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清单”不能止于公布

伊一芳

今年北京将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底前公布市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8月19日，北京市政府下发《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对57项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并设定完成时限。（8月20日《新京报》）

“要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今年是在省一级公布，明年推向市县一级，晾晒清单，让社会监督，也让老百姓明白，权力不能滥用。”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的铿锵表态。无疑，北京市此举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做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工作的一个缩影。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简政放权，并推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切实管好“有形之手”，使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从一些地方和部门公布权责清单的实践来看，此举不仅方便了百姓办事，还有助于发挥监督职能部门的作用。同时，公布权责清单还明晰了政府部门权力运行的规则和边界，有利于促进政府部门加快职能转变，更好地推进现代型服务政府建设。

不过，公布权责清单只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第一步”，“一纸清单”要落到实处，并能实施成一个长期有效的政策，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仍需要高度关注。如果相关制度的设计不科学不合理，那么也难以落到实处，“权责清单”将会是一个“样子工程”。从国外的反腐经验来看，从制度上规范和约束权力，推动反腐制度建设，需要把社会的反腐热情和巨大能量纳入制度的轨道，强化社会监督，才能釜底抽薪，才能让遏制腐败和打击腐败来得更持久，这也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权责清单”的实施需要参照政府职能的行使，也需要听取民声需求，只有两方面都契合好，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让“权责清单”从“纸面清单”变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惠。

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权力“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因此，如何做好权责清单公开的相关工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权责清单的编制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防止行政机关在权力清单中塞入私货、留下后门——该下放的权力藏起来，不想承担的责任推出去。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是“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决心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要下决心放权”，对“可与不可”的最终判断权，不能是（或起码不能仅是）被改革对象自己。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层面，还需要加快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现“权责清单”的制度化和反腐常态化。这就要求首先要明确权力的“边界”，依法定权，明确权力与权利的“大”与“小”，严格按“单”用权和按“单”获利，做到权力入“单”，获利依“单”，为权力和权利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依据，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对清单内的权力越界、权力不作为等行为的处理，应以法律的形式使之更加明确，让各种超出权力清单的行为受到约束或惩处，使权力行使者提高约束和自警意识。

一言以蔽之，改革之路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权责清单”同样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与深信，只要立足改革实际、瞄准法治方向、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在实践中动态完善权力清单，敞开大门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党和政府绝对有能力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用“权力清单”编制好“制度的笼子”，管好权力并遏制腐败，从而让公权力真正回归公共服务，让服务型政府的阳光照进市场和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