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

于建嵘

每一次离开母亲，我都是难过的。这一次更加如此，甚至有些悲伤。

临行前，大姐试图与我讨论母亲百年后的一些安排。我非常不高兴，很生气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理睬她。

事实上，我知道大姐是对的。母亲已经85岁了，自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最近一个阶段，她经常大小便失禁，时常处于意识混乱状态。许多亲朋好友都认为是该考虑母亲的后事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反驳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出现，她都能清晰地说：“你是我的满崽。”

我是母亲的满崽，这是千真万确的。母亲共生育了四个孩子，除我哥哥已经病逝，我还有两个姐姐。在我们姐弟中，我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应该有50年了。

早年，“文革”期间，我父亲因49年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被打成了土匪加当权派。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被强制下放农村，可又被农村的恶人欺负而流落街头。在街头讨生活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从来没有分开过。文革后，父亲虽被平反，但因已被迫害致死，母亲再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她在城里打零工抚养我读高中。1979年我16岁，参加了高考。在得知高考分数达到了大学本科分数线后，我对母亲说：“四年后，我一定要让您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应该说，我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的。我大学毕业后，母亲就再没有外出打工，一直同我生活在一起。最初是衡阳，然后到了北京。2012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先是由大姐从南方赶过来照顾她，后来母亲说想回老家看看，便回到了湖南永州大姐家。大姐说，母亲是想叶落归根了。

我知道，我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当年，我们那个小城考上大学本科的没有几位，左右街坊经常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母亲跟着我走南闯北，总的来说，她对生活还是满意的。如果有人在她面前显摆某某当了多大的官，某某发了多大的财，母亲就会说：我儿子没有当官，但他会写文章，还出了好多书呢。我儿子没有发财，但我们也从来没有饿着和冻着啊。

我也知道，我又是母亲担忧所在。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实际上有着深深的忧虑。她最担心我受到他人伤害。但她绝不轻易表达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少数几次。当我因坚持不加入任何党派而被告知不适合在政府机关重要岗位工作，必须调离时，母亲说：当教师也是很好的，只是……只是什么？母亲没有说，但我是知道的。

自母亲回湖南老家休养后，我一有时间就往永州跑，差不多每一两个月就要回去一次。起初，母亲看到我来了，会很心疼地说：没有事跑来跑去干什么？累不累啊？我总会说：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有时间不回家，您让我到什么地方去啊？她听后，会很高兴地哈哈大笑。后来，随着病情加重，她记忆出现了问题，明明我刚离开她回到北京，她在电话里会说：你好久回来看我？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每听到此，我的心就会颤抖，恨自己分身无术，责怪自己无力医治母亲的病患。再后来，就是现在，她已不记得谁来看过她了。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最深处一定是记得我的，一定在盼望我的守护。

母亲在一天天老去，我的心也一天天沉重起来。我现在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同她一起经历过的苦难和欢乐。有一种观念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母亲才是我的精神家园。这几十年的奋斗，无论有多么艰辛，只要想着她，我就有了力量，有了奋斗的勇气，有了克服困难的智慧。

自然法则是不可改变的。无论我如何不愿意，无论我如何努力，与母亲最终离别的那一天正在一天天逼近。我必须痛苦地面对，但我不能因此沉沦。如果我放弃了努力，下辈子还有什么资格再成为母亲的满崽？

（无名摘自作者新浪博客，图/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