似在所有的书本之中又似在所有的书本之外，从第一天起，谢冕就在弟子们面前展示着他的文化立场，人格魅力和批判的语言锋芒。也因此，到告别师门时，弟子们已经在谢师面前开始展示各自的立场、人格和语言锋芒了。

这就是我知道的谢门。不是有多少个博士生走进谢门就走出多少个谢冕。谢门真的不是一条生产博士的现代流水线，一年年上市谢冕N型博士。

如果允许我说，那么谢冕博士生课程的第一讲，是请开门弟子为他的一部著作作序：一篇“谢冕批判”。导师作学生的第一个批判对象。这为我碰响了许多年的岑寂。

66年9月，北京师大校园，我的第一堂古典文学课。在教二楼101阶梯教室，李长之先生，瘦削的身材上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夹着几卷书，多年的关节痼疾迈着卡通人物的脚步，走到讲台上。是他？一笔现代汉语美文写多卷中国古典文学史？长之先生开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叫李长之——就是那个在20岁的时候写《鲁迅批判》的人。20岁的震撼。这是我听到的五四文化的最后余音？

久别了，从《鲁迅批判》到“谢冕批判”在重建一个传统。我十分羡慕那个从“谢冕批判”开始的批评家。

谢冕生活和思想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他的弟子们也和他一起生活和思想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他们都是在场人。如果说，从“新诗潮”的多次论战到刀锋出鞘的盘峰论剑，他们还是参与者，那么，从新写实，元叙述，到后现代的文本魔方，他们简直就是小说家的共谋者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某一页上，他们有理由把那句流传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改写成他们的谶语了：我经历。我见证。我同谋。

谢冕还为他的弟子们主持了燕园批评家周末。每一场的言说，质询，诘问，辩难，都是一次交锋又交辉的语言庆典。而周末，燕园暮色，平添了柏拉图学园的向往，泰戈尔园林大学的想象，尤其是论坛继续的燕园夜会，更是巴黎文艺沙龙的东方版夜话，在半垂的帘幕、摇影的灯烛、美酒溅溢的杯盏间，那些舌战后的放论，戏言和笑语，都离梦离青春很近很近。

这还不够。谢冕每一次远游，都有弟子从游，同游。舞雩浴沂已经远了。到东海，赶早潮第一浪。过唐古拉山口，徜徉在雪线。75岁，一级一级登泰山。80岁，环苏堤白堤长跑。一处一个“仪型”。

三年过去，六年过去。弟子们走进谢门，并没有被要求发明谢冕，而当他们走出谢门，却已经发现了自己。一座打开自己也打开文学的门。我曾看到过一座座门楣上的题铭，而谢门无字。于是我又猜想，在门前送别弟子的时候，谢冕的心底会一再重说一句祈愿词：愿他们未来的路上没有横着一座千重深闭深锁的门。

在我的眼里，尽管谢门弟子的批评风格那么不同，但是，不同的树仍然是树，而且，仍然是树与树成林，成森林。

他们开始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文本转移。汉语与拉丁诸语与俄语与日语相遇相汇，最初，是在第一代现代汉语作家的文学文本上。现在，从他们的批评文本上，汉语碰击着拉丁诸语、俄语、日语的新浪潮，拉丁诸语、俄语、日语也听到了汉语的新潮声。

他们的批评主体支持着当代文学的书写主体。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可能，当代文学将只剩下重复再重复的，暮岁忆旧的老年叙事，剩下低智再低智的，过早失去天真失去童心的幼稚叙事。

他们的批评写作重新回到文学写作。重新，因为我们曾经有《文心雕龙》的写作，《沧浪诗话》的写作。

到这里，我不必渲染谢门的杏与桃李了。何况我们的交通提速，再提速，我怎么能够再传说一个“嬴粮担囊，适数百里”北面的门生传奇。既然连风行的时装、时尚都不再风靡，又怎么能够流行谢冕服，谢冕巾。不过，我还当真到谢门前数过考生的长长队列——那一年，一位一心要“列门墙”的青年朋友，托我替他去殷切问“门”。我的朋友落榜了，他从此决绝地终身不考他“门”。一个心仪在门外的弟子。

至于谢门弟子怎样编纂他们的《弟子籍》，怎样证身份，怎样序年谱，怎样品等级，怎样排座次，以及怎样……那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了。其实，与谢冕不培养第二个、第三个谢冕相反，谢冕有多少个弟子，就有多少个弟子眼中心中口中的谢冕。我已经听到了几个谢冕，我还在饶有兴致地倾听下去。

2012年6月26日，下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当谢冕将一位女弟子远道献给他的一抱红玫瑰，绕场一枝一枝分赠给女弟子们的时候，在我的面前，红玫瑰突然红出了它的第三重红意。我看到了学苑中第一座插满红玫瑰的谢门。

人们在问：北大怎样了？一个国问。从红楼迁居燕园的北大，还是那个北大——红楼的北大《新青年》的北大五四和一二九的北大？在学术的边缘，从谢冕，从谢门，从谢门弟子，我是不是多少看到了当代北大人的一种谢冕式承传？我期待着：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谁是谢门七秀？或者三秀？九秀？

（责编：杨克）

穴道黎明/（香港）陈汗

任洪渊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生于四川邛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墨写的黄河》、多文体汉语文化哲学《汉语红移》等。台湾出版《大陆当代诗选·任洪渊诗选》一辑。作品收入国内外多种选集。作品被选入国内外多种选集、年鉴、鉴赏词典。 部分诗作被译为德语、英语、法语、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