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学说的质疑

魏燕利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中国与印度虽有高山瀚海之隔，但自古以来文化交往却源远流长。就体育文明而言，印度有享誉世界的瑜伽，中国则有自成一体的导引术。瑜伽起源于古印度，其原典《瑜伽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界尚无定论，“大抵认同是由钵颠门者梨（Patanjali）编纂而成，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而现存《瑜伽经》则大约在公元四五世纪成型”［1］。导引术起源于中国先秦，而据《引书》和《导引图》等考古资料证实，其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已被著之于书帛。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贸易往来渐趋频繁，尤其是隋唐时期，中印之间的交往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既然如此，瑜伽与导引术，这两种类似的体育文明成果间是否也有过交集或碰撞？对此，体育学界大多予以肯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受瑜伽于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推动，出现了对古印度瑜伽对外传播和影响夸大的学术倾向，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导引术曾受古代印度瑜伽影响的学说。该学说的先导是中国古代导引功法“天竺国按摩”和“婆罗门导引法”为印度婆罗门教或佛教功法说。其“始作俑者”应为郭希汾。郭希汾在其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史》之“达摩之十八手”部分中曾讲：“予按印度婆罗门教徒有按摩十八势、婆罗门导引法十二法，以一定之时间行之，其结果有身体强健之征验，则达摩之十八手，或即按摩法、导引法之变相欤。”［2］此语中的“按摩十八势”，即指孙思邈《千金要方》载录的“天竺国按摩”十八势，而“婆罗门导引法十二法”则指晚于“天竺国按摩”的、在《摄生纂录》《遵生八笺》等文献中载录的“婆罗门导引法”。可见，郭希汾认为这两种导引按摩法来自印度，且为印度婆罗门教的功法。其后，著名体育史家唐豪先生首先因袭了郭氏的观点，他曾讲：“生于隋初的大医家孙思邈，在他的遗著《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十二养性篇里，还保存着印度传来的‘婆罗门十八势’。”［3］二十多年后，这类说法中的婆罗门教则被代之以佛教，演变成了“天竺国按摩”十八势为印度佛教导引按摩说。

以“天竺国按摩”和“婆罗门导引法”为印度婆罗门教或佛教功法说为先导，自1990年代，体育学界又形成了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的学说。该学说最典型的阐述是陈丽霞和史兵等在其《瑜伽的中国化进程研究》［4］一文中的论述：“自西汉以来，印度教的瑜伽行派开始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易筋经”、唐朝流行的“天竺按摩法”、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均是受瑜伽的影响而形成的。”该学说虽振振有词，但细究起来是需大可怀疑的。对此，有的体育学著作中已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如王亚琼等著《民族传统体育学》中就讲：“隋唐时期，出现了以‘天竺’、‘婆罗门’为名的一些导引术，表明了导引术与古印度瑜伽术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但细究这些功法，除个别以外，大多是中国传统的导引术式，只是冠以外国或佛教名称而已。”［5］此处，作者虽然承认导引术与古印度瑜伽有某种程度的结合，但又认为所谓“天竺按摩法”“婆罗门导引法”仅是冠以外国或佛教之名而已，大部分实质内容并非外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解开“易筋经”“天竺按摩法”和“婆罗门导引法”的“身世之谜”，是验证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学说是否成立的关键。

一、“易筋经”受瑜伽影响而形成说殊难成立

陈丽霞和史兵等在《瑜伽的中国化进程研究》一文中不仅提出了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是受印度瑜伽影响而形成的观点，而且还作了如下论证。

《易筋经》传授的功法，大致可以分为练形、练气、练意，这与印度古典瑜伽提出的“八支行法”即内修、外修、调息、练意大体相似。如果把《易筋经》十二势与印度瑜伽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运气与身体姿势方面有些相似，如“到（应为‘倒’）拽九牛尾”与瑜伽“牛头功”，“韦驮献杵”与“勇士功”，“出爪亮翅”与“孔雀功”等都很相似。［4］

细究此论证，不仅存在对印度古典瑜伽“八支行法”的认识和表述不够准确的问题，也有与易筋经之功法随意附会之嫌疑。对瑜伽“八支行法”的翻译有多种，有的译作“持戒、精进、坐法、调息、摄心、专注、冥想和三昧”［6］，有的译作“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定、三昧”［7］等，一般没有“内修、外修、练意”之类译法。此类译法太过于附会中国式功法，有失古典瑜伽“八支行法”之本义。

退一步讲，暂且不论“易筋经”是否曾受过印度瑜伽的影响，就上文所引该学说中的“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易筋经’”之语而言，显然，此语背后的根据是相信“易筋经”功法或《易筋经》一书的达摩创始说，而此创始说早已被清代学者凌延堪，民国学者徐哲东、唐豪以及当代学者周伟良等质疑并否定掉了。尤其是周伟良对《易筋经》一书之版本流传、内容增演等考证尤为精详。按照他的观点，目前《易筋经》一书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的明代抄本“西谛本《易筋经经义》”，而人们常言的“易筋经十二势”最早见于清道光年间出版的“来章氏辑本《易筋经》”［8］。由此，“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易筋经’”的提法不仅是轻率的，也是无视近代以来关于“易筋经”研究重要成果的表现，而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是受印度瑜伽影响而形成的说法也更是子虚乌有，殊难成立。

二、“婆罗门导引法”主要源于“天竺国按摩”

据现存文献证实，“婆罗门导引法”最早见于唐代王仲丘（邱）的《摄生纂录》，后来被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载录。此导引功法虽冠以“婆罗门”的名号，却不一定与印度或瑜伽有关，而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关系确切。请看下页表1。

由表1可知，“婆罗门导引法”中共有导引术式12节，其中有8节能在“天竺国按摩”中找到相同或近似者，可见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摄生纂录》的作者是王仲丘（名冰，字仲丘），宋代陈振孙认为他是唐“宝应中人”［11］。“宝应”为唐代宗李豫年号，为公历762～763年。《备急千金要方》为“孙思邈著于晚年，时在初唐”［12］，要早于王仲丘著《摄生纂录》至少百余年。由此推论，《摄生纂录》中的“婆罗门导引法”肯定是既以《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为蓝本，又秉承“天竺国按摩”中“此是婆罗门法”一语之意指，顺便将其新创功法命名为“婆罗门导引法”。当然，完成此事的人应该是王仲丘本人，因为他曾在注释《黄帝内经素问》的序言中自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13］，所以创编此导引功法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婆罗门导引法”应该是唐代王仲丘以“天竺国按摩”为基础，编排和重新命名而成的。如果细究其功法内容，不仅其术式名称中的“龙”“龟”“鸾”“麟”“凤凰”和“仙人”等名词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而且每个术式的动作特征也与中国本土的导引术式相符，所以看不出有受印度瑜伽影响的信息。

表1：“婆罗门导引法”与“天竺国按摩”中相同或相近的导引术式一览表

三、“天竺国按摩”源自《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

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学说认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是自印度传入的，或是吸收了印度瑜伽的某些术式。这一论断全是依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此是婆罗门法”［10］481之语作出的，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更具体的证明。仅凭孙思邈的一己之说，即下此论断，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所以有必要对“天竺国按摩”中的具体功法之来源考证后，再下论断也不迟。对此，有的学者已发现，“天竺国按摩”中的功法是来自东晋道林的《太清道林摄生论》［14］。表2 是将此二者中的导引术式进行的对比。

表2：《备急千金要方》之“天竺国按摩”与《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中相同或相近的导引术式一览表

通过上表可知，《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与《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都有18个导引术式，其中，两者相对应的第1、6、7、9、11、16式的文字表述完全相同，而对应的第2、4、5、8、10、12、17、18式的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只有对应的第3、13、14、15式的文字差异稍大些，但它们的动作本质仍然是相同的，其中的差异应该是在传抄时有意无意间产生的。两者导引术式的相似性，证明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有学者考证，《太清道林摄生论》为东晋道士道林著作之残卷［16］，而孙思邈编著《备急千金要方》是在晚于东晋200年左右的唐代，那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则应是源于《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其实，除“天竺国按摩”外，《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直接以“道林养性第二”为标题，转录了《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其它一些内容。由此推论，《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肯定是直接以《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为源头的。

四、《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与佛教、瑜伽无关

上文已提到，《太清道林摄生论》为东晋道士道林作品之残卷，受佛教或瑜伽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极小。从该道书编撰的文化背景来看，东晋时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虽然已在中国汉地传播，但当时人们对其认可度还不很高，佛道之争还较激烈，所以很难想象，作为道教徒的道林会主动吸收人们不太认可的异族文化的东西。更何况，对导引按摩之类养生功法而言，中国自古并不缺，可以自给自足。最重要的是，东晋时瑜伽还不一定传到中国汉地，毕竟瑜伽与佛教不是一码事。古印度瑜伽是一种完整的信仰修持体系，而非近代以来强调动作造型而轻视信仰修持的现代瑜伽可比。因此，即使古印度瑜伽独自或借助佛教向中国有过传播，那也不能只传播其中所包含的导引按摩动作，而不负载其它瑜伽文化信息。的确，不仅《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中没有佛教或瑜伽文化的蛛丝马迹，此“按摩法”之外的其它内容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总之，可以肯定《太清道林摄生论》及其“按摩法”完全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没有受过外来文化影响的迹象。

《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缘何又在道士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变成了“天竺国按摩”？这应该还是与文化背景有关。孙思邈所在的隋唐时期，佛教已十分兴盛，“中国或许出现过崇尚古代印度文化的思想潮流，再加上人们贵远贱近思维习惯，造成有人故意把这套本来无具体名称的导引按摩法冠之以“天竺国”和“婆罗门”的名号”［17］。其“始作俑者”，吴志超认为正是孙思邈［18］。孙思邈他将《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大部分内容转录到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并更名为“道林养性”，而在抄录《太清道林摄生论》之“按摩法”部分时，由于受当时文化氛围的影响，顺便将原文中的“此是神仙上法”［15］471，改为《备急千金要方》中的“此是婆罗门法”［10］481。如此，或许有利于此导引功法的传播，却也给后世造成了极大的误会。

另外，在南北朝时的道书《正一法文修真旨要》中有“导引十九法”［19］，不仅其所含导引术式中有十八式与《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或《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大致相同，而且其说明文字中也未有“天竺国”或“婆罗门”等外来文化的信息。可见，此“导引十九法”或许恰好来自《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或与其同源，但非来自域外。

结论

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的学说以“天竺国按摩”和“婆罗门导引法”为印度婆罗门教或佛教功法之说为先导，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易筋经”“天竺国按摩”和“婆罗门导引法”是由印度传入或是受印度瑜伽影响的结果。但通过对此三者的考证得知：

第一，《易筋经》一书始见于明代，后来较流行的“易筋经十二势”则出现于清道光年间，二者既非自古印度传入，也非古印度瑜伽影响下的产物。

第二，《摄生纂录》中的“婆罗门导引法”以《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国按摩”等为上源，“天竺国按摩”的原形则是《太清道林摄生论》中的“按摩法”。此三者皆为中国本土的导引功法，其导引术式非自印度传入，更没受过瑜伽影响，只是命名方面，受古印度文化在唐代盛行的影响，被冠之以印度古称或古教之名。

总之，中国古代导引术受古印度瑜伽影响学说的主要立论依据是靠不住的，自然该学说也很难成立。不过，以佛教为代表的古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是不容低估的。就导引术而言，也概莫能外。从“天竺国按摩”“婆罗门导引法”的命名到“易筋经”被假托于达摩名下，也可算作受印度佛教等文化影响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影响是表面的，并未触及功法实质，所谓真理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不可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而将这种影响随意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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