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江南：水利双刃剑

文/刘丹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在我国大西北半干旱地区的高山荒漠边，有一片如同江南风光般的肥沃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塞上江南”。在这里，大漠的金沙、黄土的丘陵与江南的水乡绿稻、林翠花红相互辉映，交织出一幅“塞上江南美好画”的五彩画卷。

宁夏平原是中国水稻集中产区之一，被誉为“塞上江南”和“西北粮仓”，虽然地处我国内陆地区，降雨量稀少，但水量丰富的黄河恰好流经平原的全境。因此，只要因地制宜在平原上兴建水利工程，引黄河水灌溉，宁夏平原的大部分土地便可开垦为农田，因而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宁夏的水利建设。可是，当宁夏平原通过兴修水利成为“塞上江南”后，谁又能想到，过度的水利建设竟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大兴水利造就“塞上江南”

宁夏平原凿渠引水、灌溉农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较早的文献中，找不到秦朝曾在这里兴建水利的记载。不过秦人曾在此凿渠的传说，却广为流传。相传宁夏平原黄河以东的秦渠，就是因为由秦人开凿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东渠，据说这个名称也与它位于北地郡的黄河以东有关。

两汉时期，宁夏平原上的灌溉工程进一步增多、扩大。相传汉武帝时开了一条新渠，即后人称呼的汉渠或汉伯渠。这条渠道的引水口在秦渠渠首上方，它绕过秦渠的南面和东面，到富平北面回注黄河。东汉时期又开凿了两条很长的灌渠：一条叫汉延渠，是由郭璜主持，于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穿凿。相传它是在原来北地西渠的基础上延展而成；另一条由徐自为主持穿凿，在汉延渠西面，与汉延渠并行向北延伸。因为徐自为的官职是光禄勋，所以人们又称这条新渠为光禄渠。可以说，后来银川平原的水利布局，在汉朝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魏晋时，活跃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入居黄河流域。北魏在宁夏平原修建的最重要工程是艾山渠，由薄骨律镇（治所在今灵武县西南）镇将刁雍主持，修建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到唐代，宁夏引黄灌渠有薄骨律渠、汉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光禄渠、尚书渠、七级渠、特进渠等。北宋前期，宁夏一度为西夏政权割据。西夏统治者李元昊在1032年至1048年间，曾修建长300多里的李王渠（又名昊王渠），大约是对北魏艾山渠的重建。元代，郭守敬修复宁夏灌区，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银川一带有古渠，其中唐徕渠长400里，汉延渠长250里。其他州还有长200里的大渠10条，大小支渠68条，共灌田9万多顷。

到了明代，除利用旧渠外，有铁渠、新渠、红花渠、良田渠、满答喇渠（都是唐徕渠支渠）、石空渠、白渠、枣园渠、中渠、夹河渠（以上在今中卫）、羚羊角渠、通济渠、七星渠、贴渠、羚羊店渠、柳青渠、胜水渠（以上在今中宁）等各渠出现。灌区向青铜峡上游发展，用大量修筑石坝石堤，加强引水和泄洪能力。

清代康熙47年（1708年）开大清渠，灌溉唐徕、汉延二渠之间高地。雍正四年（1726年）开惠农渠，取水口在汉延渠口下游，灌溉汉延渠以东地区。同年又开昌润渠，灌溉惠农渠以东至黄河间的滩地。

民国年间，宁夏灌区分为河东区、河西区和青铜峡上游的中卫、中宁区，据1936年资料，共有支渠近3000条，干渠总长2600多里，共灌田1.8万顷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建成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实为宁夏古灌区的延续，对古老的干、支渠进行了裁弯取直和扩建，并相应增建了渠系建筑物。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结束了长期无坝引水的历史，使全灌区形成了统一的灌溉系统。

兴修水利让森林急剧减少

历代持续的水利开发使宁夏地区农牧林比例严重失调，生态平衡被打破。在秦王朝以前，宁夏平原境内的生产活动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只占很小的比重。秦以后，历代重农的大一统王朝都很重视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事业，因而引黄灌溉能力逐渐增强，到清代则达到了其顶峰。与此相适应，宁夏平原的土地垦殖面积也随之逐渐增多。这就意味着，在有限的地域内，牧业用地和林业用地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林木、草类是水利开发中开凿新渠道的必备物料，每年对各渠道的修浚更需要大量的像沙椿、红柳、草之类的原材料。宁夏贺兰山在唐代时曾有大片森林，到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时，贺兰山的林木仅见于“悬崖峻岭之间”。到清代，由于清政府积极垦殖的政策，加上巨大的人口压力，宁夏地区水利开发的规模更是超越了历代，不仅修浚了旧有渠道，又开凿了三道大干渠。水利开发力度的加大，对物料的需求更加突出，山上的林木全砍光了，“园林庄柳，任其砍伐”。

除了林木外，每年仅渠道“岁修”一项就需用“坝草”上千万束。对于像宁夏平原如此干旱少雨的地区，森林和草原都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而森林草地遭受重大破坏后，土壤就失去了庇护，生态环境随之出现恶化的趋势，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土地沙漠化进一步加重

持续的农业开发和水利建设加重了宁夏平原地区的土地沙漠化。

宁夏平原在历史早期就存在局部的土地沙漠化问题，关于宁夏土地沙化的最早历史文献记载是《魏书·刁雍传》，据该书所载，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方沃野镇因军粮匮乏告急，薄骨律镇（在今宁夏吴忠市北）镇将刁雍上表奏曰：“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尤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

虽然，宁夏地区历史上早就有土地沙漠化现象，但早期还不是那么严重，宁夏平原土地沙漠化的加剧从明代开始。明代很重视发展宁夏镇的水利事业，因此，各卫所屯垦事业空前发展。明永乐年间宁夏平原垦田为8337顷，到万历年间垦田增长到1.8万顷，是永乐年间的2.15倍。垦田面积的急速扩大，又遇上明代气候小冰河期，气候变冷，更加速了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清代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持续开垦，到乾隆时期，宁夏平原的田地已经达到2.9万余顷，比明代的1.8万余顷多出1.1万余顷。加之清代人口的激增，到乾隆时，宁夏人口已经达到135万之多，比明代最盛时的13万扩大了10倍多。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农业用地侵占草地、林地的现象更加厉害，而且，清代还征收“青草”和“坝草”等，据王全臣《上抚军言渠务书》中记载：“宁夏卫并左右二卫及平罗所共辖五十二堡，约计田九千八百二十九顷有余……纳青草共三十八万三百余束零，纳坝草六十一万零。”

如此巨大征收量导致的后果就是植被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加剧。在乾隆年间，黄恩锡在《丁丑春登中卫城》一诗中写到：“浮沙高拥隐边墙，渺渺烟云接大荒。”此时，清代宁夏平原的沙漠化已经非常严重。并且，由于沙漠化的加剧，使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清代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渠道常常遭受淤塞之苦，年年都要修浚。

土壤盐渍化总面积不断增加

宁夏平原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由于第四纪持续沉降，在沉降幅度最大的永宁—银川—平罗等处，地势特别低洼，史前时期就存在着沉降型湖沼和盐化土壤。汉代的主父偃曾经说河套地区“地固泽咸卤，不生五谷”，正是反映了宁夏平原的原始自然景观。

历史上宁夏平原的农业开发，通过引黄灌淤、种稻洗盐、开沟排水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灌区内大量的原生盐化土壤。而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持续的农业开发过程中，土壤次生盐渍化的问题逐渐加剧，使盐渍化总面积不断增加。据统计，宁夏平原在明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为188万亩，其中盐渍地就占4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5%左右。到清乾隆年间，耕地总面积为217.3万亩，盐渍化面积为66.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超过30%，土壤的次生盐渍化已经影响到了宁夏引黄灌区农田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发展。例如“银川”地名的由来，它不是指富产白银的平川，而是到处盐碱，地表色白如银的缘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平原的土壤盐碱化情况才开始有了好转。青铜峡高坝的修建和渠道位置的调整以及排水网的建设，使得土地盐碱化的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减轻。