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新气候

徐方清

1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图/新华

在遭遇连环恐怖袭击不到20天后，笼罩在巴黎上空的阴影渐渐消散，象征着和平与环保的绿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色调。当地时间11月29日晚，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被法国一家绿色环保组织用激光装扮成“绿色丛林”，迎接次日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位于巴黎北郊布尔歇展览中心的大会会场内，白色椅子上的软坐垫也全部设计成绿色。11月30日上午9时刚过，来自全球195个国家的代表陆续在会场内落座。而15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到来，更让在巴黎举行的这次会议成为迄今规格最高的一次气候变化大会，较之6年多前哥本哈根会议时的80多位领导人，翻了近一番。

恐怖袭击没有阻挡住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前来巴黎的脚步，一周前爆发的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也没有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大会;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与会，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气候变化大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谈判代表团代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番来到巴黎，已经是邹骥第19次出席气候变化大会。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所以能够吸引15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到来，在邹骥看来，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广泛共识，“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技的层面上升到经济、政治的层面。”

法国总统奥朗德作为东道主领导人在致开幕词时称，打击恐怖活动和气候变暖是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两大全球挑战，“我们须留给子孙一个比不受恐怖活动威胁还要美好的世界，我们必须确保灾难不会降临在地球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巴黎大会要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与哥本哈根会议将领导人发言放在第二周的安排不同，巴黎将各国领导人发言安排在了开幕当天。因为参会领导人的数量众多，发言被分在了两个会议厅同时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纳厅发表讲话。

邹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不同之处是，虽然还是存在种种分歧，但“共识更多，基础更牢”。

邹骥认为，从认识上，全球气候变化如今已经是不争的科学事实，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另外，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对于全球经济的恢复是一个契机，而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问题治理还会产生外溢效应，可以为其全球经济和安全治理加分。

围绕着新能源和气候变化，有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正在发生和酝酿。一个普遍的预期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围绕着能源，将会出现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是因为，历史上的科技革命也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

“未来谁能更早地适应这个大势，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通过这一轮科技革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邹骥说。

1992年，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愈加严峻的负面影响，推动国际社会更加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199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自此，国际社会围绕着气候变化开展了国际谈判进程。

在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看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二十多年的历史脉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章立制阶段，主要特征是通过了《公约》，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第二个阶段是规则的发展、演进阶段，主要是巴厘路线图的形成，以及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到2010年坎昆会议，就进一步强化公约的履行作出安排;第三个阶段为“德班平台”谈判进程，即今年的巴黎协议谈判，主要是对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问题达成协议，被视作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前夕，高风对媒体表示，2011年《公约》启动“德班平台”谈判，明确2015年要达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巴黎协议，标志着气候变化谈判重心转向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安排。

巴黎会议还可能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模式由《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模式的一次重要转折。

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各方对巴黎大会如期达成巴黎协议的政治意愿更加明确。在2013年华沙大会上，国际社会同意以“国家自主贡献减排”（INDC）形式提出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此后，INDC成为各国行动的主要载体，由各国自主决定，同时接受必要的外部监督，推动各国定期提交和更新减排“贡献”。

目前，中国、美国等160多个国家提交了INDC，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90%以上，这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新的协议铺下较之以往更加牢靠的基础。

不是“别人要我做”，而是“我要做”

对于邹骥所在的中国谈判代表团来说，虽然谈判目标可期，但过程依然会艰难。谈判涉及到190多个国家，注定了每一项谈判的超高难度，“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功亏一篑”。

早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的一周前，11月23日晚，中国谈判代表团部分成员就先期到达巴黎。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会前进行双边、小多边的磋商;另一部分是后勤准备工作。

如今中国代表团的谈判代表有三四十人，规模较之上世纪90年代邹骥刚加入代表团时翻了一番还多。连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在内，《公约》缔约方会议如今已召开了21次，除了中途缺席过两次，邹骥一共出席了19次。2000年时，邹骥一个人就要负责3个主要议题，而现在每个主要议题，都至少能安排一个谈判代表。

但即便现在人手已相对充裕，由于谈判涉及议题和方面太广，每一个谈判代表的工作量仍异常繁重。

比起中国谈判代表团规模的变化，邹骥印象更深刻是，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更加积极，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也更有自信。在谈判业务和技术方面，有固定的技术专家和谈判经验丰富的官员。在各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敢说是最好，但也是比较优秀的一支队伍”。

11月29日，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前夕，意大利罗马举行盛大游行，呼吁采取行动改善气候变化。图/新华

国内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重大转变则表现在，以前人们往往认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制约经济发展，而现在，这样的认识已经逐渐变为，建设生态文明、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气候变化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拖累，而是会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陈永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治理上的力度也在加大。在2009年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曾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而事实上，到2014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比2005年下降了33.8%。

2015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明确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努力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在2009年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目标的唯一发展中国家。但同期内，发达国家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幅度在15%左右，世界平均水平则基本没有变化。

此外，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9月中美元首互访期间，中美就气候变化连续发布两份联合声明。进入2015年，中国还与印度、巴西、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9月，中国宣布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日前在一次记者会上回答“哪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称榜样”的问题时指出，中国采取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榜样意义。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确定，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非常非常认真”。

“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上的努力已经超越了能力相应的原则。”陈永龙说。这些努力也是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体现。2015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包括这样一条内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认为，中国之所以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也基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淘汰过剩产能，提高清洁能源、新兴产业比重，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曾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是“别人要我做”，而是“我要做”。而中共中央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此后，不论是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习近平常常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多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还强调指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