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下的阅读值得警惕

胡子华

当我们回顾吉卜林、叶芝、柏格森、托马斯·曼、T.S.艾略特、福克纳、帕斯、海明威、加缪、贝克特等这支诺奖作家队伍时，我们应该承认瑞典文学院确实给出了一份还不赖的阅读书单，尽管其中也掺杂了一些面目可疑的作家，例如赛珍珠、高尔斯华绥、米斯特拉尔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可以举出另一支规模庞大的奖外队伍，他们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有逾越之势。单看20世纪，随手就可列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里尔克、庞德等等。这份名单之所以这么信手拈来，是因为每次有人要鄙夷一下诺奖时，这些名字就会被不断重复。

这支奖外队伍名单固然可以算作警惕诺奖下阅读的原因之一，但这更直接指涉的是评奖的公正。但就文学评奖而言，本来就不可能存在清晰、一致的评判标准，因此这种指涉看起来就是个泥潭，是完全争辩不清的。

而诺奖下的阅读真正令人可疑的是，在过分娱乐化和市场化的诺奖事件主导下，各国书商和出版商紧盯榜单的做法，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趣味和文学判断，变成了诺奖的传播渠道，这使得书店里大量充斥着诺奖作品和准诺奖获得者的作品。比如在中国，每次去书店，我们总能见到村上春树和昆德拉的作品集摆得满满的，内容都一样，但封面和装帧不断地翻新，这可能也是长期陪跑者的另一份市场“收获”。

但正因文学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所以它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就显得尤其珍贵。而在诺奖书商主导的赶时髦、追时尚的阅读风气下，我们的文学视野恰恰没有变得更开阔、更全球化，而是愈来愈窄，甚至还可能愈来愈自负。尤其是诺奖本身带有的欧美中心文化圈视角，读者很可能会因为读了泰戈尔就据此去想象印度文学，读了索因卡就夸夸其谈非洲文学，但只有我们看到别人通过莫言来代表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其中的荒谬。

换言之，所有文学都是其自身传统的产物，而这个传统的构成序列可能会是很漫长的，中国的古典传统就是如此。但在这个意义上，诺奖主导下的追求新鲜感的文学阅读是省心省力的，其背后构成序列中的其他经典则成了灰尘扑扑的博物馆陈列品。因为我们宁肯去读《丰臀肥乳》也不愿去读诸子百家，我们宁肯抱着《暗店街》也不愿重新拿起《荷马史诗》。

正如库切举例耶利内克、奈保尔和贝克特的诺奖颁奖词时说的那样：“这三句颁奖词本身没有错，但这样的总结似乎是有意要突出他们光明的一面，尽管他们作品本身的内核，是相当黑暗的。”诺奖下的阅读也正是如此，虽然作为一份书单，它是合理的。但一旦这份书单被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不断放大的时候，它原本意义背后的阴影也就出现了。换言之，诺奖下的阅读值得警惕的，不是它呈现了什么，而是它遮蔽了什么。

（摘编自“腾讯文化”）

诺奖评委会的爱与不爱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大体青睐于这样的文学作品：第一，以宏大视角和悲悯情怀书写人类充满苦难和困窘的历史；第二，有社会担当意识和现实介入力度；第三，有鲜明的本土性、民族性（接地气）；第四，有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尤其看重苦难中的人性表现所引起的灵魂冲击力，从而将人的精神引向崇高的理想主义航标，此即“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

与其相关，评委们不大喜欢个体小视角透视下的过于琐碎的个人生活片段、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亦即对游离于社会，疏离于民众的一己喜怒哀乐、卿卿我我不感兴趣。

（摘编自《羊城晚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