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钱之俊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国内。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讲师）。但他们宁死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有惊无险”的1957年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

杨绛说，就在这个早春时节，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在给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毛的一席话就让他对其顶礼膜拜，可见讲话多么具有煽动效应。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费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出了当时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顾虑：“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吃不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早春天气”，说出了许多人对形势的看法，传达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从一个侧面“标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潮流中所处的‘夹缝位置，以及他们难以把握自身命运所必然产生的复杂的思虑。”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这时冒着严寒，他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许景渊解读后两首诗说：“‘反右之大潮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高楼，一时人心惴惴，诗中‘脱叶‘啼鸠句喻知识分子之心态也。‘邯郸无梦‘妄膜尽褪则言先生胸怀高旷，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堕尘劫矣。足徵诗人颖悟，见微知著，故能摆脱尘烦，得非所谓机动心应者乎？”“脱叶”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脱叶犹飞，风向未定：古人过此，尚有黄梁美梦可作，而他夜过邯郸，正是入梦之时，却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净，连梦都没有了……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1957年吴被补划成右派）。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的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何以能逃过此劫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先生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杨绛说：

“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钱锺书的不说确实保护了自己。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绝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

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中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革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毫无来由的，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却自己一贯做人的本心。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意义，这一年在中共执政以后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标志意义，让中国知识分子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但对于钱锺书以及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反右”还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

（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